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风:公募基金重要的是持续经营能力 投资管理需要有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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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封闭市场来养活自己,那是很没出息的做法!肖风:公募基金重要的是持续经营能力
公募基金行业发展二十余载,曲折中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回溯公募基金业发展史,博时基金创始人、现任浙商基金董事长肖风,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肖风于1993年进入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工作,1998年下海筹建博时基金,此后13年一直担任博时基金总经理。
公开信息显示,1998年,博时成立第一只封基裕阳,次年发行第二只封基裕隆,并于1999年、2000年,分别以78亿、117亿的资产规模位居行业首位。
2000年博时虽未发行新产品,却成为当时唯一规模超百亿元的基金公司,增长来源主要是管理资产的增值,两只封基资产截至2000年底已翻倍。
2001年,国内首只开放式基金发行,博时紧随行业步伐,2002年发行旗下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博时价值增长。从2004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能发行两只产品。2003年发行博时裕富指数型基金,2004年发行博时现金收益货币型基金,2005年发行了博时稳定价值债券型基金。
肖风掌舵下的博时基金资产规模稳步上升,成就了多只明星产品,他还于2006年率先探索基金公司投研多元化之路,内部形成价值组、成长组、混合组、ETF与量化投资组、另类投资组合、固定收益组合六大投资风格,每个小组设立一名投资总监,此举为业内首创,也在内部引发不小震荡。
2011年下半年,肖风从博时辞职,加盟万向集团任中国万向控股副董事长,搭建万向金融板块。正如肖风自己所言:“在退休前开启一个不一样的、新的十年。”
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驱动投资?是肖风这些年投身的事业之一。为此,他于2014年出版《投资革命》,从理论层面探讨大数据、AI与云计算时代,投资乃至资管行业将发生的变化。肖风创立了一家用AI来辅助投资的科技公司——通联数据,并担任浙商基金董事长,基于“AI+HI”搭建底层架构,重构了这家2010年成立的基金公司。
从监管部门到下海创立博时基金,再转战万向集团,肖风始终是一位锐意进取的创新者和引领者。券商中国记者于近日专访了肖风,访谈中他对公募基金二十余年发展给出了自己的总结,并对“AI驱动的资管公司”进行阐述。
以下为券商中国记者对话肖风的部分文字实录:
公募行业二十余载,制度建设、产品创新、公司治理长足发展
券商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20余年,您如何看待评价公募基金行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制度建设、产品创新、公司治理等方面都有哪些进步?
肖风:目前在中国,公募基金是资产管理行业里最市场化、最专业化、最规范的一类商业组织。这并不是说公募基金从业人员比其他行业的人更聪明、更优秀,而是公募必须要求透明,第一它是公开募集,第二它是100%买者自负。
比如说,我们知道资管新规前很多信托和银行理财都是刚性兑付的,而公募基金面向个人投资者,门槛很低,所以就必须更要求专业、规范和市场化,如果不能做到,投资者会说为什么我要买者自负?
制度建设方面,公募基金从行业起步时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监管部门20多年来从来没有因为行业的波动放松监管,一直在优化一整套针对公募基金的制度规范。
1998年,中国证监会在开始设计制度的时候就把握得非常好,坚持了买者自负,坚持了对公募行业提更高的要求,建立更高的准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行业发展到现在,中间肯定会出现更多的波折。
产品创新方面,国内公募基金经历过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闭式基金,1998年公募刚刚起步,首发封闭式基金,后来又参与了老基金的规范化改造,也都是封闭式。
实际上1998年,从全球范围来看,封闭式基金已经不是主流,而是开放式基金,可是为什么当初整个行业包括监管部门先选择了以封闭式基金起步?是因为封闭式基金对公司的治理架构,尤其是中后台的运营压力是最小的。封闭式基金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我们有股票交易所、中登公司,不管是资金清算,还是基金份额的清算,都由他们来做,已经很规范,流程也变得更简单。而一旦到开放式基金的时候,申购赎回、份额登记,要在行业起步之初去运营这样一个复杂的业务流程,中后台真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第一阶段我觉得起步就非常好,用封闭式基金来起步。
第二阶段,公募基金行业迅速引入了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流程相对来说很复杂,因为直接面对每一个客户,以银行为主渠道,销售要和银行对接,要做基金份额的登记、基金净值的计算,要应对申购赎回,系统非常复杂,如果没有前面两年封闭式基金的积累,直接上了可能会有问题。
第三阶段,是QDII这种投资海外市场的基金品种,投资区域的扩展也带来了一批产品创新。
这段时间以来,公募行业越来越有自信,具备了根据中国市场特点、上市公司特点、投资者特点、渠道特点,来创新产品的能力,与市场更贴贴近。同时有些产品也不一定是舶来品,比如余额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根据渠道的特点创造出来的产品。
在公司治理方面,最大的创新就是允许资深的专业人士去创办自己的基金公司,这使得整个行业变得非常有活力。因为公募行业并不依靠资产负债表来经营,这点与银行、保险很不一样。银行要有资本充足率,符合资本充足率才能够去经营;保险也一样,保险有偿付能力要求,偿付能力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而公募基金不以公司资产负债表来经营,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依靠“人”。
公司治理方面,过去20年时间也在不断优化,比如限制股东对基金公司的影响。股东可以在资本层面、公司运营层面,行使正当的股东权利,但是基金公司管的毕竟不是股东的钱,管的资产也不依靠于股东的投资本金,因此在投资管理、业务运营的范围里面,尽量要把股东屏蔽掉。
投资管理需要有敬畏之心
券商中国:您和深圳、上海两个城市都有着不解之缘。您本人是深户,从当地监管部门下海创立博时基金,参与和见证了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聊聊当时的故事吗?下定决心创立博时基金有哪些驱动力?
