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王海：打假偶像和逐利商人

从22岁年少成名到饱受“知假打假”争议，再到津成、南宁事件转身幕后、成为年入千万的打假公司老板——25年打假生涯浮沉，王海永远好斗，始终牢牢掌握着自己的人生。

这些天，王海因为整天看剧，视力下降得厉害。他不得不换上了10块钱一副的小孔墨镜，用来矫正视力。他最喜欢的一部美剧叫《纸房子》，讲述了一群劫匪抢印钞机的故事。“凭什么就你们能源源不断地印发钞票呢？”

离开聚光灯20载，7300个日夜，他自认没有丝毫改变，只是“在一些事情上学会了妥协”。如今，有人质疑他打假越发软弱，“总是规避关键问题、挑软柿子”。王海反驳，“你懂个屁！这叫理性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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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

大多数时间里，王海更像个商人。他很喜欢谈钱，每做一单“维权生意”，总会事先衡量成本、收益以及风险，并以此判断这笔生意“值不值得做”。他给自己定的打假“起步价”是30万，理由很简单：“我们的工作需要成本。”他把运营了12年的打假网站关闭了，理由是“缺少回报，浪费精力、资金”。

另一个王海此时正倚靠在沙发上，如布道者般向来访之人传授自己的打假理念，“骗子和韭菜”、“国家建设与社会责任”、“价值观与理念”，这是他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他的手机屏保、微信头像，用的都是画家陈流的一张水彩图，描绘了钟馗打鬼的场面。王海说，这寓意“扫平魑魅魍魉，打掉所有虚假”。

事实上，在2020年底出手打假辛巴、罗永浩之前，王海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多数人淡忘。70后、80后们需要努力搜索记忆，方能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起那张戴着墨镜的脸；90后们则干脆不知其人。这个曾经领一时风潮的“打假第一人”，从22岁年少成名到饱受“知假打假”争议，再到津成、南宁事件转身幕后、成为年入千万的打假公司老板——25年打假生涯浮沉，王海永远好斗，始终牢牢掌握着自己的人生。

重新站回风口的王海47岁了，一笑，眼角都是细纹。他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但也不像一个只为谋利的奸商。20年过去了，墨镜始终未被摘下：打假偶像和逐利商人，偏离任何一个，都不是真实的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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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王海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 摄

重回风口

“Westin来了！”西安某小区的6名维权业主代表一拥而上。在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到来前，小区部分楼层被断供暖。业主们认为，177万的锅炉补贴款被物业公司侵占了。突然有人疑惑：“这不是打假人王海么？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

王海摆了摆手，示意周遭噤声，“这是秘密行动，要低调”。因为无需公开面对媒体，王海私下不戴墨镜。他给自己取了个代号叫“Westin”，没想到还是被目光锐利的群众们认了出来。

哪里可能噤声。王海一坐下，业主们们就七嘴八舌开始诉说自己艰苦的维权经历。王海不说话，只不停地翻看一摞诉讼合同。“一张合同1000块，这里面一共近200份合同，离我的30万起步价还差不少”。一个半小时后，王海提着这叠沉甸甸的“支票”回到酒店。

面对“重新火起来”这件事，47岁的王海多少感到有些疲倦。12月21日，王海暂停西安的维权事件，飞往深圳调查罗永浩直播售卖的漱口水真假。这一周，他辗转3个城市维权，每天处理数百条委托维权的微博私信。

走在深圳市民中心附近的马路上，王海对曾经的打假对象如数家珍：“这边的饭店曾用日本鲍充当非洲鲍，被我们抓了现行”、“那边的整容医院卖假药坑人”、“还有这家酒店，卖的都是假茅台”……

即便一度消失在大众视野中，所发微博无人关注、评论区互动数为零，王海从未离开打假这一行。

“从个人角度上，我打假更多是自娱自乐，成就感是排在第一位的，”王海说“揭露罗永浩，很好玩”、“看到辛巴假人设被揭穿，太有趣了”。一旦谈及“你从打假中获得了什么”，王海就展露出一种几乎孩童般的执拗，似乎“天生爱与人斗”。

