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家选择自杀 经济学这个行业怎么了？

原标题：当经济学家选择自杀

讲述 梁捷

来源 ：《别怕，这就是经济学》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沉重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过去我读过一篇文章，“诗人为什么要自杀？”诗人自杀也许还有一些文化上的意义，但是在大众的印象里，经济学家从来都是以长寿而著称的。

比如萨缪尔森，活到了94岁；弗里得曼，也是94岁；阿罗，96岁；哈耶克，93岁；科斯不得了，活到103岁。经济学简直称得上是长寿学科了。

但是，近期听到的新闻却让我们开心不起来。哈佛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法希（Emmanuel Farhi）教授自杀去世，年仅41岁。

他并不是个例。去年，经济学界就陆续传出新闻，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自杀，然后是普林斯顿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教授自杀。今年前两个月又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桑德霍尔姆（William Sandholm）教授自杀。而现在，又是宏观经济学家法希自杀。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还听说哈佛的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心脏病去世，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新冠肺炎去世。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一大半未来都有可能获得诺奖，或者已经得到多次诺奖提名了。经济学界可谓损失巨大。

很多人都在问，经济学这个行业怎么了，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1．

自杀，不是一个可以扁平化的问题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其实各不相同。

比如魏兹曼是环境经济学家，他很关心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导致灾难的影响。克鲁格是劳动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教育、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

桑德霍尔姆主要研究博弈论里的一个分支，叫做演化博弈论。法希则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这些学科相差很远，所以这些学者的自杀与专业领域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

但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非常成功。普通学者想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还不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些顶级学者而言，发论文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学者，都已经发表了不计其数的优秀论文。一般的学者如果无法发表足够多的优质论文，在美国的大学都要面临终身教职的压力。而这些学者，早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按照我们的世俗标准，个个都称得上是功成名就。

如果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要自杀呢？经济学家以前曾研究过自杀问题。

哈默梅什（Daniel S． Hamermesh）与索丝（Neal M． Soss）两位学者1974年在顶级学报《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一种自杀的经济理论”，对自杀行为构建了一种微观经济模型。

这篇文章后来受到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的高度赞扬并广泛引用。人们开始惊呼，原来经济学连自杀也可以研究，怪不得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这篇文章今天似乎不太有人再提起。它构建了一个变形的效用函数，然后把自杀行为与经济收入等因素联系起来。

作者最后得到结论，随着预期收入的不断增加，自杀率将会显著下降。这个预测很符合经济学直觉，但并不符合现实数据。富人也自杀，穷人也自杀，自杀的动机与经济收入似乎有关，但比这要更复杂。

后来追随这种思路的研究不多，马里兰大学的马科特（Dave Marcotte）算是其中一个。他找到一类人，就是尝试自杀而不成，最终活下来的人。

他发现，尝试过自杀的人活下来以后，就比那些同等想过自杀而未尝试自杀的收入要高出20%。同时，这些免于一死的人，活下来之后的收入也比自杀前提高了36%。如果自杀可以作为一种经历的话，它有助于人们重新反思生活，并且有效地提高收入。

到今天，似乎很少再有经济学家继续研究这个方向了。

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自杀性爆炸的恐怖主义者，与考试没考好而自杀的中学生，他们的自杀动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能用同样一个效用函数的模型加以解释。

无论是用理性选择模型来推测自杀者的动机，还是把自杀作为一种经历，都把自杀这件事给扁平化了。

2．

经济学家们，正在经历什么？

自杀的这些学者们，其实都不见得是书斋里的学者，都有非常多的兼职和社会活动。

就以艾伦·克鲁格为例，他先后在克林顿、奥巴马等几任政府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或者经济顾问这样的职务，而他还热衷于听音乐，参加演唱会。

他实在太忙，过去不可能有时间写通俗的经济学著作。就在去年，他终于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作了第一本科普著作《摇滚吧，经济学》，今年中译本出版。

读过手稿的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都在感慨，克鲁格终于愿意写书了。但克鲁格根本没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他在新书出版前夕自杀了。

这些学者在学术领域和世俗层面都是成功者。但他们仍然选择了自杀。我相信很多经济学家都读过他们的论文，了解他们的工作，连我都多少读过一些。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远远不够。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而面对最后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是去了解他。可惜自杀者永远没办法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自杀。

