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新老基建一定要相互呼应 要和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原标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新老基建一定要相互呼应 要和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财经网讯 “新基建和老基建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新老基建一定要相互呼应，一个地方建一个很成规模的数据中心或者人工智能开发中心，要带来人气，要带来经济社会相关的各种活动，一定要匹配跟这个不动产相关的公用事业建设，架桥、修路、绿化、供水、供电，人气上来以后必不可缺少的商业网点甚至医院学校、娱乐场所，一样都不可少，大量的老基建要跟它形成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安排，这才有尽可能高水平的符合现代化建设的综合绩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9月6日在《财经》、《财经智库》和北京资产管理协会主办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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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表示，新基建的概念已经热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今年两会上“两新一重”，第一个“新”是新基建，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才称得上是新基建。现在我们就要具体的考虑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政府辖区之内，比如通州区，怎么跟上中央“两新一重”的部署，把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此外，他介绍到，数字经济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上具体的门类相关的文件已经排列出来了，排在前面的5G的硬件系统、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产业互联网，国家还专门说了充电桩系统，显然要运用数字技术。

而现在两会上明确把“两新一重”作为年度工作重点安排以后，现在我们就要具体的考虑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政府辖区之内，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的通州区，怎么跟上中央“两新一重”的部署，把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首先是要在复工复产过程中要注意内循环为主，内循环和外循环互相促进，这是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已经历了十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发展到一定高技术以后，进入中等发展阶段以后，必然告别前面经济起飞时候的高速经济增长状态，两位数增长不可延续了，2010年是最后的两位数增长的年，是整个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的最后一年。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尊重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精神的同时，政府还得做好整个国土开发形成新基建的不动产，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规划。

企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提高绩效，在管理、技术等等这些企业最有相对优势的环境里，尽量让他们有竞争的压力和创造业绩以后的激励，把他们这些细节决定成败的事情争取做到最高水平的极致。绩效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到极致的创新，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提高整个要素充分流动中间潜力释放实际形成的水平，也就是绩效水平。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袁雪）：辛司长非常全面的给我们介绍，不管从政策高度，以及国外的经验、历史经验，给我们做了一个开局，而且他已经把我准备的一些问题都回答了，包括内循环比较恶化的大环境下我们怎么加强基础技术领域的研发也都讲了一下。而且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基建，不管是新基建、还是基建方面，我们要非常重视效益，就是投入效益比，如何有效利用，接下来有请贾院长从这个角度讲一下这个问题。

贾康：接着辛司长说到的这些要点我再按照自己研究者的一些理解展开谈谈看法。

新基建的概念已经热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央特别强调，今年两会上“两新一重”，第一个“新”是新基建，它的内涵上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浓缩，我觉得新在哪儿呢？一定是新在和数字经济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上，它是基础设施建设，但一定要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才称得上是新基建。数字经济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上具体的门类相关的文件已经排列出来了，可能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排在前面的5G的硬件系统、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产业互联网，国家还专门说了充电桩系统，显然要运用数字技术，还有我们国家过去已经有发展基础的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等等。

这个新经济里边的数字经济的意义和作用我觉得首先要强调一下，前面辛司长特别说了，中央高度重视，意义重大。如果追溯这个意义的来由，就要说到美国硅谷引领新技术革命大潮，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相结合，在运算的效率、速度、所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称得上是日新月异了。美国特别值得肯定的就是斯坦福大学旁边的一些看起来不起眼小平房里的那些小团队，他们在信息技术这方面做奇思异想，你也可以说是胡思乱想，配上美国已经在市场上可得的金融精英对于科技精英的选择性支持，以风投、创投、天使投资配上去，结果迅速打开局面，互联网诞生以后整个数字化生存、数字化发展就成为一个不可遏制的发展潮流了，美国人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也到他的难题，就是经济怎么走着走着进入滞胀，一方面速度很低很之停滞状态了，物价很高，美国人就是靠基础各个终于冲破了滞胀这个关口，引领着全球生机勃勃的新经济的发展，这里面当然也有其父，中国人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有一批企业家，首先非常灵敏的捕捉到信息以后，就是利用他们自己的创业空间就在积极的做互联网创新。90年代末千年之交的时候，北京公主坟环岛旁边的写字楼里，已经有企业租了大量的工位在做互联网创新，这个方面咱们现在最简要的说，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人虽然没有掌握什么样的原创技术，但是学习了原创技术以后学的有声有色。没有新基建概念的时候，新基建在中国有了非常多的发展，他们这样的一些支撑作用就使市场竞争中现在+京东、+苏宁、+美团、+顺丰等十家头部企业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发挥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次疫情来了更是这样，武汉封城、封社区，其他地方也都严格做各种各样的隔离，但是线上电商平台，连通供需的功能作用凸显出来了，很多基本的经济社会生活能够得以延续，我们后来可以评价为，在大国抗疫过程中，现在中国本土取得的沉积应该说排在前列的，还是相当迅速的控制了本土的疫情，从武汉封城到解封就是几十天，4月8日武汉解封以后全部基本上进入复工复产前低后的高的过程了，这里边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已经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前些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作为基础条件，没有敢于拼搏的企业家带动他们的团队使这些头部企业成气候，我们疫情来了以后的情况几乎难以想象，会困难得多。

