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上校主义”：巴西新时代的媒体与政治

原标题：“电子上校主义”：巴西新时代的媒体与政治

上世纪80年代，圣卡塔琳娜州“乡村广播”（Rádio Rural）的一名记者在邀请嘉宾致辞时，对前参议员阿蒂里奥·丰塔纳（Atílio Fontana）说“参议员，麦克风是你的”，而后者则直白地回应“不仅是麦克风，年轻人，还有整个电台”，引发了学界和媒体对于政府官员操纵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举证与探讨。

在造成传奇总统热图里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自杀的原因中，除了其手下暗杀政敌并失败的丑闻，还有部分媒体对政府腐败的指控，其中一项便是瓦加斯挪用公共资金运作报刊《最新时刻（última Hora）》。

可以说，在巴西政治史上，媒体成为一些政客编辑和传播政治信息的工具，也致使另一些政客因不断发酵的丑闻声名狼藉、退出政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前者在媒体和学界的讨论中被提炼为一个新的术语，即“电子上校主义”（Coronelismo Eletr?nico），用以指涉政治寡头对传媒资源的掌控和利用。那么，“电子上校主义”究竟有何内涵，其运作模式如何，其中又渗透着怎样的公私权力互动呢？

一、从“上校主义”到“电子上校主义”

“上校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巴西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1930），彼时巴西刚刚推翻帝国体制，中央政府力量羸弱，各地的大庄园主与国民卫队上校则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与自治权利。因此，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一庄园主或“上校”的控制与庇护之下，任人唯亲、唯令是从、操纵选票等情况泛滥，历史上将这一地方权力特质称为“上校主义”。

尽管学界在“上校”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头衔上存在争议，但这一称呼所蕴含的地方寡头属性是毋庸置疑的。一派观点认为上校专指地方国民卫队的军官：地方国民卫队作为1831年国民卫队的遗产，在佩德罗二世时期“再集权化”之后成为军队的补充力量，用以维护区域秩序，保护地方统治者利益；“上校”职称的所有者往往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雄厚的财产资源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私人武装。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上校不一定需要担任特定的职务，上校可以是官僚、商人、自由职业者，甚至牧师，只要他们能操控某一地区的选举过程，便能获得“上校”的称谓。由于“上校”作为第一共和国时期寡头体制在城市层面的落点，自下而上、环环相扣地保证了州乃至联邦层面的当选，使各个层级的利益交换成为可能，“上校主义”便成为巴西民主制初期的最具特色的政治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妥协，用以加强的公共权力与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利益交换。

在半个多世纪后移植这一概念时，对上校与上校主义的理解分歧引起了新的争议。起初，“电子上校主义”流行于80年代的报刊，当时的记者用它来解释议员利用广播电视选举的现象。在这一语境中，新的“上校”代指政治寡头，他们利用电子传播手段，包括广播、电视上播放的内容以及传媒特许经营权的发放，以达到笼络党羽、赢得选举的目的。就这样，大众传媒的所有者取代了地方资源的所有者，进而与公共权力代表建立起新时期的利益交换关系，以确保后者政治企图的实现。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电子上校主义”就是“上校主义”以电子通讯为媒介的简单延续，因为这会将复杂的政治环境变化降格为由客观媒介技术发展引发的垄断方式变化，从而抹杀了这一变化之中蕴含的更根本的问题。此外，根据现有研究，“上校主义”应当被限定于巴西第一共和国时期，以1930年政变或1937年新国家成立为标志结束。因此，“电子上校主义”绝非“上校主义”在持续存在基础上的变体，而是在经历了从新国家到军事独裁时期地方与联邦之间权力真空后两者再度联手的新形态。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使“电子上校主义”取得了挪用“上校主义”概念的正当性？首先是相似的时代背景：二者都是在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独裁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期出现的。具体而言，寡头共和国（1895-1930）紧承刀剑共和国（1889-1894）开始设计巴西民主实践形式，除经验不足外还面临着中央权力孱弱、农业经济根深蒂固等问题，因此，地方对中央权力的保驾护航格外重要。而在20世纪80年代，长达21年的军政府统治刚刚结束，民众尚未从暴力统治的创伤中恢复，偏好克里斯玛型领袖带领他们走出动荡、走向平稳。此时，政治宣传对于稳定民主秩序、塑造领袖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两个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也促使他们选择不同的生产资料——土地和广播——作为实施控制的工具。这指向了二者另一个相似之处：即对利润稀薄的经济资源的政治化。在第一共和国时期，蔗糖棉花的生产与贸易体系互相割裂，农民对自己生产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缺乏认识，工商业与外贸发展又进一步打击了传统农业的经济活力。土地盈利能力的减弱使其所有者转而重视土地在经济资源之外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影响佃户等附庸者的选举意愿证明自己的政治威望，吸引州乃至更高单位的政治领导与自己结盟，以获取额外收益。而自八十年代之后，巴西通信业务面临着同样的困局：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提高了巴西市场竞争的成本，而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多种通信服务又会损害广告宣传的有效性。因此，广播及电视公司大多靠政府广告或公款资助，直接放弃了盈利目标；地方的子公司通常交由政客的亲戚管理，内容和服务质量差，根本不具备市场竞争力。面对同样难以获利的局面，媒体的政治属性再一次压过了其经济属性，成为其所有者传输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