肖风:1989年我到深圳,在深圳的一家主生产电视机的企业做秘书工作。当时公司里也没有金融人才,所以当公司董事会决定要做股份制改造,进行IPO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了。1991年底,公司发行完B股,1992年初 A股也上市。
当时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需要找上市公司监管的负责人,因为人民银行对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监管很熟悉,可是没有监管上市公司的经验,他们希望找一个在上市公司从头到尾做过股份制改造和IPO的人,来负责审查公司的上市工作,同时监管上市公司。他们当时挑选到我,这样的话我就在1992年上半年加入了人民银行深圳分行。
1993年,国务院成立中国证监会,各个地方也进行了证券监管框架调整,深圳成立了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关于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监管全部合并了,所以我就到了证管办。
对我而言,对公募基金行业的认识和了解最早要从1991年开始。1991年公司发行B股,我们向香港的基金经理、机构投资者推荐公司B股,当时承销商从香港拉了两个大巴,好几十个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到工厂来实地考察,我们负责介绍,带他们参观调研,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基金经理。
发行B股之后自然会有研究员来调研,我们每年向海外基金经理做推荐,去香港、新加坡,有时候也去东京、伦敦,那时候欧洲投资者买中国B股的很多。这样持续见到了很多海外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们。
1998年的2、3月份,南方、华夏、国泰三家基金公司正式发行第一批封闭式基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辞职去创办博时基金,是这样一个过程。
券商中国:1998年您负责筹建博时基金,此后的13年一直是博时基金的灵魂人物。2004年博时基金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您觉得博时的成绩归功于哪些方面?
肖风:我觉得某一年成为资产规模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经营能力,持续地排在行业前列,至少要在前10%,这才能证明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从我个人来说,当年在博时,比较注重持续经营能力的锻炼,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没有终点。
举个例子,2000年后,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邀请外部咨询顾问,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今年是信息安全,明年是IT战略规划,后年可能是人力资源。
外部顾问是第三只眼,可以帮你看到自己看不到的问题。其次,一家独立咨询公司,可能看了全球几百家公司,它可以把别人好的部分建议给你,可以告诉你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有哪家公司以前也遇到过,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建议怎样来改进系统、流程、人力资源政策、员工考评等等,越来越精细化。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外部顾问在这里工作几个月,然后每年我们做一方面的改进,要的是它累积起来的效果,10年时间,每年都有不同的人帮你做不同的事情,帮你改进一些东西,10年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强,持之以恒。
另一方面,投资管理确实是需要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一个行业要有全球眼光,所以我们也做业务方面的培训。
我们当年跟纽约大学商学院有一个长期合作的金融分析课程,每年请好几位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过来,给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机构客户培训,不断提升知识专业技能。
那个时候,中外的交流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但是我们坚持读万卷书的同时,还必须行万里路。我们派出很多人出去交流,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是派基金经理去海外公司见习一年时间;二是组织研究员、基金经理去美国、英国做拜访。
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当时我们的研究员去美国拜访,普林斯顿有一位数学教授建立了模型来辨别法国葡萄酒,哪个年份的葡萄酒是好酒,哪个年份的葡萄酒可能不太好。因为葡萄酒的好坏跟温差、日出、降雨时间这些都有关系。他把过去100年好年份的葡萄酒所有气候资料全部收集,总结得出一个模型,如果早晚温差、日照、阴天、雨量等因素达到某个程度,那么那一年的葡萄酒是好的,如果没有达到的话,葡萄酒是差的。
我们有两次就请他,一是给我们去美国访问的研究员和基金经理上一堂课,讲他的数学模型,同时也给大家上葡萄酒的品酒课,让大家学习怎么品葡萄酒。
品葡萄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基金经理和研究员知道,连葡萄酒都可以用量化指标来筛选,股票为什么不可以?大家都认为选股应该尽量去听故事,听董事长、总经理、卖方分析员讲,讲完之后作为基本面来判断是否买卖。其实也可以用数学模型来做,应该尽量地量化它,也许今年做不到,但是应该尽量去用数字、数据、模型来判断,而不是凭感性的判断。
券商中国:离开博时的原因有哪些?离开后主要方向是什么?
