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下一个十年数字经济，创新、效率和公平并举

12月4日消息，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与阿联酋中央银行在两国首都联合举办“2020中国-阿联酋创新投资大会”。本次大会是中东北非最大金融科技和创新盛会“阿布扎比金融科技节”（Fintech Abu Dhabi）的中国平行会议。大会在全球疫情和经济不确定性高企、多边合作备受挑战背景下召开，围绕创新投资和金融服务两大主题进行深度探讨，百余位中外嘉宾通过15场专题圆桌和35场主旨演讲展开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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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彭文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青出席2020中国-阿联酋创新投资大会，并就“数字经济：全球变局下的中国路径”展开对话。

彭文生表示，一方面我们担心年轻人供给不够，人口老龄化，谁来养老；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担心机器替代人，我们没事做，这两个到底哪个对，哪个是更大的担心？未来十年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什么样的金融态势、金融体制或者金融机制更好的能够促进创新，促进科技进步，金融的模式变化，这都和数字经济是相互联系的。

好多行业今年都是因为疫情的促进作用，使得数字化转型大大提速，大约平均提速了五到七年的时间。

数字经济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制造业或者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这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核心层是半导体、通信技术、信息技术、智能硬件等等。

二是数字经济的应用层。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改变商业模式，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平台经济。某一个产品似乎看起来不盈利，实际上是通过其他相关的产品获得补偿。这个层次带来很大的关于数字经济的争议，比如垄断问题，平台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它对整个社会、对创新、对收入分配有很大影响。

三是产业数字化。看整个数字经济增加值，沿海和内陆的差别不是那么大，数字经济可能对区域发展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也可能有一些新的路径，新的模式，让中西部有机会追赶东部。

从土地到资本，到数据，数据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最重要的差别是它的非竞争性。数字经济是我下载微信不影响你下载使用，我在抖音上看一个视频，不影响你看同一个视频，不增加你看视频的成本。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数字经济好多活动、产品、服务扩张的边际成本很低，几乎是零，也就是说，只要有需求，数字经济的企业规模可能扩展的非常大，规模越大效益越高。数字经济不仅有规模经济，还有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是同一个产品的规模可以做的很大，范围经济是同一个企业可以有不同的产品，这个成本也很低，比如你在电商的基础上收集的数据，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服务，教育、健康、医疗、金融，可以向不同的领域延伸，这就是我们讲的范围经济，就是跨产品、跨市场。

不少人讲，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就像工业经济时代石油那么重要，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石油确实对工业经济来讲很重要，数据对数字经济也非常重要；但是说它不对，数据和石油是有差别的，石油的边际开采成本不可能到零，而数据的使用边际成本，从技术上来讲是零。

非竞争性是从技术、科技上来讲的，但这是一种生产力的表现，还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什么？数据汇聚所有，谁占有数据，这就带来了排他性，数据在技术上有非竞争性，但是在生产关系上有排他性，某一个企业占有了数据，别的企业就不能用，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数字经济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效率就越高，如果形成一个明确的产权，归某个企业所有，又限制了它规模的扩大。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企业巨型化垄断问题，都和这个有关系。

我们要比较从土地、到资本、到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变化，从技术上来讲，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越来越强，竞争性越来越弱。这个世界上土地的竞争性是最强的，因为土地不能再生。但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机器设备的竞争性相对就弱一点，虽然机器设备有生产成本，但毕竟可以再造，产能不够了，我们可以多生产一些制造汽车的机器设备，资源有成本，但毕竟比土地的约束力要小一些。数据的约束力更小。从土地到资本到数据，约束越来越低，非竞争性越来越强，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提高的一个体现。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非竞争性所带来的商业模式的变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单向的市场机制变为平台，平台连接不同的用户，连接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以一个平台企业连接多个行业，这是和传统经济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对垄断的判断，都会带来新的问题。

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比如远程会议、远程办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意味着服务业变得可贸易，过去你在北京，小孩要请辅导老师只能在本地请，现在可以在线上，这就是服务性可贸易型的现实体现。数字经济巨型化、垄断、创新，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第一，能不能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我的观点是，从生产端来讲，机器是能够替代人的，未来30年，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环节，劳动力都会被机器替代，以后的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人。这样大家可以想像，多出来多少人可以从事服务业。驱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是人类欲望，人类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数字经济时代的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欲望是比较低的，虽然机器可以替代年龄的劳动力，但是整个社会欲望比较低，它的进步、创新也会慢。

