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上市，巨头转身：金融科技重装上阵

发端于一个产品，进而生成为基础设施，并被赋予新金融服务模式的憧憬，中国金融科技的演进之路虽经历颠簸，却不改蓬勃之势。如今，经历祛魅之后，市场重新划归理性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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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记者 张威 张颖馨 唐郡 俞燕

编辑｜袁满

编者按

金融科技下半场——人们习惯用这一称谓来概括互联网金融整治后的行业转型及发展趋势。但事实上，起始于2013年的这场金融业科技变身还远未行至下半场，我们不过只经历了序篇，正文似乎才刚刚打开，质变时刻仍有待到来。

相对于序篇中洋溢的躁动、混沌，当前的金融科技可谓众神归位下的重装上阵。在理念上，多了一分对金融规则的理解与尊重，少了一分对技术至上的崇拜与盲动；在市场主体上，互联网科技企业，摘下金融光环，回归科技主业，传统金融机构，进击科技创新，开放平台、自我颠覆；在业务模式上，前者以ToB模式举起赋能大旗，后者则分设科技子公司，砸下重金的同时，期待突破旧有体制对创新的捆绑；在监管上，游走于创新与风险平衡木上的决策者，在治乱的同时，怀柔性监管之心，一手创建行业规范，一手谋划创新空间……

所有这一切，又被疫情推了一把。无接触金融让公众感受到科技与金融结合后的便捷与安全，甚至垂髫老者，也开始学步于金融网络。

而摘掉“金融”标签的蚂蚁集团，当爆出IPO计划时，2000亿美元的估值以及A股16只股票的涨停，印证出人们并不迷信于标签，而是对于其所代表的科技赋能寄予强烈的美好设想。人们在惊叹蚂蚁集团所预示的财富盛筵，更是推崇未来的科技盛果。

理性的观察者们依然在提醒，相对于底层新技术的突破，金融科技当前在应用层面存在诸多瓶颈，并不像人们预设的那样乐观，相关法律、监管等制度建设更是亟待完善。

浙商银行前行长刘晓春直言，金融创新，需要三项技术：政策技术、金融技术、科技技术。不懂金融业务本身，不懂相关政策法规，单靠金融科技是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创新的。

要做到上述三点，达成质变时刻，各类机构在找准各自赛道的同时，依然需要守正出奇、跨界融合。

现实中，ToB转型路上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并没有放弃ToC业务，甚至在刷脸支付这样的新领域继续排兵布阵；招商银行与京东数科组建的招东银行，已在路上；呼之欲出的数字货币，更是集结了金融、电信、IT各路精英……

显然，金融科技的践行者们仍要在跨界的路上继续远行，因为这正是创新的源泉。

“阿里巴巴美股盘前股价应声上涨，涨幅一度逼近5%……蚂蚁金服概念股集体上涨，16只个股涨停……”

两周前，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启动上市计划，资本市场对这家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金融科技公司释放的“友好”，透过“16只个股涨停”体现得淋漓尽致，响彻至今。

蚂蚁之外，已进入上市辅导阶段的京东数科亦获得市场不错的认可，估值达2000亿元人民币，两者估值分别较2018年融资时上浮了33%和50%。

投资者对金融科技的青睐亦非全然如此。

太平洋对岸，此前赴美上市的趣店（QD.N）和玖富（JFU.O），如今市值仅剩4.31亿美元和3.92亿美元，较上市发行价分别跌去91%和79%。

差异的背后，是对金融和科技属性的重新定义和理解。为了强化科技属性，京东数科、蚂蚁集团相继更名，去除“金融”标签。

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将这种转变理解为，科技公司与持牌金融机构的位置进行了调换，科技公司并没有完全脱离金融科技，而是将开发重点转变为金融渠道和生态建设。

车宁向《财经》记者进一步指出，从科技公司在整个金融科技发展脉络中的作用来看，金融科技发展不会因为科技公司具体发展策略的转变而停止，源于持牌金融机构为主力军的国家金融队开始真正认可金融科技，并大规模地进行业务的数字化、现代化改造，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发展的支柱性力量还在不断扩展，金融科技当前还只是处于初始阶段。

