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促会”往事：见证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

原标题：“贸促会”往事：见证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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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会往事：“办展”中的外交风云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0.7.13总第955期《中国新闻周刊》

1952年4月，为了反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相应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从那时起，贸促会以办展览等方式搭台，在封锁之外打开了一条民间外交之路。

不对等的对等协议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展览活动，是与苏联互办展览。

解建群1954年6月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俄语专业毕业，被派到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工作办公室，担任俄文翻译。他记得，当时从各高校调来四十余人。展会结束后，这些临时人员被分配往外贸部、外贸公司等单位，其中6人留在贸促会，解建群是其中之一。

解建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苏互换展览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安排。

在苏联来华展览之前，1953年7月，先在苏联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内举行了中国工农业展览会。会上，中方突然接到苏联商会通知，称苏方对中国展览会使用的展馆免收租费，对中国展览团所住的旅馆免收房费，对中国展品在苏联境内的运输和搬运也免收费用。中方以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不料，苏联商会随后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互换展览的协议草案，提出“在对等的基础上”互相免收展馆费、旅馆费和运输费。

但这个“对等的基础”并不对等。因为苏联来华展览会的展出面积要求在2万平方米以上（中方的展出面积是5000平方米），展览团人员多达几百人，展品的数量也多得多。中方负担的3项费用要比苏方高出许多倍，且中国只在莫斯科一地展出，而苏联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展出。这4个城市都没有现成的大展馆，不得不拨款兴建新展览馆。

协议还是被中央批准了。邓小平副总理批示：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中国政府拨款1600万元，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片坟地上用一年多时间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展览馆，称为苏联展览馆（后改名为北京展览馆）。

展览馆的总体设计由莫斯科设计师完成，具有俄罗斯建筑风格，对建筑材料要求极高。各展厅和餐厅的墙面和柱面用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板装饰，只能到云南等省区寻找符合要求的大理石。高耸入云的金色金属塔要使用大量黄金，采用传统的镏金工艺加工。塔尖的红星和门厅上方的图案需用特质玻璃，中国实在无法加工，只能让苏联按图纸加工后运到北京来镶嵌。

此外，上海花1600万建了中苏友谊大厦（后改名为上海工业展览馆），广州、武汉各花400万建了场馆。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全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开幕。苏联和中国的党政领导人悉数出席，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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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花了钱，但展览确实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铁道部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六七次参观，解决了在机车定型和改造方面的许多问题。《天鹅湖》等6大名剧全套搬来，更是让观众大饱了眼福。配合展览开业的莫斯科餐厅受到热烈追捧，只能凭票排队就餐。俗称“老莫”的餐厅见证了中苏从蜜月到决裂到复苏直至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至今依然开着。

“见本市”

1955年，中日之间首次互办了展览。这次活动是由日本“国贸促”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促成的。

日本“国贸促”，全称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1954年成立。处理日常工作的事务局，实际上以日共党员为主。

会长村田省藏是大企业家，二战时曾出任近卫内阁大臣、日本菲律宾派遣军最高顾问，战后被定为战犯，被美国占领军关押后获释。战前曾在上海经商9年的他关心中国和亚洲问题，反感美国，也不喜欢苏联。

为了亲眼看看共产党当政下的中国，村田于1955年1月访华。此时正值日本首相鸠山上台，新内阁提出了同苏联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外交方针。

不巧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和秘书长冀朝鼎都在病休，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于是和对外贸易部商议，补充任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和天津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烛尘为贸促会副主席，出面接待村田一行。其间，周恩来同他谈话5个小时，令他很受触动。

在日本“国贸促”的运作下，1955年10月，首先在东京和大阪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展览会”。

在东京的晴海埠头、大阪的堂岛空地上临时建起的中国展览馆，每天人潮涌动。最要紧的工作是安保，重点是保护五星红旗，因为日本右翼和台湾方面都在伺机破坏展览。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日夜值班，护持国旗。展览吸引了大量对新中国抱着强烈好奇心的日本市民。日本一些中小学当做上“社会课”，组织孩子们去参观。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商品展览会”的日文名称是“见本市”，直译为“货样摊”，不雅，于是按中国习惯称“商品展览会”。