第二，收入分配的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我们看过去二十年中美两国的比较，美国的资本分配比例上升，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股市二十年一直持续保持优势。中国的劳动占比前十年下降，但最近这十年开始反弹。从技术层面解释，美国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中国更多的是机器赋能。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美国低，因为机器人的价格全球市场是一样的，一个机器人在美国是这个价格，在中国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美国的劳动成本比中国高很多，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机器替代人，首先会美国引入，一定程度以后，它的利润空间减少，会转向其他国家，而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机器替代人在中国还是非常早期的阶段。这是为什么中国数字经济，服务业，外卖、快递等等，发展很快，当然这和中国城市的人口密集也有一定关系。

服务业以后是经济的新增长点。它变得可贸易，制造业为什么对一个国家那么重要？不是说制造业本身怎么样，而是说制造业可贸易，可贸易意味着它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大，竞争带来效益，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竞争带来新的思想的传播，这才是制造业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服务业变得可贸易，服务业效益就会提升，这是服务业作为新的增长点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这里面涉及到服务业未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要看平台经济提供的服务，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因为垄断而阻碍创新。

王青在2020中国-阿联酋创新投资大会上表示，数字赋能是一个深度应用和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的过程，它是我们数字化或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或导向。平台经济发挥了配置资源要素的功能，它形成了多对多的这种效率更高、责任化程度更高的生产组织方式。

数字迁移本质还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源和要素重新构建和配置的过程。

创新要素和中高端要素有个前提——要有一定的密度，无论是从金融还是从创新的资源和要素来看，如果达不到一个密度的话，创新的信息之间的交流、整个结构性的更新就很难实现。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人相结合的要素，特别是深度结合的要素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数据、信息、技术这样的一些要素会更加重要，因为它是中高端的并且与劳动力相结合的要素，它发挥的功能会更加突出，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结构和社会的结构，甚至是我们的文化。

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产权应该怎么界定，它的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怎么划分，法律上怎么给它一个界定的过程，这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基础，但是这方面全球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需要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数据的排他性、公共资源和公共发展的资源排他性，比如二选一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去解决？

以下为彭文生、王青对话全文：

彭文生：

我的题目是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因为今年疫情的冲击，有人估算这使得我们数字化转型提速了五到七年时间，过去我们想象不到的或者难以想象的事情，今年都发生了。比如在线网上开会，这是数字技术发展对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一些变革性的影响。

第一个标题是“下个十年数字经济”，为什么说下个十年数字经济？回顾中国经济过去20年、30年的发展，有两个阶段有非常鲜明的特征：

第一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几年，人口红利驱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重要的体现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差不多和美国的次贷危机同时，2008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快速下降，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到2018年以后，现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我们担心未来年轻的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来给我们养老。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听到其他的担心，经常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替代。过去机器替代的是我们的四肢，替代手和脚，无论是运输还是体力劳动。现在不仅是替代我们的四肢，替代我们的大脑，有些行业担心以后会不会就不存在了，也有些人担心未来的就业问题。

这两个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担心年轻人供给不够，人口老龄化，谁来养老；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担心机器替代人，我们没事做，这两个到底哪个对，哪个是更大的担心？两个从方向上讲似乎是相互抵消的，是不是我们就不用担心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未来十年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另外一个方面是金融，2008年以后到现在，中国房地产和信贷扩张，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重要的推动力。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金融监管加强，房地产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靠地产、靠金融难以为继，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创新。什么样的金融态势、金融体制或者金融机制更好的能够促进创新，促进科技进步，金融的模式变化，这都和数字经济是相互联系的。

刚才我也提到，按照有关研究，好多行业今年都是因为疫情的促进作用，使得数字化转型大大提速，大约平均提速了五到七年的时间。什么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的词，但对于什么叫数字经济还是有些争议的，理论上讲，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数字经济，因为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涉及到数据的应用，如果将现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看做数字经济，似乎对我们分析、理解问题，对我们判断未来的走势，探讨相关的政策又不够，所以我是比较认同把数字经济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制造业或者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这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核心层是半导体、通信技术、信息技术、智能硬件等等。