而现在两会上明确把“两新一重”作为年度工作重点安排以后，现在我们就要具体的考虑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政府辖区之内，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的通州区，怎么跟上中央“两新一重”的部署，把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前面强调的它的正面作用，大家都已经有深刻印象，他是中国推进现代化长久的支撑力量，要跟上新技术革命，引领生产力解放的第一推动力，邓小平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然必须配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转轨的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的空间，这样的伴随条件。他引领我们整个经济社会能够按照改革开放初期就有的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战略部署，如愿的在“三步走”战略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又基于今年对于全面小康兑现以后的新的“两步走”继续去追求伟大民族复兴。这个长远的演进之下，当下特别注意，短期当务之急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我们首先是要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对接中央现在所说到的刚才主持人特别强调的，我们要注意内循环为主，内循环和外循环互相促进，这是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前面已经经历了十年的经济增速的下行，三重因素的叠加，一个是我们发展到一定高技术以后，进入中等发展阶段以后，必然告别前面经济起飞时候的高速经济增长状态，两位数增长不可延续了，2010年是最后的两位数增长的年，是整个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的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

这个阶段往下调整，后来中央表述为认识是引领经济新常态，这是认识经济下行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来这个下行有希望2017年以后，领导人和他身边的智囊人士表述的，L型转换的尾巴，2015年—2018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运行的速度是6.7到6.9很窄的区间内波动，本来有希望确认L型转换，我们有中高速的一个平台状态，但很遗憾，不期而至是贸易战，而且实际上升级为更加严峻复杂局面下的伴随着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还有其他的种种施压的不良影响。中国经济继续击穿6.7的底线以后往下走，没有新冠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到了6%这个整数关口。新冠来了以后，几十年未有的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出来，1至6月份合在一起还是负的1.6，但是今年下半年有希望把全年拉到正的。这样一个短期的严峻局面我们要应对它，从整个市场主体要保、就业要保等“六保”的入手，新基建带动的投资是有效投融资给经济升温、提升经济景气作用，更要纳入账务之际我们要把握的政策组合里。无论是地方政府层面，还是行业企业层面，当然要看中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事项，我们研究经济、政策、发展态势，这里边很看中的就是最近领导人也接过学术上的术语所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主持人刚刚点题了，这里面怎么样表现出应有的综合绩效水平。

基建特别需要有一种综合绩效的评价，在很长的一个建设周期里，大量资源投入进去，光看这几年算起来经济上财务表现很不好的，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等到有产出的时候那是一个建设周期，5年、8年以后，这个产出很多是所谓正的外部性，他在直接的市场主体的财务报表中的表现是不充分的，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它增加的是结构优化的经济效益、长远发展后劲的效应，是我们所说到的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所以新基建在发展可计量的相关主体经过相对长的投资周期以后财务表现上的收益，同时我们还要特别看中对于整个全局的政治外部性，这种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概念之后所应该肯定的对于我们现代化发展的贡献。