由此可见，“电子上校主义”部分继承了“上校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目标，它们均以牺牲或放弃经济利益为代价，通过对特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完成政治权力的实现和巩固。“电子上校主义”为理解巴西当代政治生态提供了一个新的着眼点，前总统若泽·萨尔内任期内对媒体的利用便是一个重要示例。

二、“电子上校主义”实践：以若泽·萨尔内为例

作为再民主化之后的第一任总统，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对广播和电视宣传及相关特许权发放的利用堪称“电子上校主义”教科书式的案例。后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府职权，根植于巴西发展缓慢的对广播的法律约束体系。1962年的《巴西电信法》规定，由联邦行政部门对电信经营进行特许、监督、检查、运营及资助，即由联邦行政部门全权决定按什么标准分配、向谁分配电信特许经营权。在此背景下，1985至1988年间，为延长任期、维护总统制，萨尔内政府共颁发了1028个广播和电视特许权，这一数字超过了1922年以来分发台站数目的30%；而在获得至少一个特许权的91名选民中，有84人（92.3%）投票支持总统制，83人（90.1%）投票支持萨尔内本人的总统任期延至五年，有力地证明了隐藏在通信特许权背后丰厚的政治利益。随后，这一公共财产被萨尔内本人及其通信部部长安东尼奥·卡洛斯·马加良斯（Ant?nio Carlos Magalh?es）笼络为私人资源，分别形成了盘踞于马拉尼昂州和巴伊亚州的地方寡头势力。以萨尔内为例，除马拉尼昂州规模最大的报纸外，他还拥有由前总统若昂·菲格雷多授予的多家环球电视台（TV Globo）的附属机构，如米兰特电视台（TV Mirante）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家族传媒产业。根据保利诺·摩特（Paulino Motter）的研究，“至少有16个电台和电视台被若泽·萨尔内总统授予了与他的家庭有直接关系的8个人”。

对传媒资源的掌控带给萨尔内的政治福利不仅限于选举。2009年，新当选为参议院议长的萨尔内被政敌举报其治下的议会腐败盛行、运作僵硬，如在休会期间3000名雇员领取加班费、违规雇佣外包服务、将职位分配给议员的家人和熟人等。顺藤摸瓜，媒体发现了更多萨尔内以权谋私的事实，包括其孙子经营的公司是参议院服务器的委托运营商等。这引发了2009年6月下旬全国范围内要求萨尔内辞职的舆论浪潮。

综上，“电子上校主义”仍以选票作为主要的交易物，但交易的基础不再是土地使用权，而是信息控制权，即通过广播电视影响舆论、操控政治的能力。电子时代的“上校”通过编辑新闻内容，进行有利于自己及盟友的宣传并不时抹黑政敌，以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助力于未来选举。在此过程中，媒体选择性地发声、向公众传递信息，这使其超越了单纯的、价值中立的传播工具，直接参与到寡头权力的运作和扩大之中，从而形成了对公权和私权的侵蚀。

三、两种上校主义：膨胀的私权和萎缩的自由

无论“上校主义”还是“电子上校主义”都包含着对一部分公权的挪移。只有在公权力缺失，无法满足需求时，膨胀的私权才会试图填补公权力所不及之处，并以其占有的稀缺性攫取公共利益。在“上校主义”中，地方寡头行使的职能包括任命地方警察、进行利润分配、发放物资福利等，这其实是对相应国家职能缺失的补位；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公权可以满足底层农民对食品、土地和生活质量的需求时，这些底层个体就不再容易地被地方寡头操纵，后者与联邦首脑之间政治承诺的基础也就慢慢松动了。

而在“电子上校主义”中，私人对公共广播特许权的控制似乎是遵循巴西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媒体作为一种法律规定下由国家垄断的资源，自然形成了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错配——后者原本应当享有全面获取事实的权力，但前者却不得不听命于它所属的党派或政治寡头，而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猖獗的腐败和拉帮结派又会加重这一过程。这种矛盾最终构成公民权利行使的障碍，形成对人民绝对自由的剥夺，从而造成某种历史性的退步，正如学者苏斯·多斯·桑托斯（Suzy dos Santos）所说：“即使是相对的剥夺也几乎是同样残酷的，一个被剥夺了信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奴隶，因为奴隶指任何不能在对方面前以真正公民身份出现的人。而如果不能获得信息，公民身份就不存在。”

费尔南多·阿泽瓦多（Fernando Azevedo）曾坚信尽管全国性的大型报纸、杂志、电子和数字媒体由少数几个家族交叉控制，随着新闻行业专业加强、媒体间竞争加剧，巴西媒体将追求更加客观的角度，更加平衡的选材，承担起政府的监督者的角色，独立于其所有者保守的政治偏好。当前的现实或许不容我们如此乐观，但它仍提供了让巴西媒体实现更健康发展的思路，即推动其不断专业化、市场化，让媒体间良性竞争规范行业生态。当然，若论治本之策，还需依靠巴西通信法律的完善。

责任编辑：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