去年8月，央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首次将金融科技纳入具体规划日程。规划之下，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觉醒，纷纷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监管部门引入“监管沙盒”等创新监管方式。

2019年末暴发新冠疫情，金融科技的力量再次凸显。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北京互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黄震认为，金融科技开始于一个产品，然后变成了服务平台，之后又变成一个金融基础设施，逐渐改变了金融运行机制，之后不再只是一个产品，而是变成新的金融服务模式。

在新的金融服务模式之下，从理念到竞逐焦点，再到市场参与主体以及监管思路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认为，抗疫的洗礼，使人们真切地看到，金融科技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哪些方面的应用还存在不足。科技就是一个工具，金融科技要实现的是金融功能，而不是让金融实现金融科技的科技功能。如果摆不正这个关系，金融科技的应用就会走向歧途。

祛魅之后，市场重新划归理性赛道，金融科技重装上阵。

巨头转身，七亿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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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透过名字足以理解一家企业的基因属性和文化理念。

1个月前，被誉为A股科技市值王的蚂蚁金服更名了，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后简称为“蚂蚁集团”。

新名字去除了“浙江”、“小微金融服务”，取以代之的是“科技”。

与之（蚂蚁金服）共列为BATJ巨头的京东数科，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已完成更名，仅从名字来看，同样将“金融”去除，代之以更具科技色彩的“数科”。

市场依然习惯对前者称呼“蚂蚁金服”，这个名字叫了六年，支撑“金服”二字背后的是余额宝、花呗、借呗……这样一些曾震动市场的产品。

京东数科亦不例外，六年前，京东白条问世，一时间惊炸线上消费。

接连搅动金融池水的金融科技巨头们，尽管将赛道聚焦科技，却注定斩不断与金融的特殊缘分。

“7亿！金融云史上第一大单！蚂蚁金融科技助力中华保险加速‘数字中华’建设。”更名前一个月，这则引爆市场圈的消息，再次诠释了蚂蚁集团与金融的另一层关系演变。

某金融科技巨头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科技巨头更名，反映其对“科技”之路更加坚定，也印证了对金融与科技的重新理解。

理念转变并非突现。

早在2015年，京东数科就提出“金融科技”战略，希望将原有研发金融产品的技术能力输出给金融机构；同年10月，蚂蚁金服亦对外宣布升级“互联网推进器”计划，正式向金融机构开放多年积累的金融云。

腾讯金融至今未被拆分，但马化腾早在2016年对腾讯的三年发展战略公开发声：我们从什么业务都自己做，转化为只做最核心的社交平台和数字内容，以及金融业务。对外说就是“两个半”的平台，其他的业务全部交给合作伙伴。

2018年4月才从百度拆分的度小满金融确定了“用科技为更多人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的理念。

市场最深刻的记忆发生在2017年初，蚂蚁金服明确提出未来只做tech,帮助金融机构做好fin，彼时担任蚂蚁金服CEO的井贤栋曾用“一不小心”形容此前在金融领域的诸多尝试，并指出他们擅长的是科学技术。

京东数科CEO陈生强则提出，“让金融回归金融，让科技回归科技”。

理念转变也有外因推动。

自2016年，席卷全国的互联网金融整肃风潮接踵而至，与之相关的市场主体无不被覆盖，同年农历岁终的侨兴债违约则将巨头蚂蚁金服的“招财宝”推上风口浪尖。

自此之后，金融科技巨头之间开始默默地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说形成一个默契。他们开始告诉外界，最初通过金融产品涉足金融领域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科技能力，至于为何偏偏选择金融进行试验，目前还没有谁对此给出答案。

某民营银行产品创新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金融业务变现容易，所以科技巨头最初选择自己来做业务，但是金融监管越来越严，他们也开始明白金融并非那么容易，资本金、杠杆率等监管要求无不让其开始重新反思他们正在涉足的领域。