筹备展览时，面临着一些敏感问题。

首先是要不要挂日本国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办公室提出抗议，措辞激烈，坚决反对悬挂“膏药旗”，海报上的日本国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来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览会，就要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护，对群众要做解释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展览场馆高悬着“苏联展览馆”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还有一个巨大的苏联国徽，16个拱形门上悬挂着苏联16个（当时的数字）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开幕前几天，雷任民向周恩来汇报日展接待情况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即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设法加以遮盖。中方组织突击施工，用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图案和16个日本名胜图案将原来的标志物覆盖，工程赶在10月6日下午开幕前几个小时完成。

开幕日当天早晨，毛泽东去西郊机场为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坐车路过展览馆，突然决定到展览会看一看。日展接待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立刻沸腾了。动作敏捷的日本随团记者比新华社记者来得更早。

毛泽东兴致很高地走遍展台，称赞展览办得很好。他还说，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展览会期间，中日双方贸促会的主要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1956年，中日贸易额达1亿美元，为50年代的最高纪录。

遭遇“波兹南”事件

1956年，中国贸促会参加了在波兰举行的第25届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是一个独立场馆，面积4000平方米，是外国馆中最大的馆。展出一开始很顺利，贸易活动也很活跃。

6月28日早饭后，展览团从住地出发，三三两两朝会场走。这段路不长，步行不到20分钟。快到时，他们看到一支队伍在马路中间朝着同一个方向沉默地走着。队伍很长，多是工人模样，没有打旗帜，也没有喊口号。

解建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不知道游行队伍要去哪里，也不敢问，只是心里疑惑，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闹罢工。

9时左右，博览会刚开门迎客，就传来了枪声。站在博览会院内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批人群聚在同一条街上另一侧的警察局大楼前，枪声越来越紧，街上乱成一团。

解建群等不知道，他们目击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波兰政府改变了工资制度，大部分工人工资下降，波兹南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的16000名工人首先提出增加工资和减税的要求，但政府想在博览会结束后再处理此事，拒绝谈判，由此引发了当天的大罢工，继而演变成大骚乱。

各展馆都闭馆了。突然，一颗流弹穿过玻璃打进了中国馆，将展柜玻璃打了一个洞。展览团领导决定，全体进入地下室，只留翻译方扬春和另外一两个懂外语的人在上面。

方扬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外面不时有枪声传来，他躲在柱子后面，亲眼目睹了在中国馆前台阶扫地的一位波兰本地清洁工被流弹击中身亡。

到下午，事态不但没平息，反而成扩大之势。展览团决定先撤回住地再说。

展览团仅有的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打头，20多人紧跟其后。大街上到处都是枪声，根本闹不清谁打谁，一片混乱。

回住地路上有一座桥，是必经之路，桥下枪声响成一片，烟雾弥漫。小轿车被几个穿便服、手持冲锋枪的人截住了，勒令车上的人下车，说车子要被征用去拉伤员。翻译赶紧说明，这是中国展览团用车。对方一看都是中国人，态度立刻缓和下来，很有礼貌地放行了。

大家警惕地行进，但并不特别害怕，因为到波兰之后，发现波兰人对中国人极为友好。

下午三四点，波兰军队开进波兹南市。军车、坦克出现在街头，战斗机低空掠过屋顶。傍晚，两辆坦克开进中国展览团所住的波兰军官俱乐部，机枪就架在他们所住的三楼的楼梯口，守卫他们的安全。

第二天，博览会照常开馆。不过，苏联馆闭馆了，一位负责人还请求乘坐中国展览团的汽车去机场回国。

再过一天，局势渐渐缓和。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率使馆官员开车抵达波兹南看望大家，看到人一个不少、展品一样没丢，称赞大家临危不惧，维护了祖国荣誉，并嘱咐大家回国后不要乱讲，说这是一条纪律。

