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单纯地去刺激消费，短期可能见效，但可持续性堪忧

贾康：财政政策与“稳投资”——在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20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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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和全球经济社会都遭受严重冲击。在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应深刻领会决策层反复强调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的判断以及“六稳”与“六保”方针。我国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韧性、腾挪余地和增长的空间，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用好这种“成长性潜力空间”；这就与处理好投资问题有特别的关联，这里主要从财政政策视角作一些简要讨论。

自2018年7月经济工作提出“六稳”以后，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支持，但总体上看，近年投资对经济社会全局的支撑力度仍偏弱。疫情冲击下，今年1~2月份的经济活动，经济数据呈显著下滑趋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降幅度为24.5%（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最大）。与此同时，民营经济起重要骨干作用的数字经济在疫情冲击面前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受到的冲击最小，同比下降8.3%。随着3月份经济回暖，固定资产投资虽出现反弹，整个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仍同比下降16.1%。（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只下降7.7%，3月份的改善效果最为显著；制造业、基础建设投资表现依然不佳，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1.6%）。基本控制疫情后，我国1-4月、1-5月和上半年同比的投资负增长，已分别收窄为-10.3%、-6.3%和-3.1%。高技术制造业表现突出，与电子商务、在线会议、远程办公、数字化平台扩展等相关的数字经济，在疫情背景下加速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将成为新基建投资的最大受益者，也为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政策促进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方向。

稳投资作为“六稳”之一，对于国民经济既具短期的正面效应，更有长期的重要意义和全局性的支持作用，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以制度改革机制创新使投资结构得到优化、绩效和质量得到保证与提升。我国经济成长的潜在巨大空间，客观上使“有效投融资”的可选事项几乎在各地俯拾皆是。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国内投资已呈现相对低速；面对突发的疫情冲击，稳定与扩大投资更是别无选择。以财政政策支持稳投资，重点在于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等融资工具。对于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不能只想着去直接拉动消费，而是应当重视其对于建设项目、优质长期的资产形成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后劲的贡献——特别是现在中央强调的新基建，很值得与特别国债资金运用形成对应性，并将客观上形成对于民营企业唱主角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头部企业长期发展、升级发展的有力支持。有关部门已明确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资金中7000亿元直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抗疫支出，并可以充实项目资本金的方式发挥投融资的放大效应。面对今年多处发生的洪灾，对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堤防加固、海绵城市和地下管廊建设等，应抓紧部署并积极运用以工代赈机制，这样既对症施治、扩大内需，又优化结构形成支撑保障长期发展的优质硬件资产，更是增加就业、改善中低端收入成员境况的有力措施。

消费当然至关重要，但总体来说，消费的可持续要基于经济实体活力的释放和居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提升全社会的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如是一味只讲消费，单纯地去刺激消费，短期内也可能见效，但中长期来看其可持续性堪忧。因为消费的资金来源毕竟是老百姓的工作收入，这就需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保障。以有效投资，增加经济活力，增加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带动着老百姓收入增加，老百姓预期向好，能够做到有钱花、敢花钱，整个社会投资与消费就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否则消费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地方专项债对应着各个确定的投资项目，所筹资金对应的项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但这些建设项目里面并非都是旧基建。有些早已规划的专项债建设项目中，必然要包含新基建的内容。在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以后，固然重点要放在新基建，呼应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但在注重新基建的同时，一些与之相关的“老基建”项目也需要引起重视，做到新老基建统筹考虑。因为新基建往往在物理形态上跟传统基建相生相伴。比如，决策层一直强调的支持5G建设，其中就涉及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数字园区建设，从而带动周边房地产以及交通水电等传统基建项目发展。因此，财政资金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时，不能机械地认为“地方专项债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只做新基建”。经济社会投资发展是一个具有通盘性质的综合开发事务，开发资金的利用往往也不宜泾渭分明。新基建带动相关传统基建项目过程中，有时候形成的可能是拼盘项目、打包项目以及连片综合开发项目，但只要总体而言项目的重点属于“新基建”，那就不应排除资金调剂使用，从而使新老基建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财政“稳投资”的努力，需要紧密结合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在实践中的合理贯彻。产业政策与技术经济政策是促进结构优化、推进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的重要手段。关于产业政策的方向、支持重点，容易形成基本共识。比如，在信息革命带来“新经济”的时代，政府必须以产业政策支持数字化信息技术成果的开发与应用；在应对环境污染危害的现实需要面前，政府必须积极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贯彻产业政策与技术经济政策中形成好的机制，通过与市场兼容的经济手段，鼓励投融资机制创新，最大程度地避免政府在产业政策实施中容易出现的扭曲、失误与弊病，防止“政府万能幻觉”的偏差，并追求政府有限资金使用中“四两拨千斤”式的放大。

目前，中国财政已确切地进入了“过紧日子”的阶段，预算内可用于项目投资的财力与维持“六稳”的客观需要相比，不必讳言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为发挥财政资金和政策性融资机制“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其中也包括民营企业发挥潜力与作用的宽阔舞台。2014年后，我国PPP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机制创新固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但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将其“叫停”。正确的大思路是，在支持“稳投资”过程中，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精神，积极促使PPP、产业引导基金等创新机制规范发展，在法治化、阳光化、规范化的制度与规则建设中，使财政的有限资金，通过“可行性缺口补贴”“母基金引导带动子基金”等手段，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可观潜力，促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结构优化、绩效提高的轨道上稳步推进。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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