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围棋运动员 媒介形象研究

据 杭州智力运动文化 公众号报道

一：

研究背景

运动员作为体育运动的主体，也是大众媒介体育新闻报道的主角。对运动员的新闻报道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美国[1]。而在我国，虽然早在1872年就有了对赛马和赛马运动员的报道[2]，但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竞技体育的相关大众媒介新闻报道普遍数量有限、内容单一、口径相似，且多为政府喉舌工具[3]。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竞技体育水平大幅提高，体育事业的腾飞带动了体育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1984年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成功举办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围棋热”，随后的第二年《围棋天地》创刊，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具权威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围棋专业期刊，发行量达到20万[2]，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新浪棋牌网站和弈客围棋APP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对以《围棋天地》为代表的传统印刷媒介造成了一定冲击。

运动员的媒介形象反映的是体育运动本身、大众媒介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互构。在这近四十年时间里，对围棋运动员的报道屡见不鲜，棋手的媒介形象也从单一逐步走向多元，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围棋事业图景。

通俗的来说，媒介形象指媒介在受众心中留下的某种理念，这种理念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由一个持久性的过程而来[4]。本研究关注的是那些能够接触到相当大量的受众或是不知道姓名的读者的媒介，主要包括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在本文语境中，围棋运动员的媒介形象是指在大众媒介在其受众心中留下的对棋手的较为长久的总体印象和评价集合。

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棋事业蒸蒸日上，从以一己之力逆转无望战局的“聂旋风”聂卫平，到六夺世界亚军最后完成浴火之变夺冠的常昊，再到如今最年轻的“七冠王”柯洁，国内的棋手们因其高超的棋艺、坚忍不拔的意志成为一代代青年人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报道功不可没。

当下，新媒体的出现和流行意味着运动员的媒介形象已经逐步从他构转向可选择的自我建构，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传播，围棋运动员的形象实际上早已超出了他们本身的形象。

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如今的电子媒介，围棋运动员在国家、时代、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经济以及传媒属性的种种因素影响下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媒介形象？大众媒介在分别塑造男棋手和女棋手的形象时是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带有数量或质量上的倾向性？本研究即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推动围棋事业的发展和围棋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当下的围棋新闻报道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为今后媒体客观正确塑造棋手形象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参考。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在研究目的需要的前提下，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网站等书籍资料和电子资源数据库平台逐次以篇名、全文、主题词、关键词为检索项搜集1978年以后与“运动员”、“围棋”、“形象”、“媒体”相关的专著、论文，作为参考佐证资料。

（二）内容分析法

选取2019至今以《围棋天地》为传统媒介代表、以及以新浪体育和弈客围棋APP为电子媒介代表的围棋运动员相关报道作为总样本量，抽样554篇围棋新闻报道，并提取其中图片共4430张作为研究样本，运用Excel等软件进行数理统计，剔除重复性内容和转载资料，进行数据归纳和分析。

（三）量化分析

对于体育记者和媒体来说，其目的在于为读者、观众做出准确的新闻报道，其信息中涉及了大量对读者和观众产生影响的主观阐述。为了减少和避免受到分析者的主观影响，对以上数据资料进行量化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分析评价方法。因此，先对以上汇总的数据资料进行内容分析：以文章数量、图片数量、图片质量作为指标，分别对不同媒介中男棋手和女棋手的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并揭示其反映的内在特征。

（四）案例分析

以改革开放以来对围棋运动员的相关报道和现实为依据，开展具体的案例分析，采取逻辑与历史、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阐述模式，分别选取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及本世纪影响力最广的四位围棋运动员聂卫平、芮乃伟、柯洁和黑嘉嘉为个案，讨论典型的国内男女围棋运动员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异同，分析中国围棋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历史变迁，为得出合理有效的媒体报道建议提供实际例证。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围棋运动员相关报道的量化分析

本研究共收集了554篇报道和报道中的4430张图片，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和男女差异的视角均可以分析围棋新闻报道所蕴含的内涵，以及其对棋手群体媒介形象的构建。

