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罗格夫：不确定性也是一种疫情

未来几个月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即将到来的全球复苏态势。尽管股市一片兴旺，但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的不确定性依旧弥漫于各处。因此无论疫情如何发展，世界各国迄今为止与病毒的斗争都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其经济增长，就业和政治。

让我们先从潜在的好消息说起。在乐观情境下，各监管机构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批准至少两款第一代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政府的特殊监管政策和财政支持下这些疫苗甚至在人体临床试验结束之前就已开始投产。假设它们真的有效，那么到2020年底各生物技术企业将拥有约2亿剂库存并有望继续生产数十亿剂。疫苗的分发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要花很大力气让公众确信这些特批疫苗是安全的。

如果一切顺利，在此之后几年中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包括生活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里的人们——都能参加免疫。

这种情境是可信的，但我们还远远无法保证其必定能实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比预期中更为顽固，同时第一代疫苗的免疫作用可能只能维持较短时间，或者携带某些不良副作用。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日益改进的检测方案、更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手段以及公众和（希望）政客们对防疫行为准则的更严格遵守也会令经济状况逐步走向正常。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1918~1920年间的恐怖流感大流行，它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至少5000万人丧生（其中许多人都是在类似我们当前恐惧不已的第二波致命感染中死去），却在没有任何疫苗的情况下最终减退并消失了。

但更为悲观的情境下，其他危机可能会在这一危机结束之前爆发，比如贸易摩擦，网络恐怖袭击或网络战争，还有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难或大地震。此外即便情况再乐观也不一定意味着能迅速回归2019年底的收入水平。疫情后的经济扩张（如果存在的话）可能需要数年才能符合严重衰退后复苏的现代定义（即恢复到原本的人均收入水平）。

尽管这场疫情凸显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但贫穷国家所受的苦难却要大得多。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在随后几年内陷入新型冠状病毒的泥潭，并切实面临在未来十年间发展停滞的可能性。毕竟没几个政府能够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拿出紧急财政支持。而低收入国家的长期衰退则可能会导致债务和通胀危机的接连爆发。

但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也可能在发达经济体身上留下深远且持久的伤痕。出于对公共卫生危机复发或另一场疫情的担忧，企业可能会在投资和雇佣方面更加缩手缩脚，更别提这场危机所加剧的巨大政治动荡了。

尽管在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出现一波“报复性”高增长，但从长远来看消费者可能会变得更为节俭。朱利安·科兹洛斯基（Julian Kozlowski），劳拉·维德坎普（Laura Veldkamp）和文基·文卡特斯瓦兰（Venky Venkateswaran）在最近的杰克逊·霍尔年度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有趣论文中指出，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的累计长期成本可能比短期影响大一个数量级，其中部分源自于可能长期萦绕在民众心头的不安情绪。

他们对消费者的分析（我也在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讨论）尤其令人信服。经历过父母或祖父母经历过1930年代大萧条的人都知道，这种伤痕累累的经历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行为举止。

除了对投资和雇用产生直接影响外，新型冠状病毒还将带来长期的生产力成本。等到疫情退去，一代儿童——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那些——实际上将失去一年时间的教育。而对那些努力在依然艰难的劳动力市场中搜寻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可能会比他们原本可能得到的更少。

但是亮点依然存在。尽管疫情已导致许多城市的商业房地产价值暴跌，但它可能在郊区以及一些没落已久的中小城市引发一轮新建筑和投资浪潮。总的来说，那些原本不愿实施远程办公的企业如今都已意识到这一做法的功用和诸多好处。尽管我们无法不让自己免于呼吸，但疫情可能会刺激政策制定者寻找各种手段去提供通用宽带互联网服务，并让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去获取和使用个人电脑。

全球经济如今正处于一个岔路口，而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设法减少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同时继续为那些受冲击最严重的个人和经济部门提供紧急救济。但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新型冠状病毒所助长的不安全感依然可能会对全球经济构成压力。

肯尼斯·罗格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