一份报告指出，金融科技不仅仅需要技术的积累，还要有对金融业务的理解和实现，尤其伴随金融严监管到来，对于金融政策以及合规性的要求，银行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经验。

对此，金融科技巨头们并不否认，此前一位金融科技公司高管向《财经》记者坦言，他们可以借助技术快速实现金融产品创新，也可以通过技术规避一些风险，但是对于金融更深层次的理解与传统金融机构确实有一些差距。

上述科技高管将这种差距理解为金融基因。“在互联网上半场，拥有流量就足够了，流量意味着变现和收入能力，那时的流量是褒义词。但是从去年开始，几大金融科技巨头纷纷从ToC转向ToB,我们都已经看到流量的天花板。”

在意识到自己对于金融和风险的理解远不及金融机构后，金融科技巨头开始面向金融机构招兵买马，希望透过人才吸纳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金融，也希望为接下来的转身做好铺垫。

为了践行上述理念，京东数科今年4月进行了集团组织架构调整，在新的体系之下，包括支付、消费金融、企业金融、财富管理、金融科技、保险、资管科技在内的近十条金融业务条线仅保留了产品和研发团队,原有的销售人员则全部划到金融机构合作部，实行产品和销售分离。

一位观察者指出，尽管国内个别金融科技公司较早提出了金融科技，但是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包括ToB的逻辑、方法论以及与客户打交道和设计方案等。

上述高管认为，相比于一些科技巨头已经从ToC转移至ToB,市场上还有一些刚刚起步的科技公司仍在传统的产品思维中运转，这是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即使转型很艰难，但是也一定要走下去。如果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ToC和ToB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真正转型还是挺艰难。”

赛道切换，聚焦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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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转变下，金融科技巨头们的竞逐焦点亦从金融产品向“科技输出”延伸，助贷、营销、风控、征信、反欺诈……各类业务应运而生。

《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认为，近年来，第三方金融科技产业无论从服务内容的广度、深度，还是与金融机构合作形式的多样性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创新趋势。过去的科技公司大多帮助金融机构构建IT基础设施，而近年来针对金融机构的科技服务内容拓展到了应用层，二者合作形式也呈多样化，从数据采购、模型 搭建、技术转移，到直接参与业务合作、与银行“分润”，不一而足。

上述银行产品创新部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监管或者为了一个更高的估值，金融科技巨头开始尽量用云的方式展开金融业务。

金融云业务衍生的背后亦有监管政策推动。2016年，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到“十三五”末期（2020年），银行业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系统全部迁移至云计算架构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次年，人民银行印发《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落实推动新技术应用，促进金融创新发展，稳步推进系统架构和云计算技术应用研究。

银行内在的科技需求也十分强劲。

随着金融科技从表层肌理到经营内核的进一步渗透，未来的银行概念将更多体现为一种服务，嵌入在不同的场景中，而非某个机构、某处空间。为此，《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预计，若不随之做出相应变革，截至2020年，32%的银行收入将会受到威胁。

事实上，竞逐焦点的转变亦有金融科技本身发展规律的推动。

埃森哲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事业部总裁陈文辉向《财经》记者表示，金融科技是一个演进的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金融机构对金融科技的认识也开始变得深刻，开始在产品、交易以及风控上做一些技术应用，进而体会到金融科技对企业的影响力。

黄震认为，金融科技开始于一个产品，财付通首先是个产品，然后变成了服务平台，之后又变成一个金融基础设施，逐渐改变了金融运行机制，不再只是一个产品，而是变成新的金融服务模式。

在这种服务模式下，金融云成为金融科技巨头最大的竞逐点。

一位金融科技公司金融产品解决方案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金融云的定义是指专门面向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身定制，集成互联网行业解决方案和富有弹性的IT资源，形成的一体化整体IT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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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金融云分为三个层：IaaS、PaaS和SaaS，分别代表重资产以及软硬服务器；数据库、中间件；带有金融业务形态的云服务。