在波兹南的展览结束后，他们又转赴保加利亚，参加普罗夫迪夫国际博览会。没想到，展毕回国时，又遇上“匈牙利事件”。

受波兹南事件及苏联不武装干涉的让步政策的影响，10月23日，匈牙利爆发了声援波兰的游行，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展览团的部分展品和布置品在途经匈牙利时全部丢失了。幸好展览团人员已经莫斯科先期回国了。

“冀老”

1959年9月，中国贸促会参加了第70届维也纳秋季国际博览会。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到奥地利办展览。由于奥地利共产党力量比较强大，奥地利常被中国作为通向西方的一个通道。

奥方允许中国悬挂国旗，奥地利副总理布鲁诺·皮特曼也前来参观。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容易的。

9月10日下午，一个便衣警察突然带着几个人来中国馆，找德语译员钱二鸿。因钱二鸿不在场，对方递给其他工作人员两张纸，一张是要求钱二鸿第二天上午9点出庭的传票，一张是没收展出的火炬牌打火机的批准证。

原来，钱二鸿曾接待过一个奥地利人，对方称对中国打火机感兴趣，想洽谈订货。他给对方写了一个条子，让对方去找相关经办人，由此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了被告。

展览团团长冀朝鼎听到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当即指示担任中国馆馆长的李兆离，第一将原件抄下来后退给警察，表示不能接受；第二火速找到钱二鸿，要他先躲起来；第三通知展团人员拒绝交出任何展品，可推脱说有事请找博览会当局。

对方前来交涉时，冀朝鼎说，任何人从中国馆拿走展品都将被视为偷盗；中国未参加国际专利保护的有关协定，别国的专利法律对中国无约束力。

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协调下，当晚，方扬春陪同钱二鸿连夜去了奥地利东西方贸易委员会副主席赫斯林格家中暂避。赫斯林格身兼南美一个国家的领事，有外交豁免权。

经奥地利工业协会秘书长陶新的协调，原告最终同意撤诉。

后来总结经验，大家觉得这虽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但从展团自身来说也有漏洞，对国外的专利制度缺乏了解。这批展品是先在匈牙利展出的，当时展览团已收到国内通知，称火炬牌打火机有仿造嫌疑，在奥地利不必展出，但经办人由于责任心不强，导致打火机依然展出了。

方扬春回忆，事件发生后，当地不少报纸上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声音，大家觉得处境比较危险。展览结束后，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派了好几个人专门护送代表团，在火车上一直站在车厢的两头把着门，直到把代表团安全护送到匈牙利才离去。

方扬春说，当时幸亏有冀朝鼎，否则法院传票看不懂，对专利和法律知识一无所知，说不定稀里糊涂就进了洋监狱。通过这次事件，他亲眼看到冀朝鼎的人脉资源、国际活动能力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们这些小青年一想到有冀朝鼎在，心中就有底。”

参加这次展览时，方扬春已成为冀朝鼎的最后一任秘书。从贸促会成立起，冀朝鼎一直主持贸促会的日常工作。方扬春说，冀朝鼎是党内有名的 “三通”干部（英语通、美国通、国民党通），大家都称他“冀老”。其实从年龄上讲他不够“老”，但如果从健康上看，他确实未老先衰，鬓发过早地白了，牙齿也有些脱落。

冀朝鼎1927年就在国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外一直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连方扬春都是在给他当秘书的过程中才逐渐发现他的党员身份的。方扬春坦言：“他的很多事情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有时周恩来办公室、陈毅办公室、中共中央调查部会直接打电话让他去。我后来才渐渐明白，他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作为外贸部党组成员，每个月要去外贸部开会，但一些人把他当做“党内民主人士”“洋人”看待，对他不太客气，还曾公然下令不准他用英语与外国人谈话。冀朝鼎曾对方扬春说：“我最怕到外贸部去开会，特别是有的人一讲话，我的血压就要升高。”