在实际的掌握中就有更多的复杂性，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充分尊重参与新基建的各个市场主体，他们感受到的在商言商的这些约束条件和化解这些约束条件对他们的阻碍，让他们积极的投身到新基建里边。另外一方面，一定要政府政策性的支持，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必要性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认同的。特别是后发经济体，看清楚硅谷引领大潮流，当然我们得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但这个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方向好定义，怎么样有好的机制，这是考验。中国政府的特点是强势，在方向正确、要领掌握好的情况下就是集中力量板大事特别见效，但遗憾的是，这个强势又容易犯错误，犯了错误以后自己纠正还不容易，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也容易犯这个毛病。看起来大家都说非常值得支持的东西，执行起来机制不好、效益不高。我们过去这方面不必讳言，我们想支持光伏，结果欧债危机来了以后，中国本土的光伏企业曾经一败涂地，好多年才缓过来。我们曾经支持新能源汽车，结果新能源汽车里边出现了大量的骗保。这次新基建怎么把它掌握好，在大方向的共识上容易形成，运行机制上特别强调，怎么样充分的尊重市场决定作用，而且后边守正出奇的加上有效市场跟上有限有为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首先不能通天的什么都上去参加一下，政府不能这么考虑问题，你虽然强制但是作用边界是有限的，就像通州生机勃勃的新区，政府在这里边的作用显而易见，特别是新区千头万绪的事情，大家都希望政府发挥作用，但是你以为通州这个区域的政府，在新基建里边上来做通盘的规划，来配资，来指挥这个、指挥那个效果就会好吗？不一定，很可能效果会出现严重偏差，因为很多东西是未知的，需要政府给出弹性空间，由企业自己根据他的判断去试错、去创新，由粗到细成形的。

尊重市场主体他们的创新创造精神的同时，确实政府还得做好整个国土开发形成新基建的不动产，一定要有高水平的规划招抚，这个事情才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要想让微观主体下边的企业、企业集团以试错法形成在一个地方政府辖区里边像一盘棋一样摆在那儿的产业集群，要形成很多的新基建他的不动产，当然还有很多必须要配的老基建。这个规划要想以市场主体去试错形成好的结构，这是不能如愿的，而且一定会造成很多很多后边你想解决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好像50年代初，共产党进城了，北京城市规划到底怎么样合理设计，当时高水平的专家提出的方案没有通过，迅速被否定，过了半个世纪大家才知道那个方案水平很高，但是遗憾的是，北京老城的拆除、基建生米基本做成熟饭，你顶多重新建个城楼子、弄个假古董，原来的格局已经没法改变了。我们现在新区怎么办呢？政府应该发挥他自己当仁不让的作用，就是调动专家团队、听取民间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形成高水平的自己的国土整个开发规划高水平的通盘方案。这是新基建建设过程中保证他的综合绩效水平高的先决条件，在通州已经有了新的城市规划，要求他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当然还有雄安新区跟它呼应着的首都城市副中心，一个是对于北京城市，一个是对于中央级的首都概念功能的匹配。

这个大的规划当然也要经受历史考验，但现在这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在通州这样的地方，新基建到底怎么摆，顶层规划政府牵头做好，一定是要充分的听取专有团队的种种意见，但实话实说，最后政府决策机构拍板这是对你的考验，无论的听取多少意见专家的看法也可能有出入，也可能大相径庭，最后总得做一个决策。拍板以后还要强调一个，新基建、老基建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新老基建一定要相互呼应，一个地方建一个很成规模的数据中心或者人工智能开发中心，要带来人气，要带来经济社会相关的各种活动，一定要匹配跟这个不动产相关的公用事业建设，架桥、修路、绿化、供水、供电，人气上来以后必不可缺少的商业网点甚至医院学校、娱乐场所，一样都不可少，大量的老基建要跟它形成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安排，这才有尽可能高水平的符合现代化建设的综合绩效。

在这个规划之下，企业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提高绩效，但是他们的相对优势，他们会在管理、技术等等这些企业最有相对优势的环境里边尽量让他们有竞争的压力和创造业绩以后的激励，把他们这些细节决定成败的事情争取做到最高水平的极致，这就出来了，我们一般人都好理解的直接效益。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还要借鉴现在已经形成的事前、事中、事后绩效考评的机制，督促着大家互通信息、提高透明度，及时纠正一些偏差。所以这些事情说来话长，绩效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到极致的创新，我觉得是落到中央所说的全要命生产率里边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提高整个要素充分流动中间潜力释放实际形成的水平，也就是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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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