前两层（IaaS、PaaS）服务早已普遍，上述产品负责人指出，SaaS服务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P2P互联网金融整顿之后，助贷兴起。一些没有持牌的互联网贷款机构转型为金融机构做解决方案，并将业务包装成所谓的SaaS。

此后，中小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合作从LaaS、PaaS层面快速向SaaS层面延展，而银行业务部门与科技机构对接相对方便简单、变现容易，也让彼此合作更加坚定。

处在风口的金融科技巨头闻风而动，各自带着过去的金融产品光环参与到金融云的竞逐之中。

在多位科技巨头人士看来，金融云问世归因于传统金融机构缺乏底层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银行直接使用底层技术的成果、业绩显现缓慢。

某中小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证实，确实存在上述情况。腾讯和蚂蚁的金融云在服务金融机构上都遇到过上述问题，一些小银行即便采购了二者的云系统功能，也没有专业的人员配套。此外，银行内部与科技公司合作的部门多是科技部，作为成本中心，科技部的话语权很小，这造成双方合作疲惫、低效。

为此，银行业务部门纷纷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试图获得导流、技术支撑。原本技术人员才熟知的“金融云”开始从部门术语变为业务熟词。

金融云市场有多大？

IDC发布的《中国金融云市场（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到33.4亿美元，同比增长49.6%。其中，金融云基础设施与云解决方案市场基本保持同步增长，增速分别达到50.0%和48.6%。

某银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银行客户群体多是下沉群体，所以它对科技效用的要求很高，但是传统的解决方案要么解决不了问题，要么成本太高，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借助科技来节省成本和解决问题。据了解，目前，一些银行已经将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到财富管理中，以及未来预算、预测等判断分析。

银行的人相信，随着兼并整合能力的增强，银行可以构建相应的风控、反欺诈等能力，但是源于缺乏数据、客户流量，很难脱离对金融科技公司的依赖。

这种依赖促使金融云还在顶点。

陈文辉指出，尽管国内部分金融科技公司较早开始了金融科技的应用，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包括对企业级客户（toB）的逻辑、方法论以及与客户打交道和设计方案等方面需要继续深化。

一位外资人士认为，金融科技分为三个层面：数字化客户、数字化企业运营管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支撑自身运营管理）以及生态系统融入。在金融科技问世之初，金融机构希望利用金融科技触达客户，之后将焦点转移至内部运营，而今，金融科技是客户端与生态的融合。

群雄逐鹿，各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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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巨头无不觊觎金融服务市场。

IDC发布的《中国金融云市场（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显示，金融云解决方案市场份额：阿里12.2%、中科软8.1%、腾讯6.8%、百度5.9%、华为5.2%、融信云3.7%、宇信3.6%、京东数科3.5%、文思海辉3.4%、长亮3.1%。

看似分散的市场份额，背后却依然是巨头们的游戏。《财经》记者注意到，上述市场份额主体多有关联，其中，融信云是由京东数字科技与神州信息共同投资成立；宇信被百度战略入股；文思海辉被中国电子收购；长亮被腾讯入股。

某金融科技公司高管指出，国内金融科技服务层面有几类主体，第一类是互联网巨头，第二类是创业的小公司，第三类是金融机构包括券商、银行的科技子公司，第四类是传统服务B端的咨询机构。

如果说，前期的金融科技市场中，金融科技巨头与金融机构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当前阶段，金融科技的竞争局面则更为复杂。

《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国内市场格局出现了分化：有的金融科技公司做“大而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如老牌的信息科技巨头恒生电子以及“新贵”金融壹账通、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有的做“小而美”，针对各业务细分领域，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上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如提供企业征信的文因互联，提供贷后管理的资产360等。

有传统金融机构高管向《财经》记者表示，蚂蚁金服、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等在内的金融科技公司，依托于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互联网巨头。最初，这些巨头公司的IT系统是服务于自身的，在数据、业务多元化等方面，经过多年验证后，觉得做得不错，于是开始对外输出。但其实对于金融机构比如银行来说，想要的不是它们的系统和平台，而是巨头背后的生态。