二是数字经济的应用层。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改变商业模式，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平台经济，平台企业，中国的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美国的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等，数字经济是个重大的变革，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连接多个用户，甚至跨市场、跨产品。它的商业模式也很不一样，有个重要的特征是跨产品的补贴，某一个产品似乎看起来不盈利，实际上是通过其他相关的产品获得补偿。这个层次带来很大的关于数字经济的争议，比如垄断问题，平台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它对整个社会、对创新、对收入分配有很大影响。

三是产业数字化。这是中国工信部信通研究院提供的一个数据，比较一下各个省的数字经济的增加值，从核心层来讲，明显的沿海地区比较强，但我们要看整个数字经济增加值，沿海和内陆的差别不是那么大，这似乎给我们一个提示，数字经济可能对区域发展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也可能有一些新的路径，新的模式，让中西部有机会追赶东部。

我们为什么叫数字经济？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这个生产要素形态的演变一直在发生，早期的蒸汽机，后来内燃机、电器，从普通的铁路到高速铁路等等，形态一直在变化，为什么这次把数据单独拎出来，说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从农业经济劳动力的统计到工业经济劳动力和资本，到数字经济劳动力和数字，劳动力都是一样的。从土地到资本，到数据，数据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最重要的差别是它的非竞争性，非竞争性是一个很专业的词，但理解起来也很简单。传统的经济是竞争性的活动，什么意思呢？比如这个桌子上有一个苹果，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了，这就是传统经济。数字经济是我下载微信不影响你下载使用，我在抖音上看一个视频，不影响你看同一个视频，不增加你看视频的成本。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数字经济好多活动、产品、服务扩张的边际成本很低，几乎是零，也就是说，只要有需求，数字经济的企业规模可能扩展的非常大，规模越大效益越高。数字经济不仅有规模经济，还有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是同一个产品的规模可以做的很大，范围经济是同一个企业可以有不同的产品，这个成本也很低，比如你在电商的基础上收集的数据，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服务，教育、健康、医疗、金融，可以向不同的领域延伸，这就是我们讲的范围经济，就是跨产品、跨市场。

不少人讲，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就像工业经济时代石油那么重要，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石油确实对工业经济来讲很重要，数据对数字经济也非常重要；但是说它不对，数据和石油是有差别的，石油的边际开采成本不可能到零，而数据的使用边际成本，从技术上来讲是零。

大家可能说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企业一统天下？某一个行业可能就剩下一两个企业垄断？可能也不是。非竞争性是从技术、科技上来讲的，但这是一种生产力的表现，还有生产关系，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生产关系是什么？数据汇聚所有，谁占有数据，这就带来了排他性，数据在技术上有非竞争性，但是在生产关系上有排他性，某一个企业占有了数据，别的企业就不能用，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数字经济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效率就越高，如果形成一个明确的产权，归某个企业所有，又限制了它规模的扩大。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企业巨型化垄断问题，都和这个有关系。

我们要比较从土地、到资本、到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变化，从技术上来讲，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越来越强，竞争性越来越弱。这个世界上土地的竞争性是最强的，因为土地不能再生，北京就这么多土地，你占了，别人就没了。但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机器设备的竞争性相对就弱一点，虽然机器设备有生产成本，但毕竟可以再造，产能不够了，我们可以多生产一些制造汽车的机器设备，资源有成本，但毕竟比土地的约束力要小一些。数据的约束力更小。从土地到资本到数据，约束越来越低，非竞争性越来越强，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提高的一个体现。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非竞争性所带来的商业模式的变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单向的市场机制变为平台，平台连接不同的用户，连接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以一个平台企业连接多个行业，这是和传统经济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对垄断的判断，都会带来新的问题。

数字经济在宏观上有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能不能抵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对经济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产业组织、垄断和竞争的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比如远程会议、远程办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意味着服务业变得可贸易，过去你在北京，小孩要请辅导老师只能在本地请，现在可以在线上，这就是服务性可贸易型的现实体现。数字经济巨型化、垄断、创新，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我从这几个方面分享一下我对未来的看法，

第一，能不能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我们过去担心经济增长在老龄化的社会会很弱，如果机器替代人，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是不是不那么重要了，经济增长可能下滑的不是那么厉害，我们怎么看？我的观点是，从生产端来讲，机器是能够替代人的，本来这个工作是靠劳动力做，现在可以靠机器做。现在有预测，未来30年，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环节，劳动力都会被机器替代，以后的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人。这样大家可以想像，多出来多少人可以从事服务业、从事康养行业，可以服侍老人，到我退休以后，我们养老的时候可能不需要那么担心年轻人不够。但是，从需求端来讲，我们不能忘记机器是没有消费需求的，光有供给没有需求，这个社会也是难以快速增长，因为驱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是人类欲望，人类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数字经济时代的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欲望是比较低的，虽然机器可以替代年龄的劳动力，但是整个社会欲望比较低，它的进步、创新也会慢。最近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报告里，提到了关于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非常重要。机器替代人是到一定程度的，不可能完全替代，所以多生小孩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指望机器替代人。