1963年8月8日上午，冀朝鼎由国务院开会回来，异常兴奋。在这个会上，廖承志宣布，贸促会今后改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直接领导。冀朝鼎感到这下工作更好做了，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了传达。会前，他还交待了方扬春一系列工作，因他即将访问阿尔及利亚，由阿回来后还要出访墨西哥，忙得分秒必争。

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突然头晕倒地。送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中午因脑溢血去世，去世时年仅60岁。

据说，周恩来曾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动容地说，冀朝鼎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要比某些在座的同志大得多，这话让很多人深为震动。悼词送审时，周恩来亲笔加上了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文革”中的科威特展

1966年11月，赴科威特展览团20余人分批出发。

这是一次特殊的展览。这个由萨巴赫家族统治的伊斯兰国家1961年刚获得独立，宗教、政治情况复杂，不仅没有中国大使馆，也没有新华社等任何中方机构，相反有国民党的“大使馆”四处活动。

展览团出发时，“文革”已经开始，人人手携红宝书，胸佩毛泽东像章。

展览场地是科方免费提供的。按惯例，要悬挂两国元首像，现在该挂谁的？离开祖国已两个月，当地又无上级领导可请示，电话也打不通，也不知该打给谁，因为到处都被造反派夺了权。最后，展览团研究决定，不挂元首像，只挂两国国旗。

但开幕那天，科方坚持要挂国王像，说这是他们历来的做法。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和科国王并挂似乎都不合适，最后决定，还是挂刘少奇像。因为他虽然被“打倒”，但仍然是国家主席呀。

展览会闭幕后，展览团正在紧张地收摊，突然看到英文版的《每日新闻》报第一版左下方一个大标题写着：“中国经济贸易界权威人士南汉宸在文革中自杀身亡。”消息来自东京。当时，展览团领导怕引起混乱，没敢马上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向大家传达。

展览一小步，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一大步

进入70年代，贸促会的工作渐渐恢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后，北京出现了西方来华办展的新高潮。

但直到1980年，中美才第一次互办展览。因为这中间横亘着一个两国冻结资产的历史问题。中美建交后，这一问题才解决。

1980年9月至12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先后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举行。卡特总统派私人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的开幕活动，并发表贺词说：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在前进的大道上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由于是初次举办，也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观众不够多，远未达到100万的预期人数。美国的劳工保护法管得展览团人员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各个工会组织坚持要中方必须雇佣其工人，否则就要组织游行示威。中方为此付出大笔劳务费，总计达90万美元。展览会上还丢失了价值4万多美元的展品。

展览会也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986年7月，贸促会受命赴莫斯科举办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并在北京接待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这是1953、1954年两国互办展览30多年后的第一次。

中国展览团团长由时任贸促会宣传部部长解建群担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苏关系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办展既要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苏关系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又要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对苏压力，不能一味地摆出友好姿态，这个分寸是很难拿捏的。

莫斯科方面同样拿捏着分寸。各大报都登载了中国展览会开幕的消息，但都比较简短，不冷不热。

不过开幕第二天下午，苏联诗人维尔什宁来参观后，主动找到解建群，透露说，戈尔巴乔夫已飞往远东，即将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他认为，戈氏选择中国展览会时发表这一讲话，并非巧合。

果然，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中苏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表示愿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邓小平也做出了回应。1989年5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0年，解建群担任了贸促会副会长，1997年退休。他觉得，贸促会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前作为窗口的特殊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方扬春感叹：“贸促会不做贸易，而是为做贸易牵线搭桥。别的机构、部委做不了的事，就通过贸促会来做，做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小事’。”

如今的贸促会，不再做这些“小事”，而更多的是做着专业的事。

贸促会促进部世博处副处长方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1982年起，贸促会15次在海外组织中国馆参加世博会，全程参与了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筹办工作。

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是迄今展出规模最大、参展国家最多的一届世界园艺博览会。贸促会是北京世园会的副主任委员单位，除参与组织国际招展、国内参展等，还承担着组委会联络小组办公室职能，负责组委会日常联络和总体协调工作。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