1。图片运用场景分析

首先，从三类媒体的图片所反映的对象（表1）来看，运动员是图片中最重要的对象，占到图片总数的八成以上，而2011年国际体育新闻调查（ISPS 2011）的结果显示仅有不到60%的体育新闻报道关注对象是运动员[5]；其次是赛场周边；最后是有关研究室里教练和队员们的讨论推演。就运动员图片占比而言，传统媒介比新媒介占比稍低，但总体比例是类似的。由此可见，棋手是围棋新闻报道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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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员图片的具体状态可以从表2中看到。在3742张对象是运动员的图片中，画面大多聚焦于棋手们在比赛时赛场上的状态，或是对局中的沉吟苦思，或是对局后的懊恼痛苦。此外，棋手们在非竞争状态下的照片也平均占到了总图片的15%左右，这些照片描述的不仅包括棋手受访、领奖等与竞技相关的事件，也包括棋手们的私生活，例如伤病、求学、婚嫁、综艺录制等与竞技无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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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看，传统媒介似乎对非竞争状态下的棋手有更多的关注。与其他项目不同，围棋新闻报道在展现棋手非竞争状态下的面貌时，较少描述负面事件，只偶尔可以注意到棋手的伤病情况，但在如《体坛周报》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体育报纸上，有不少图片描述的是关于运动员的不良事件，如酒驾行为、桃色新闻、无故罢训等[6]。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围棋新闻报道在图片运用上不仅展现了棋手们在竞争状态下的千姿百态，也体现了棋手们在赛场外的私人生活，且以正面为主，丰富了棋手的人格魅力，使棋手的形象更加饱满、真实、正能量。

2。男女运动员对比分析

对传统媒介新闻报道和电子新媒介报道的分析表明，中国围棋相关媒体主要关注男子围棋赛事，尤其是传统印刷媒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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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54篇报道中，近50%的围棋新闻报道关注的是男棋手和男棋手的相关赛事（例如男子围甲、名人战等），女棋手和女棋手的相关赛事（例如女子围甲、吴清源杯等）平均只占到了总报道数量的四分之一。只有在新浪棋牌的文章中，男女棋手赛事的报道率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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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较为悬殊的报道率与男女棋手的参赛率和水平都有关。截至2019年末，中国职业围棋棋手等级分前100位中，仅有4位是女棋手；多年以来，女棋手在等级分前50位往往一席难求；即便从国内整个围棋圈生态看，男棋手的数量也远远大于女棋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男棋手的赛事更多、更激烈、更吸引观众和赞助商的注意。女运动员被边缘化不仅存在于围棋项目，在其他竞技项目中也存在。

此外，印刷媒介囿于篇幅，会将有限的文章和图片让位于男棋手的赛事，而电子媒介无此顾虑，可以把拍摄的现场照片全部贴在相关报道中，若某项综合性赛事（如新人王、世界大赛预选赛）参赛女棋手较少，可多给其特写，使女棋手报道率远远超过其实际参赛率。这有可能是导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数据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以《围棋天地》封面为例（图2），从2018年至今随机选出30期封面，男女棋手各自的占比也大致与图1中的报道率占比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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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了男女棋手在不同媒介中的报道是否有照片。男棋手有照片的报道有240篇（52%），而女棋手有照片的报道共131篇（28%）。无照片的报道数据太少，不具有参考性。在只有照片没有具体文章的报道中，有29篇（33%）报道了男棋手，报道女棋手的仅有13篇（15%），男棋手的数据均在女棋手的两倍左右。但若从传统媒介与电子媒介角度来看，则存在明显差异：传统印刷媒介中，有60%带照片的报道都针对男棋手，女棋手仅占18%；新媒介的数据则接近得多，男棋手占26%，女棋手占19%。

对554篇报道中聚焦运动员的3742张样本照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男棋手的照片有2287张，占总数量比例的61%，几乎是女棋手的两倍（表4），但女棋手的图片覆盖率超过实际参赛率，且34%的覆盖率也远超2011年国际体育新闻调查[5]的结果（11%），显示出国内围棋新闻报道中对女棋手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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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发现，围棋新闻对棋手和赛事的报道在图片的运用上也主要以男棋手为主，三类媒体的男女棋手照片在所占比例上有较为悬殊的差距，其中男棋手照片覆盖率几乎相同，但传统媒介对女棋手照片的使用不及新媒介，《围棋天地》上男棋手的图片是女棋手图片的三倍有余（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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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比较男女棋手在预先确定好的两类场景中的照片，即“竞争状态”和“非竞争状态”，则可知男棋手比女棋手更多地出现在比赛场景即竞争状态中（图4）。国内外以往对体育新闻报道的分析研究大多也指出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在非竞争状态下的照片要多[7]。本研究发现，传统媒介在这一点上比新媒介表现出了更明显的趋向，《围棋天地》的469张图片中，仅有62张（13%）的女棋手是处于竞争状态下的，不到男棋手的三分之一，而新媒介竞赛场合中焦点是女棋手的图片是男棋手的一半左右。非竞争状态下，镜头总体上也是更为关注男棋手，但令人惊讶的是，弈客围棋APP上的新闻图片中，非竞赛场合下女棋手图片数量（150张，7%）甚至超过了男棋手（125张，6%）。总的来说，新媒介比传统媒介更聚焦于女棋手在赛场外私生活中的表现。