在政策、市场导向下，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应势而生，亦被认为是金融科技战场的强劲竞争者。多名金融机构人士直言，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脱胎于母行的信息科技等部门，其主要目标还是为母行服务，金融科技输出并不是其重点。

在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之外，足以与金融科技巨头对标的还有平安集团系的科技机构。2013年，平安集团旗下平安科技就开启了云平台的建设；平安孵化的四家“独角兽”企业之一的金融壹账通更为显眼。

金融壹账通智能风控总经理施奕明表示，壹账通平台脱胎于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基因的科技公司的确有一定差别，壹账通聚焦于带有金融场景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整体设计的合规性极高。

银行业IT服务商、宇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翟汉斌向《财经》记者表示，无论是与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还是诸如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等在内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均大于竞争。

“某大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当初成立的时候，市场以及我们公司内部确实有过担心，这家大行之后是否不会再与我们合作？会不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威胁？但后来发现，大行金融科技子公司也同样有很大需求与我们合作。”翟汉斌认为金融业IT服务商相比银行、互联网公司的优势之一在于，人均成本更低，这样综合成本也会相应降低。

就技术角度而言，这些入局者的区别在于？翟汉斌告诉《财经》记者，技术分为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以云服务为例，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在基础技术底层上的优势无可比拟，因为他们从一开始搭建平台的时候就在做这件事，多年来不断优化、升级。

但正如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底层平台并非一开始就是为金融行业而搭建，而是一个针对全行业通用的大底层平台，但金融行业有自己的合规等门槛，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系统来适配，如果仅为合作金融机构去改变自己的底层系统，可能又不再适用其他行业，且需要耗费单独的人力等，这对巨头们来说并不划算。

“但我们改的成本较低，原因在于，我的系统一开始就只为金融行业服务，毋须考虑改完以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改完后，还可以通过不同项目间的复用来降低边际成本。”翟汉斌说，这个是大家的基因所决定，所以我们并不害怕这些公司跟我来竞争，因为各有各的优势。他们在基础技术和流量生态上比我强，我在应用技术领域的“护城河”也很高，最后大家会变成一个合作大于竞争的局面。

某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银行需要的是定制化产品，但阿里、京东等输出的均是标准化的产品。因此后来阿里换了一个“打法”，去收购IT系统服务商，与这些服务商合作，共同去提供垂直领域的解决方案、新技术的应用等等。

提及IT服务商未来是否有竞争优势，上述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负责人认为，“它们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通过人力外包的形式去帮银行开发系统，即便是提供产品，最后结算也是按照人力外包来结算。这些公司本质就是金融机构的‘外包商’，在数据、资金、客户等方面均没有优势，随着银行加强系统自主研发，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上述银行产品创新部负责人坦言，目前除了互联网公司能够让大家看到一点商业可持续，其他包括金融科技、咨询公司、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即便是传统金融机构孵化的科技巨兽都没有实现商业可持续，都还处于讲故事阶段。

另一位金融科技人士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现在还没有看到能把金融云做得很有价值，同时又能把企业养得很好的。“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布局、慢工出细活、厚积薄发的事情，并不是仅靠资本就能做好的事。”

削壁凿墙，创新监管

2016年的互联网金融整肃运动将“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划分出非常明确的界限，某业内观察者指出，金融科技的变化亦因监管而起。

监管改革也因市场的变化稳步推进。

图3：金融科技监管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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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在中国运行长达15年的“一行三会”金融分业监管模式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金融稳定委员会辖下的“一行两会”新架构。

在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领之下，“一行两会”一局也在加强对于金融科技的规划引导和规范工作。黄震分析，特别是“所有金融活动必须纳入监管，并且实施牌照管理”这个要求，让金融科技不再是野蛮生长，而是有序发展。持牌金融机构担负着重任，成为主力军，互联网等科技企业主要是协同发展，参与具体工作，形成了合力推进的态势。