第二，收入分配的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我们每年生产产出有多少分给资本，多少分给劳动者，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分配阐述的，他认为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占有了。我们看过去二十年中美两国的比较，美国的资本分配比例上升，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股市二十年一直持续保持优势。中国的劳动占比前十年下降，但最近这十年开始反弹，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和社会机制和政策有关系，过去十年，中国在社会保障体系、劳动者保护方面，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有明显的改进。美国现在越来越多大企业垄断，大企业的力量越来越大，劳动者博弈的影响力下降。从技术层面解释，美国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中国更多的是机器赋能，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美国低，因为机器人的价格全球市场是一样的，一个机器人在美国是这个价格，在中国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美国的劳动成本比中国高很多，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机器替代人，首先会美国引入，一定程度以后，它的利润空间减少，会转向其他国家，而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机器替代人在中国还是非常早期的阶段。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数字经济，服务业，外卖、快递等等，发展很快，当然这和中国城市的人口密集也有一定关系。这是从大的资本和劳动分配比例来看，还有其他的层次，涉及到垄断和竞争的关系。

第三，我们看一看国际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服务业和贸易。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农业经济时代，运输成本很高，那时候运输靠肩膀扛，在这个地方生产的粮食要运到100里以外的地方，很不容易，那时候种田的地和村子连在一起，生产和消费也在一起，人员之间的沟通成本也很高，没有什么电话。有句话叫通讯要靠喊，从村头到村尾靠喊，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贸易比较少，成本太高。

到了工业经济时代，运输的成本大幅下降，有蒸汽机、内燃机、公路、铁路，现在是高铁、航空、海运集装箱等等，由此导致一个商品可以在中国生产到美国消费，但人员之间沟通的成本还比较高，虽然有电话，但在电话里给一个小孩辅导课程就很难，在电话里讨论工作，描述一个图景，很难。所以，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可贸易，服务业不可贸易。服务业，从教育到医疗、法律，都得在本地。

数字经济时代，通信技术的进步，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通过微信、腾讯会议等等，能够看到对方所画的图像、图表、数据，讨论工作的效率就大大提升了。以后随着5G的应用，延时的情况会进一步改善，以后大家会觉得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感觉是面对面，这种情况下服务可贸易，反而制造业可贸易性是下降的，机器都替代人了，为什么美国把制造业放在其他国家，为什么发达国家把制造业放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劳动力被替代了，所以以后真正的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是什么时候？机器替代的时候，所以制造业可贸易性下降，服务业可贸易性上升，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深刻的影响。

过去几年在国际学术界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比较悲观的，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和东亚国家靠制造业、靠国际贸易取得经济腾飞的模式，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复制，落后的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不能再像中国、韩国这样在经济起飞阶段靠制造业、靠国际贸易。所以有些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中等收入陷阱，是低收入陷阱。中国的模式已经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还有一派没那么悲观，认为未来的模式是印度的模式，是服务业，大家知道，印度的服务业发展比较快。

这也可以引入到国内，过去我们是中部和西部怎么追赶沿海，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成本高了，我们把沿海地带的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现在中西部可能有个新的增长点，就是服务业，不一定要靠制造业。

所以，服务业以后是经济的新增长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变得可贸易，制造业为什么对一个国家那么重要？不是说制造业本身怎么样，而是说制造业可贸易，可贸易意味着它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大，竞争带来效益，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竞争带来新的思想的传播，这才是制造业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服务业变得可贸易，服务业效益就会提升，这是服务业作为新的增长点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这里面涉及到服务业未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要看平台经济提供的服务，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因为垄断而阻碍创新。

这里面就涉及到作为个人，无论是小孩的教育还是自己工作职业规划，还是做投资，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都面临一个行业选择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事什么行业的工作，我们的小孩应该到什么行业工作，我们应该投资什么行业？