（二）改革开放以来围棋运动员相关报道的案例分析

上述量化分析角度可以反映出国内围棋新闻媒体对棋手塑造的整体趋向性，但量化分析的缺点在于不能很好地反映复杂的运动员个人媒介形象特征，因此需结合质性研究方法。以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深远、报道最广泛、上世纪和本世纪的两名男棋手代表聂卫平、柯洁和两名女棋手代表芮乃伟、黑嘉嘉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从中探寻棋手媒介形象在不同阶段的内在特征和历史变迁。

1。聂卫平、柯洁媒介形象分析

（1）赛场上的英雄

聂卫平作为围棋界的传奇人物，其社会影响力在上世纪80-90年代是毋庸置疑的，他曾经的每一场赛事与国家荣誉和形象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媒介形象也充当了重要的象征符号，对围棋精神和围棋文化的宣传推广都起到极大作用。对中日围棋擂台赛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使得围棋这项历史悠久而似乎又带有神秘色彩的古老竞技项目一下受到了举国关注，当时的传统媒介在报道聂卫平时大多都将他塑造成了一位顽强拼搏、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在此之前，围棋更多是作为承载和见证中国上千年历史文明的游戏文化，直到“聂旋风”时代出现，才使得围棋的竞技功能被放大、强调，并作为其主要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围棋赛事依然与国家荣誉相挂钩，围棋也成为了国际竞技的一种，而非雅俗共赏的文化。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三十年后的天才棋手柯洁，号称围棋史上最年轻七冠王，其影响力也是近几代棋手中唯一一位能与聂卫平一较高下的。但由于时代变迁，民族自信水平大幅提高，围棋新闻在报道柯洁时明显已不再强调运动员的政治功能，偶有报道提到他是“抗韩英雄”，但大部分报道趋向于真实反映他是如何通过刻苦训练成为目前的中国围棋第一人，他在大赛中败北时刻的遗憾、痛苦也被镜头放大、记录下来并广为流传，符合近些年来大众媒介对运动员群体的普遍叙述模式，从正侧面表现出他对冠军的追求——而对金牌的强调恰好也贴合国家和绝大多数媒体的价值诉求。

从整体上来看近几年柯洁的新闻报道，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都能较好地呈现运动员职业角色的个人因素，更人性化，也更关注运动员的商业价值，但主流媒体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几乎不会提及有关柯洁的负面新闻，更趋向于强化他的个人奋斗历程、争强好胜不服输精神、偏褒义的自信轻狂性格等，更注重塑造柯洁作为一名棋手在赛场上的个人英雄形象，例如2018年底一篇新浪棋牌新闻即以“第17次柯朴大战荡气回肠 失败的柯洁仍是英雄”作为报道标题，引起广泛关注。

（2）我行我素的个性棋手

在上世纪，聂卫平可以说是我国围棋界的代表形象，无论是专门以围棋报道为主题的《围棋天地》还是综合性媒体如新华社等，都一边倒地对他进行正面报道，溢美之词频频见诸各大报端。即便聂在第一届应氏杯决赛中憾负曹薰铉，媒体依然在报道中极力肯定他在围棋界的统治地位。这样的报道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崇拜心理，极大地恢复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负面报道流出，形象完美但略显单薄，有过于神化倾向，忽略人文关怀。

