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高质量复苏更需要拓展和深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原标题：潘家华：高质量复苏更需要拓展和深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来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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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从健康安全的视角，全面揭示了城市发展的短板和弱项；2020年夏季暴雨洪灾，进一步暴露了城市社会的脆弱和失措。疫灾之后或疫情常态下的经济复苏和洪灾之际的防控和之后的重建，我们有什么选项，如何高质量复苏？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铁（路）公（路）机（场）”和房地产是动力和推手；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基建”是否可以再造昔日“基础设施”建设的辉煌？中央从2018年提出“六稳”到2020年4月疫情冲击下明确提出“六保”，凸显出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
“新基建”支撑“六稳”，也支持“六保”吗？
2018年伊始，贸易摩擦作为大国之间深层次矛盾的表征日趋加剧，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中有忧。是年7月，中央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把“六稳”作为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基本要求。作为“六稳”的抓手和动能，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界定新型基础设施的内容，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1。显然，相对于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常规基础设施，“新基建”首先是知识密集然后才是资金密集，多具有智能取代劳动力的特质，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尽管新基建没有常规基建那样对劳动力密集的原材料产品的拉动，设施建好后，可以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和通量，但条件是：要有货物。
面对疫情冲击，2020年4月，中央明确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2；5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以保促稳3。显然，知识密集型的“新基建”，相对来讲“高大上”，对“六稳”具有支撑作用，但对于“底线”属性的基本民生的保障，支撑效果，并不一定直接。例如，一些报道指出，占人口总数趋近20%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或不会用智能手机；如果我们到银行网点去的话，办理柜台业务的，基本是老年人；一些贫困家庭，手机和流量消费的能力和水平也比较有限，也有贫困学子在疫情期间上网络课程时遇到的各种尴尬。“地摊经济”看似不那么“高大上”，但却是实打实的就业和民生。
可见，疫后复苏，城市活力的再生和提升，“新基建”具有“六稳”的战略性和全局性，但在“六保”的战术层面，尤其是疫后民生保障和洪灾之后的重建，我们的城市更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和提升。
疫情引发社会危机的修复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深化和拓展
因疫情防控，许多地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活动几乎处于休止状态，经济运行也不可避免的处于停摆状态。封闭的小区，多层的楼宇，狭小的单元房，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心理压力巨大，精神受到折磨。疫情期间电力供应保障良好，网络成为信息获取和交流的有效途径。也正是这些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情况，引发一些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并非是“新基建”就可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而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提升。
疫情期间持续至今的，对不同观感的社会包容度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撕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方方日记”。疫情期间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记录一些观感，发表一些议论，揭露一些问题，回应一些疑虑，也是作家的职责所在。武汉封城解禁后日记结集出版，国外翻译出版，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市场文化行为。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围绕日记及其翻译出版，上纲上线声讨者有之；支持赞赏者也不乏其人。如果违法，可以诉诸法律；如果不违法，其是非曲直，自然由读者评判。社会有点并且包容不同声音，是社会成熟的标志。
另一个例子是地域身份歧视。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地区的健康居民，不论解禁前还是解禁后，受到不很友善的地域歧视。甚至有云南诗人豪言，天上飞的“九头鸟”也不放过。武汉封城期间，非武汉常住居民，基本生活也出现困难。外地在京工作的一些租客，小区禁止进入。农民工、合同工，编制内、编制外，劳力者、劳心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身份不同，地位有别，待遇迥异。被歧视者，似乎没有尊严可言，歧视他人者，缺失的，也正是自身的人格尊严。
第三个例子是社会关爱和救助。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是社会最弱势那一部分群体，他们是个体工商业者、农民工，或来自民营的小微企业。他们更为缺乏社会资源、资本资源等，竞争力较弱，因而其市场生存能力和水平，也不会特强太高。他们的生存状况，应该为社会所关注、所关爱。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具有正常的人格；我们的社会，应该而且可以走向理智。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不论常规的，还是新型的，尽管可能在整体上有提升和缓解效用，但难以形成危机化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正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功能所在。
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提升复苏的内生动能
狭义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区域和城乡市政公用工程设施；较为广义的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正常、高效运行和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或者说，是硬件基础设施。常规基建和“新基建”，都属于这一类。应该说，我们在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环境等方面，新中国70年的投入和建设，我们成效突出，成就斐然。
关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科研等公共服务设施，有的也称之为社会基础设施，我们的硬件规模和设施水平，改革开放后有了长足进步，许多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新冠疫情暴露我们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空间资源的不均衡。优质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行政层级高的城市，例如省会城市，而在一般城市尤其是县城、乡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二是服务质量水平差异大。例如医院，大医院或知名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或一般医院门可罗雀。教育资源更是如此，双一流大学，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望“重点”而兴叹。义务教育，尽管是一般学校，还有学可上。而学前教育，公立幼儿园数量少，私立幼儿园要么学费高昂，要么质量忒次。三是管理非专业。新冠疫情期间，武汉一些医院的管理层缺乏专业素养，致使防控薄弱，医务人员感染。
但更为纯粹意义上的社会基础设施，例如上面所列举的，不具备硬件基础设施属性，因而也称之为软件基础设施或制度基础设施。制度基础设施不仅涉及法律法规、政府架构、军队警察等，也包括民间社团、社会救助、慈善机构、新闻媒体等。客观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但同时，疫情的检验表明，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一是信息畅通问题。疫情之初，防控信息在信息源、决策者、社会之间并不畅通，影响了社会的及时精准有效防控。二是社会疑虑和焦虑难以得到权威回应和及时解决。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具有权威性；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各种社会疑虑和焦虑，如果没有及时的回应和解决，则谣言泛滥的空间就会迅速膨胀。三是社会包容机制。我们需要宣传积极的正能量，但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认知的差异是正常的，社会需要有包容性。山东的合村并居的困境和一些地方对“地摊经济”的排斥，没有社会包容，就会加剧社会危机。四是城市社工机制。社区工作者，直接服务于社会个体，关注各种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我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念书时，了解到居民的各种问题均是找社工提供解决方案。当然，我们还要培养社工，提升社工的能力和水平。五是民间社团。我们有官办社会救助和慈善机制，但是，民间社团有热情、有资金、有规章、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不仅是官办机制的补充，更是对官办机制的促进。
疫后复苏，既需要“高大上”，也需要接地气；高质量复苏，仅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不论新的还是旧的，是不够的，还需要，或者更需要软性的会制度性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化和拓展，去有效化解社会危机。“新基建”有利于“六稳”，但是否稳得住，还要看“六保”。只有受疫情冲击打压最严重、洪灾损失最大的弱势群体缓过来、活过来，我们才有复苏的基石。不然，数以亿计弱势群体的失“保”，必然会传递到大中企业，如果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下降或缺失，依赖税赋生存的体制内人员，稳住也困难。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传导关系，高质量复苏需要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包容性和协力同心，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释放巨大的动能，关键在于教育、科技和解禁户籍、开放市场等社会基础设施的重构和提升。
注释：
[1] 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2] 2020年4月20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就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行调研，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5月22日。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学术委员会“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复苏”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略有删减
编辑|邓茗文
责任编辑：樊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