一个直观的回答就是，我们应该投资技术进步快的行业、效率提升快的行业。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现实的情形往往不是这样，往往是技术进步慢的行业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这个思路是个悖论，为什么？这就是因为竞争，竞争使得技术进步快的行业的超额利润很快就被划分，很快就会化解．

比如我这里面举的几个例子：过去20年，美国很多行业工资都在增长，但电视机、计算机通信领域收入增长反而是负的。它们效率提高的速度很快，重要体现是价格下降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当时中国要买一部电视机可能要一年的工资都不一定买得下来，现在买部电视机对很多人来讲只有一个月工资的一小部分，这就是效率提升的一个体现。

但是你要从事这个行业投资，你在这个行业工作，那你就麻烦了，这里面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写的书，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结果是技术进步创造了效率收益，使得这个行业需要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是下降的。人们对电视机的需求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生产电视机，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资源怎么办，于是就转移到其他领域，转移到那些技术进步慢、供给不足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反而更多的受益于技术进步，比如大学教育、房地产、医疗这些都是技术进步慢、供给增加慢的行业。

技术进步最慢的行业就是地产，土地不可能因为数字技术进步，北京的土地供给就多了，所以房地产历史上是占有技术进步收益的最明显的行业，倒不是说数字经济时代大家都要去买房子，任何东西都是有限度的，你占有的收益再多，你的价格也不可能涨到天上去。但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公共政策问题和收益分配问题，技术进步带来收益分配的问题——怎么样分配才是更公平的。

未来更多创新，垄断问题就会出现。数字经济时代为什么似乎收益被技术进步慢的行业占有？你怎么解释平台经济的收入增长那么快，股票价格涨得那么多，这就是垄断的问题。不是技术进步不会给相关行业带来收益，而是如果你有垄断的话你就能占有收益，没有垄断的话你这个收益就被其他竞争者给划分了。

一点垄断都没有也不行。没有垄断哪有创新？没有垄断就没有动力去创新，我们都在说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意思就是垄断，我发明出来了一定期限内只有我垄断，那个垄断就是个行业垄断，因为垄断而会促进创新。

但是也有不好的垄断，好的垄断和不好的垄断边界在哪儿，怎么来划分，怎么来判断？传统的垄断判断是两个企业如果合并的话，你的市场份额大幅上升，可能有垄断问题，监管机构就要阻止你合并；或者两个合并以后，你提高了价格，消费者受损，那也是垄断的体现。

但是数字经济时代不一样，它是跨产品的收购兼并，你怎么定义它的市场份额？而且它是跨产品补贴，有些服务是免费的，消费者觉得很好，我们用微信、电商、美团感觉生活很方便很好，感觉不到背后价格下降对你的影响，但是它会通过其他方面其他领域让你购买服务。

在数字经济时代怎么判断和怎么应对垄断是现在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可能也关注到最近我们发的反垄断的指引意见（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我们看到美国国会最近开始针对谷歌垄断的问题调查。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刚才提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似乎是矛盾，创新和垄断之间似乎是矛盾，而最终还是要看生产关系这块，最终谁应该占有数据，谁应该有数据的使用权。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消费者隐私的保护问题，我们这次控制疫情，健康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疫情消退以后我们应该不应该保持这样，绿码有争议是否就要撤了？

而且以后可能有类似“大数据杀熟” 的问题，过去杀熟是亲戚朋友熟人才能杀熟，以后大数据杀熟，就是对方通过大数据可以了解你家里有几口人，年龄是多少，结婚没结婚，小孩现在几年级，你有没有慢性病，你有什么偏好等等。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差别化定价，你喜欢的东西价格高一点你也得买，这些都是未来会面对的挑战。

对外也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要下架抖音，表面上看这是政治的博弈，实际上深层次来讲是数字经济时代国际治理的问题，一个国家消费者形成的数据，你愿不愿意让另外一个国家的企业占有使用。就像当年土地一样，土地是生产要素，殖民地时代欧洲人到其他地方去占有土地。当年的占有市场要素过程非常血腥，而今天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被这些国际主要是美国的大平台占有，他占有这些平台、占有这些数据就会创造价值，其他国家怎么办呢？这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治理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既带来机遇，带来效益的提升，带来我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也带来垄断和竞争、收入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未来的发展中，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要摸索形成一个既能够照顾到效率又能够照顾到公平的有效的机制。