某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上述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意图是使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工作相互协调，缩小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差距。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进入监管体系当中，不断适应社会、科技的发展，不落后于时代发展。同时，该规划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

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本身，相关监管亦趋严。

2019年7月，央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金控公司设立程序、业务范围、股东资质、资金来源、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关联交易等均提出要求，并明确监管手段和过渡期等，旨在避免监管套利、个别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展等风险问题。其中，大型金控集团的模拟监管试点企业包括招商局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集团和蚂蚁金服。

某金融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蚂蚁还未上市，大家已经将其定位为金控公司，所以不存在监管加强的问题，这方面的影响，投资者肯定做到估值里去了。“蚂蚁这么大的体量，不可能永远躲在灯光外，我个人理解，在国内上市就代表进入正规军，有点监管不是坏事，没有监管反而感觉好像没官方背书一样。”

监管会对一家公司估值构成怎样影响，上述监管人士指出，那需要区分监管的态度，如果是觉得问题很大，那肯定是利空，但如果这是一种背书即官方承认你的业态，并且为你明确了赛道，就不是坏事。

据《财经》记者了解，蚂蚁集团和相关监管部门一直频频互动，对大机构的监管，监管部门也会充分汲取对方意见。不过对于金融科技企业，上述监管人士指出，不能只根据名字进行监管，还要根据业务实质，按照金控的认定标准来定义。“蚂蚁集团主动向科技转型，可以看作是与监管之间的某种默契，未来科技业务比重会加大。”

尽管如此，在车宁看来，金融科技的风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风险发生层面，过去的金融风险都限定在相关业务领域，但是当前科技系统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并且科技系统风险和传统金融风险的相互交织促使整个风险有新的表现。同时，金融的各个业务都和系统息息相关，这就导致金融科技在不断削弱分业监管的防火墙。

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的复杂性，金融业务的监管需要监管机构内部分工协作，同时金融又有很鲜明的科技属性，这容易造成其他部门（工信部、科技部等）业务监管范围、监管程度的交叉。

鉴于其衍生的速度和规模影响巨大，车宁认为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去覆盖、管理这些风险。据了解，在上述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下，人民银行已经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组织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引导金融机构运用科技手段赋能金融提质增效。

金融科技推动下的监管创新亦日显急迫。

从监管角度看，对于中小银行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属地化管理与互联网展业之间的矛盾。“比如互联网贷款业务无法区分属地，这个结到底怎么解？这可能会对很多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的业务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是科技公司，肯定是基于线上展业，但中小银行又是属地化管理；选择跟全国性银行合作，对方实力足够强，基本不会和我们开展相关合作。”某金融科技公司高管直言。

“另一方面，监管要求银行与第三方科技公司合作时，核心风控环节不能外包。但如何定义‘核心’？如果我给银行提供的不是核心能力，它肯定不愿意跟我分钱，但如果我提供的是核心能力，监管明确禁止，这就存在矛盾。而现实是，中小银行想靠自己去提升核心能力，又难以提升。”上述金融科技公司高管告诉《财经》记者。

据了解，国家正在部署与加强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立法工作，让金融科技创新在法律保障之下有序推进，规范发展，有利于抑制打着创新名义的野蛮生长和法律规避的冒险冲动。

黄震表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要顺应潮流，跟上时代的创新步伐，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加强探索，首先是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的包容创新的思路与做法，还有调整的空间。其次是与金融科技匹配的制度创新，依然是金融科技发展的短板。有关的政策法规和机制设计方面还有待于创新和优化。第三是监管科技如何在法治环境下依法有效运行，依然也有诸多待解决的问题。

跨界融合，数字产融

易观分析指出，中国2018年金融科技市场规模为115万亿元，而到2020年，则会超过157万亿元。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金融机构及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在这个领域都大有可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将因为更加频繁的竞争与合作而变得密切和复杂。