据说魏兹曼教授曾经在一年前留下一张纸条，怀疑自己是否能继续产出有价值的学术作品。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环境经济学，但是没有颁给魏兹曼。

又有人说，魏兹曼写了一篇论文，发给同事们看，有人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错误。这些小事当然可能影响魏兹曼的情绪，但是否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我们永远不知道了。

引发自杀可能只是很偶然的事。但一般而言，产生自杀这个念头绝不是一天两天。自杀的人，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折磨，可能是数年，数十年。

而且，越是表现出所谓“高功能”的人士，即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表现得积极向上甚至能力远超一般人的人士，如果是抑郁症患者，他们的所经受的痛苦就越严重。

从事过学术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学者或者学生中，这样的比例很高很高。豆瓣或其他社交网站上都有一些互助小组，也许给一些深陷科研痛苦的人士一点点安慰。

不同人面对抑郁痛苦有不同的表现。我没有办法给出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有人会说，如果那么痛苦，就不要做科研了。世界那么大，做点其他的不也挺好吗？科研工作太苦太累，对脑力、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考验，而且是终身考验。

比如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一般人能对自己的文章修改几遍。很多作者可能会修改一遍，两遍，我还知道一些名作家拒绝修改自己的文章。

那么现实中经济学家面对的情况呢？如果你要在过得去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一篇文章修改个十遍以上是最起码的；如果你要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那可能得修改三十遍或者更多。

我曾看到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发表一篇论文以后，有些感慨，在朋友圈晒了一下他的修改过程。他把每一版都另存为一个文件，最后修改到90多稿，近100稿，文件夹里就有90多个文件。我估计，最终稿与初稿相比，可能每个字都重写过了吧。

这种学术制度对于写作者、研究者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见过很多研究者，因为无法忍受学术界的这种制度，毅然退出。

有一位同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以前曾是大学教师，现在则是某个大数据公司的高管。他经常在知乎上写文章，也是个网红。

他表示自己更喜欢在知乎上写作，因为读者马上就能看到，并且作出反馈。以前给学术期刊写作，要修改几十稿，前后数年，发表出来其实也没什么读者会看。

所以，这些发表压力一直在折磨着当代学者。想当年，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那个年代，学术规则没有那么明晰，也没有那么死板。

很多学术期刊还很灵活，可以主动掌控学术热点，碰到重要的议题，甚至可以给一些重要文章提供连载的机会。这在今天都绝不可能。而今天顶级学者所要承受的发表压力，也不是弗里德曼、哈耶克那时所能相比了。

每一次自杀都是一个绝对的悲剧。我既不想批评死者，也不想简单归罪于这个学术系统、学术体制。

现代学术体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以后会慢慢讨论，慢慢批判。而对于悲剧，我建议我们不妨更多地去加以理解，加以同情。

3．

不如诚实地接受对人类复杂性的无知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经济学家是高度理性的，且对于未来有更高的把握，但实际上，经济学家往往需要比其他人面这个世界更多的本质不确定性。

绝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我们不会算命，无法预测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于未来并没有肯定性的知识。”

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开玩笑说，“我们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发生的五次经济危机，预测准了九次”，这也是经济学家无奈的自嘲了。

经济学家可以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倒也不是经济学家的脸皮特别厚，而是经济学家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反而是一种诚实的美德。

“准确”这个概念，跟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有关。

就像气象学家会告诉你，如果研究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大，那么影响天气的因素就越多。各地的温度，湿度，风向，降雨，都会对天气产生复杂影响。

相信你也听说过“蝴蝶效应”这个名词。在一个足够复杂的系统里，任何一点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个世界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

比如每年的台风季虽然都是大致确定的，但是它的强度、路线、破坏程度都不一样，这一切都很难预料。

中国人民已经经历了千百次台风了，几乎每年都要经历，但我们仍然无法预测下一次台风的影响和危害，只能利用我们的经验，尽量让台风的危害降到最小，在台风之后又能尽快地恢复。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最真实、最谦卑的态度。

过去曾有一种批评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即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以经济学的方法来阐释世界——到了今天，这种方法早已过时，今天的经济学家反而希望借鉴各种学科、各种跨学科的方法，来丰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