王青：

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沟通和交流。刚才彭先生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对于数字经济的关键核心问题的思考，不一定给出了答案，但是他给我们提出了思考问题的线索，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可贵的。我也是处于学习的过程，既然是学习我刚才做了一些学习笔记，也提一些粗浅的学习心得。听了彭先生的演讲之后，有四点非常关键或者对我来说触动非常大，我在这里响应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圈层或层次的划分。彭先生划分了核心层、应用层和数字赋能几个程度，本质上来讲它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0-1和1-N的故事。在我理解中，数字赋能是一个深度应用和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的过程，它是我们数字化或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或导向。比如平台经济的应用，特别是消费端的平台应用，更多的是提供数字经济的入口或者提供一个局部的应用。当然平台经济本身也是有层次和结构划分的，比如除了消费的平台之外，还有生产的平台经济、流通的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的发展和数字赋能为不同的场景提供了应用，平台经济在我们来看，它还是适应消费变革的重要方式，它了改变原有的生产流通的组织方式，提高了组织化的程度，它的本质是对接日益分散的消费和日益分散的生产。因为我们的消费不断在个性化差异化，用于单一品种的消费生产资源和生产单元在不断缩小，所以平台经济发挥了配置资源要素的功能，它形成了多对多的这种效率更高、责任化程度更高的生产组织方式。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关于数字迁移。数字迁移本质还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源和要素重新构建和配置的过程，比如像劳动力的迁移是产业迁移和生产力布局调整的过程，特别是一般劳动力的迁移，当然数字移民也是中高端要素或者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的表现。除了中高端的人才之外，资本和数据的配置也会呈现这个趋势，比如一般劳动力更多的向中西部转移来适应于产业转移。另外一种趋势是中高端的创新要素更多的向东部地区特别是大都市区聚集，这个也是目前比较突出的趋势。

这个过程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也跟我们的城市化相联系，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状态呢？在我们看来，创新要素和中高端要素有个前提——要有一定的密度，无论是从金融还是从创新的资源和要素来看，如果达不到一个密度的话，创新的信息之间的交流、整个结构性的更新就很难实现，这就是一些中小城市留不住人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工资低，如果你在中小城市相关的人才达不到密度的话，你很快就会被结构性的淘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未来在创新过程中要发挥引领作用的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关于新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态，数字经济更多的是依赖于高级的生产要素。比如从劳动力来讲，刚才彭先生那张图里展现了，各个时期都有劳动力，但是各个时期对于劳动力的结构需求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像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对于劳动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劳动力的层次和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劳动力的结构性特征和资本化也是不一样的。

下一步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人相结合的要素，特别是深度结合的要素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数据、信息、技术这样的一些要素会更加重要，因为它是中高端的并且与劳动力相结合的要素，它发挥的功能会更加突出，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结构和社会的结构，甚至是我们的文化。

所以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发展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为什么母系社会会存在，为什么母系社会最后变成了父系社会，到了目前我们又强调性别平等，背后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它跟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要素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相关联的。

特别是数字经济会影响到分配的结构，因为我们知道分配的结构取决于各种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刚才讲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在机器替代人的问题上出现这么大的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因为你是做了资本的深化还是做了对人未来发展的赋能，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会影响到收入的结构、分配的结构，包括未来会不会呈现白领或者研发人员中的中等收入阶层具有更强的发展动力。这是第三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刚才彭先生提到了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一是数据问题，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产权应该怎么界定，它的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怎么划分，法律上怎么给它一个界定的过程，这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基础，但是这方面全球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需要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是垄断的问题，关于垄断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报道，它有一个问题是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但是理论又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监管需要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因为对于传统的基于规模经济的制造业的基础上的垄断，它适不适应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比如赢者通吃到底合不合理，像这样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同时，还存在排他性问题：数据的排他性、公共资源和公共发展的资源排他性，比如二选一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去解决？

还有杀熟的问题，我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情况，最有效的社会的交易应该是每个消费者和厂商达成的价格的协议是他们自己能够承受的并且愿意承受的这么一个价格。为什么有区域的差别定价，有时间上的差别定价，比如某一手机品牌上市的时候六千多，一年以后就五千多。为什么针对不同的收入人群和他愿意支付的效益差别化不合理，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我持某一方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需要去进一步研究的。

最后是金融风险的控制和化解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总之我觉得彭先生对我个人来说启发很大，我上面讲到的这些内容是我个人粗浅的想法，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谢谢。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