肖风:2011年资管领域大数据的概念还没有产生,但互联网等技术已经蓬勃发展。2014年阿尔法狗诞生,进一步给我们带来启发,我们能不能够用AI来帮助投资,这也是我2011年下半年离开博时,想要去做一件新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因。
离开之后我也邀请了原来博时的同事来协助我一起。那段时间我们做了三个事情:一是2013年,我们写了一本书叫《投资革命》,14年出版。我们从理论上探讨,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云计算时代,投资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行业会发生什么变化;二是我们创立了一家用AI来辅助投资的专业公司——通联数据;三是接手浙商基金,我们把浙商基金最底层的基础架构统统改掉,用AI+HI的做法来重构,往前又走了一步。
写书、创办通联数据,再加上基金公司的底层架构调整,汇集到一起,就是用AI来改造资产管理业务。这是我离开博时之后重点做的三件事。
券商中国:近年来您致力于投身区块链、数字金融事业,浙商基金定位为AI驱动的资产管理公司,能否展开介绍?您对浙商基金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什么?
肖风:第一,从我开始担任浙商基金董事长,大家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不能让浙商基金复制博时走过的路。对我而言,我成功创办过博时,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照着原来博时走过的路,再让浙商基金重走一遍。时间不同了,市场不同了,行业已经发展到今天,必须走别的路,要进一步去发展浙商基金。对于现在浙商基金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定位。
第二,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特色,让客户看到我们的特色。客户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某些专长和特点。我们只有坚定走“AI驱动的资管公司”这条路,我们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靠封闭市场来养活自己很没出息
券商中国:国内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里程碑。最近贝莱德成为国内首家外资100%控股公募基金,您怎么看待国外资管巨头入华布局?他们和本土的基金公司相比有何优劣势?
肖风: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早就应该开放,如果靠封闭市场来养活自己,那是一个很没出息的做法。
外资和本土公司大家各有所长。外资到中国来,如果只看投资这一端,QFII开放很早就开始了,再看长远一点,1991年上海、深圳开始挂牌B股,海外投资者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一开始大家会说对外开放有什么冲击,最后发现QFII这个阶段外资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一是他们到中国来买股票,一定对市场的深度有要求,太小的股票他们不买。
二是他们对合规有要求,那些有不好行为的、或者有瑕疵的股票他们不会买,因为他们要对投资者负责任。
三是他们是从全球视角来做行业资产配置,现在毕竟是一个全球化分工的时代,比如说中国基建最火热的时候,他们会去买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厂;中国大妈们对黄金需求旺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买加拿大的金矿。
进一步开放后,这些机构可以到中国来设计产品,服务中国的客户,投资领域他们已经尝试过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市场,是对客户需求的响应,他们怎么服务中国客户?怎么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设计什么产品?用什么方式跟他们对话?使用什么渠道?带来的冲击或许只是这些而已,并不存在他们会比中国本土的基金公司更有竞争力这回事。
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向本土公募基金公司学习,我们对本土客户的了解显然比他们深。所以首先他们要学习,如果他们在中国照搬照抄他们在海外的模式,一定会失败,可以这样断言。其次,我们应该欢迎他们来,他们在全球也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经验,服务客户的经验,应该向他们学习,去优化我们对客户的服务,但我不认为会产生多大的冲击。
券商中国:您说过资管行业还没有马斯克式的人物,您想成为资管行业的马斯克吗?
肖风:我应该不是。马斯克这样的人或许全世界百年才出一个。我认为他有点像美国19世纪末期的爱迪生,他是一个颠覆性的人才,创造出了很多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对行业,对产业、产品,都是颠覆性的。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爱迪生也好,马斯克也好,都在美国,美国为什么能够持续产生这样一些对整个人类社会有颠覆性影响、产生巨大推动的人物?值得我们思考,我相信未来中国肯定也会产生这样的人物。
我们做资产管理行业,实际上多少受到马斯克这些人的影响,探索在资产管理行业里面,通过一些数字化的东西来改造它,但这不是我们的创造和发明。我们能不能在这种启发下,在资产管理行业里面做一点颠覆性的、相对革命性的尝试?我们只是有这样一个假设,但传奇人物不是经常出现的。达芬奇、牛顿、爱迪生,当今的马斯克或许是这样的人物,但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了。
责任编辑:陈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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