而随着聂卫平逐渐淡出棋坛，围棋界领军人物逐渐变成常昊、古力等人后，大众媒介对他的报道才逐渐使得他形象丰满起来，不论是请他点评中国足球，还是所有运动员都绕不过去的伤病主题，甚至是分析他丰富的情感生活，都在脱离了与竞技胜负世界后显得有血有肉，他的个性也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当然这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个性的推崇有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选择下，聂卫平在近些年变得平易近人又直言快语，例如面对“瞌睡门”相关报道，先是坦然回应“是因为困了”，随后又犀利地指出这是媒体在炒作、拿他“填版面”、央视“没有人性”等，体现出他在棋手身份之外的我行我素和洒脱不羁。

与聂卫平相似又不同，柯洁留给世人的印象也离不开“我行我素”，只不过这是媒体选择报道基于他目前的成就所折射出的一种霸气，而对微博上他有意打造但饱受争议的行为，媒体普遍几乎只字不提。柯洁曾在采访中表示确实是有意在网络上将自己塑造为有棱角的形象以吸引大众眼球，进一步推广围棋事业，虽从影响效果和评价来看毁誉参半，但能够显示出当代棋手对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意识。

此外，柯洁也曾在访谈中多次提到自己过往努力训练是为了让中国围棋能在世界大赛上争口气，但大众媒介更喜欢塑造他天才少年的形象，展现他的“王者风范”，诸如报道他在上清华、录综艺、致力于围棋推广的同时依然勤奋备战、提升棋艺等，均是以正面方式呈现他的运动员社交形象，让这些实际生活状态都成为他不可分割的整体媒介形象的一部分。

2。芮乃伟、黑嘉嘉媒介形象分析——始终处于男权视角下的女棋手们

芮乃伟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女九段，她在女子棋坛的地位至今无人可以撼动。作为在顶尖男棋手群体的夹缝中一枝独秀的女棋手，媒体从来不吝对她进行报道。然而，纵观这些年对芮乃伟的报道，虽然大体上能够反映出女性运动员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但在更大程度上则折射出被男性化的女运动员形象，表明在对这些女运动员进行报道时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8]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描述（不限于芮乃伟，包括其他女棋手）如“像男棋手一样”、“女魔头”、“在棋盘上挑战男人的女性”等等，隐含着“男棋手=优秀”这样的价值观在内，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新闻报道是在肯定女棋手高超的棋艺，似乎是一种褒扬的叙述方式，实际则依然处于“男女平等就是女性能做男性做的事”这样的传统男权视角下。这或许并不是出于作者本意要对女棋手形成某种偏见，而是无意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的影响，而这样的叙述也符合普罗大众的认知。

黑嘉嘉虽然在当代不能算是最顶尖的女棋手，但她出众的相貌依然使她成为了最“出圈”的棋手，影响力超过了中韩两位“女王”於之莹、崔精。与对芮乃伟等女棋手的叙述模式不同，对黑嘉嘉的报道大多刻画她在棋盘之外丰富多彩的人生，如参加各类极限运动、跨界进入娱乐圈发展等，在电子媒介上她的私生活照片也远远超过其他女棋手，有关她的新闻总是带上“混血美女”“美女棋手”这样的标题，不仅着重呈现她作为女性的魅力，放大女运动员的“女人味”，也是受到近年大众媒体商业化属性越来越强的影响，将她的外表形象置于男性审美偏好下，是有意识地迎合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男权意识形态的显现。

从报道的标题更能清晰地看出大众媒介尤其是新媒介的取向。在大多数围棋新闻报道中，作者都更喜欢用具体名字来称呼男棋手，而用女棋手的统称来指代女子围棋运动员个体，即便是在专门的女子赛事中。不讨论男棋手专项赛事，例如综合性赛事“梦百合杯预选赛中国全面开花 黄云嵩力擒李东勋”、“梦百合杯女棋手全军覆没”、以及女棋手专项赛事“穹窿山兵圣杯首轮打响 美女棋手捉对厮杀”等等标题中，可见一斑。

（三）讨论

本研究在搜集数据、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女棋手的赛事似乎常常需让位于男棋手赛事，例如“弈客早报”经常将男棋手赛事相关信息置于开头，女子赛事相关新闻则出现在最后居多；《围棋天地》在进行棋谱分析时，大多将有限的版面用在男子赛事的分析上等等。本研究认为这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导致：