新竞合之下，金融与科技将面临新的融合。

某业内观察者表示，金融科技公司如果希望用自己的科技赋能金融，那么它应该明确企业自身的定位。目前，科技公司也并非一厢情愿的“全面发展”，也在思考自己的长处与短板。

陈文辉认为，金融科技巨头并非全能，目前来看，国内金融科技巨头至少需要在两方面进一步提升能力：一是ToB的服务基因，服务C端客户的时间通常比较短促，而服务B端客户，解决端对端问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还有可能从一个项目衍生到其他项目。

二是产品化能力，尽管目前金融科技公司输出的产品可能是经过内部进行并体验良好，但是当产品在另外一个场景使用时，其使用体验可能会大有不同。因为不同的机构、场景，其业务流程、风险控制都会存在差异。金融科技公司需要具备将自己的技术和产品打包成标准产品的能力。

“面对企业自身的短板，科技公司比较倾向于和我们这种专业咨询公司和技术服务供应商进行合作，因为我们的ToB服务能力，包括方案设计规划能力、方案实施管理能力等优势都是我们与金融科技公司能够达成合作的主要原因。”陈文辉解释，咨询公司很专注于ToB领域的服务，而金融科技公司则可能专注于产品研发方面，因而咨询公司与金融科技公司有很强的相互促进协作的空间，这使得两者合作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金融科技人士相信，未来金融科技市场会形成一个理性分工、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未来金融科技市场上金融科技公司的分散程度较高，市场会保留多个参与方，并且每一个参与方都会拥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与竞争优势，虽然彼此之间会有一定的重叠部分，但是几乎不会出现同一模块多方参与的情况。

在这个逻辑之下，他们相信未来不会出现巨头垄断金融科技市场的局面。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多家不同的公司，并且按照目前的市场局面，应该很难有一家公司能拥有这么强的实力去雄霸整个中国市场。

一位外资机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虽然目前中国有在科技领域做得比较卓越的机构，但是并不是一家独大，与之类似的机构也存在很多，并且每一个机构都各具优势，例如阿里是以B2B为主，京东是以电商为主，百度是以搜索引擎为主，腾讯则是以社交为主。因为各个公司起家的方向不一样，优势不一样，发展的侧重点不一样，最终导致它们的市场定位不一样。

“对标国外的科技公司，都是将团队分为产品研发和客户服务。”陈文辉说。

尽管国内有的机构已经将产品和销售进行拆分，但是多位人士认为，很少有公司能够将产品和ToB服务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的，所以金融科技公司需要对自身的发展路径做出清晰的定位。“服务ToB端能力的建立起码要有3-5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累积经验的过程，包括了解客户业务、融合团队、测试推进手段、管理不同的项目、商务沟通和谈判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失败，也有可能会收获成功，这两者的不断累积才有可能锻造一个比较稳定、实施能力比较强的服务团队。”

上述金融科技公司高管表示，“电商数字化、物流数字化、电商供应链数字化，我们在一个大场景中，站在巨人肩膀上实现了数字的资产化，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金融科技很难平地起惊雷发展起来。所以，没有场景以及没有与实体经济接触过的公司，是很难做大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金融数字化推进中，金融科技巨头不约而同在推进产业数字化，全力进军实体经济领域，并试图将实业数字化资产输出给银行。

“他们持有的相同愿景，是建立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链接。”一位银行高管说，在金融云领域，蚂蚁与腾讯将是殊途同归，起源于C端的腾讯无论是娱乐还是社交，能够获得的数据均已饱和，所以，腾讯想要挖掘更多的数据价值就只能进入产业体系。

不过，当前金融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融合还相对困难，因为金融的数字化已经走得很靠前，但产业数字化才刚刚开始。

巨头们都已经意识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性。此前，一位科技巨头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只有做好实体产业的数字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金融与实体产业的深度链接，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日前指出，发展产业互联网金融是未来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个领域挑战很大，机遇也很大。“数字经济已进入到产业互联网的新发展阶段，银行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必须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金融，根据自身的禀赋实现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和转型路径，积极变革经营文化理念。”

（实习生周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