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 背后反映了什么
{image=1}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要重点转向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加快形成开放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潜能”应担当主角。
来源 | 公众号“经济学家圈”
文 | 刘世锦
开放的、内需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最近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既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关，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
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是因为不论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国内，都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收入水平，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大国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即使对外开放度高，对外贸易比重也相对较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尤其是高开放度的小经济体，如一些城市型经济体，经济外循环的比重要高出许多。
第三，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尤其是拥有超大型国内统一市场，与其他大国相比，更有必要和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第四，我国经济已进入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体地位的增长阶段，尽管数字经济等的发展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总体上看，服务业仍然大多是本地化的、不可贸易的，这样必然提升内需在整体经济活动的比重。
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现实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实际上，我国一直是以往内循环为主的，由外循环转到内循环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强调内循环为主
一是新冠疫情冲击上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萎缩，外部供给能力也在下降；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外需市场收缩；
三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猖獗、出现“卡脖子”、“断供”压力的背景下，部分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实施某种产业备胎战略。
现在的大循环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
所以，当前的内循环将会有与以往不同特点。在目前复杂形势下，也要避免一些误解。
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者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我们有着闭关锁国和对外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历，其中的道理应该是很清楚了。
不是什么产业都要自己搞，都搞成世界第一，都不进口了，实际上不可能，还是要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实施产业备胎战略，由于我国具有规模经济突出、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等有利条件，在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中将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调整能力。有些就是备胎，防止卡脖子，有些可能转为正胎，有利于打破国际上某些技术垄断，提升我国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
单边主义、逆全球化难以成为长期态势，并不代表发展规律，这个时候更需要对全球化的信心。不是比脱钩，而是要比更开放，这样才能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应当是：
适应不同国家、地区市场变化的开放；适应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的开放；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有抗冲击性的开放；基于制度规则的开放；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
推动这样的开放，国内大循环才能富有成效。反过来说，国内大循环搞好了，将有利于参与国际循环，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简单地说，我们所要的双循环，是“开放型的国内循环”和“内需为主型的国际循环”，或者说是“开放的、内需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1+3+2”的结构性潜能应在国内大循环中担当主角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要重点转向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加快形成开放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潜能”应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
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主要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十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于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我国有先进的理念、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发挥结构性潜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国内大循环，要能循环起来，循环的有成效，关键是要“通”。不通则痛，要找到找准痛点。现实循环中的痛点主要要素市场发展滞后。释放“1+3+2”的结构性潜能，重点是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的改革。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齐“新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在国际上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三个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张牌，实际推进难度很大，但要站上制高点，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我国的贸易优势与关税保护没有多大关系，要在全球化的理念和规则制定上走到前面，至少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在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对全球开放发展起到引领带动作用。
责任编辑：何中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