第一，围棋是较为“阳刚”的竞技项目，即本身项目属性偏“男性化”，2006年国外的一项调查中即证实了最女性化的项目是健美操、花样滑冰，最阳刚之气的项目是柔道、赛车、拳击和棋类[9]，女棋手往往需要取得更大的成功才能在媒体上得到露面的机会；第二，男子赛事更受欢迎——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会迎合观众口味，而男棋迷数量远超女棋迷，且妇女观看体育赛事常常是为了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分享[10]，因此，男性的口味了决定了新闻的传播导向；第三，男子赛事更易受到赞助商的青睐。赞助商不仅对体育赛事的资助至关重要，也对运动员个人形象有影响作用，而优秀运动员能够推动观众参加该项运动。企业赞助商总是希望能将自己的品牌与被认为最有价值和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联系在一起，而大众媒介恰恰是这一系列链中的关键一环。媒体对运动员个人报道提高了其知名度，使运动员和该项目对赞助商更有吸引力。赞助商为项目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使项目能够发展、进步、训练和留住运动员。[11]

而这一循环，对于试图提高其知名度的女子围棋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从目前来看，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女棋手被边缘化是难以避免的现象，若要改变现状，女棋手需要有选择性地完成自我形象建构，而非等待大众媒介的他构，而目前国内女性围棋运动员群体似乎尚缺乏这一意识。

五：

结论

我国围棋棋手作为竞技运动员中的一员，对提升国家形象和民族自尊心担有一定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男女棋手不断以实际行动向日本、韩国乃至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围棋的厚度和不容置喙的实力，吸引了大众媒介的持续关注。而媒体对中国男女围棋运动员广泛而深刻的报道始终推动着中国围棋文化的发展，塑造的棋手媒介形象也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同质化走向多元化、个性化，从泛意识形态化到去政治化，棋手也逐渐从竞技角色走向更为丰富的社会角色。

从量化角度来看，我国围棋新闻媒介基本能够达到“有赛必报”的标准，能够将镜头集中在竞赛主体即运动员身上，对运动员的场外生活也有一定关注，且在报道女棋手和女子赛事时有的放矢，让参赛率不足的女棋手获得更多报道率，丰富了我国围棋竞技文化的内涵，展现棋手的正能量形象。

同时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1、大众媒介有选择性地报道棋手的正面和中立性质的新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棋手形象的单薄、片面；2、女棋手的媒介形象始终处在男权视角下，受到男权意识的影响；3、媒介传播过度集中在男子赛事和大型热点赛事，报道同质化，导致一般围棋新闻传播力度被冲淡，围棋新闻传播资源不均衡，激发国人对围棋竞技属性的过度关注，有违围棋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即文化功能；4、当下的新闻文化受到商业驱动的影响，棋手媒介形象的社会功能被削弱，记者和编辑对棋手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解限制着棋手作为运动员的精神教化和生活导向的双重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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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美）布鲁斯·加里森，（美）马克·塞伯加克著；郝勤等译。体育新闻报道[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6。

[2]。张宏伟。中国体育新闻史研究[D]。苏州大学，2008。

[3]。罗宏涛。中国运动员传媒形象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3。

[4]。栾奕。关于媒介形象的研究及其塑造战略[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1。

[5] Horky， Thomas， and J?rg-Uwe Nieland。 2013。

“International Sports Press Survey 2011。” Playthegame.org。 www.playthegame.org/fileadmin/image/PTG2011/Presentation/PTG_Nieland-Horky_ISPS_2011_3.10.2011_final.pdf

[6]。蒋余芳。大众文化视阈下运动员媒介形象分析[D]。湖南师范大学，2014。

[7]。 John Vincent。 A Comparison of Selected ‘Serious’ and ‘Popular’ British， Canadian， and United States Newspaper Coverage of Female and Male Athletes Competing in the Centennial Olympic Gam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2002，37（3-4）。

[8] 。章关关。网络体育报道中女性形象解读[D]。浙江师范大学，2010。

[9] 。 ARC Rynek i Opinia。 2006。 “Sport and Sports Sponsoring。” www.arc.com.pl/sport_i_sponsoring_ sportu-41999137-pl.html

[10]。 Honorata Jakubowska。 Are women still the ‘other sex’： gender and sport in the Polish mass media， Sport in Society，2015， 18：2， 168-185， DOI：10.1080/17430437.2013.854464

[11]。 Helen Caple，Kate Greenwood，Catharine Lumby。 What Leag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Athletes in Australian Television Sports Coverage[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201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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