就靠这股执拗，这次复出，王海打得又准又狠。两个月前，一句“辛巴直播间的燕窝就是糖水”，彻底撕开了直播带货的遮羞布，辛巴帝国自此土崩瓦解。乘胜追击，他将直播电商形容成打假人的“富矿”，转而盯上“智商更高的骗子”罗永浩，从漱口水、兰蔻口红到流星项链，死磕老罗近一个月。

结果不尽如人意。除了引发老罗自爆所售羊毛衫掺假，这一次，王海没能再现打假辛巴燕窝时的高光时刻。饶是如此，前后打假两个重量级网红，王海已经赚足了噱头。各大社交媒体上，围绕王海的讨论达到了一波高潮。最常见的措辞就是：王海回来了。

各地媒体闻风赶来，询问王海盯上辛巴、罗永浩的目的。他回应得云淡风轻：“因为他们本质是骗子，我要揭穿他们的假人设。”

与此同时，质疑、谩骂伴随流量狂欢一同到来。王海的种种往事、旧闻被人再次提起、拆解、重构。“勒索犯”、“黑吃黑”……实名微博下，负面评价不断涌现。王海拂一拂尘，直言这些“都是水军”。他拟了份近200人的名单，向这些人一一提起诉讼并每人索赔一万。

12月27日，广州市场监管局开出罚单：对辛巴旗下公司罚款90万。快手官方则封禁辛巴个人账号60天。王海对结果并不满意，屡屡搬出法条来欲讨说法，“不较真，那就不是王海了。”刘殿林比王海大21岁，是最早跟随王海学习打假的众多徒弟之一。直到今天，早已单干的刘殿林说，他仍愿意叫王海一声“师傅”。

刘殿林清楚记得，第一次听闻王海其人是在1995年，“就是那一年，王海开始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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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时代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这是王安在《25年：1978~2002年中国大陆四分之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一书中形容王海的第一句话。“缺乏社会经验，处事不够圆滑”，刘殿林如此评价青年王海。

出身草莽、性格冲动，成为青年王海最明显的两个标签。也正是凭借这两个标签，王海得以闯出一片天地。

上世纪90年代，王海火爆程度一时无两：一说到打假，没人不知道王海，人称“王海现象”。1998年克林顿夫妇访华，点名接见王海——山东农民王海，25岁就已攀至人生巅峰。

一切得从两副索尼耳机说起。

1995年，王海陪着考中央戏剧学院的亲戚来到北京，两人一同在河北大厦附近的旅馆住下。闲来无事，王海到东城宽街法律书店看书。彼时，中国第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问世两年。在书店里，王海翻到了该法案的第49条：“《消法》新规定，基于惩罚性赔偿原则，凡售卖假货均损一赔二。”

王海瞪大了眼睛。“我是一个极其单纯的人，法律说什么我就信”，王海打趣说。他决定“以身试法”，随即跑到隆福大厦花170元，买了两副假冒的索尼耳机，开始艰难维权。

“先找消协、没找着。再找东城区工商局，对方说这归质检局管。结果质检局又把皮球给踢了索尼工厂。”王海干脆自己打车跑到索尼北京总部，好不容易得到索尼官方的假货鉴定结果，却被告知“无法给个人开具鉴定证明”。

一来二去，在京两天，花销已超200元——两副耳机就算加赔也才170元。王海心一横，索性一条路走到黑，让表弟再去隆福大厦买了10副耳机，并向工商局投诉。

同年8月，媒体报道了王海维权事件。舆论助推下，22岁的山东农民一夜间成了民间偶像：一个闪耀着正义光辉的打假英雄。那一年，亲戚没考上中戏，王海却火了，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3个月后，大量“职业打假人”在全国各地涌现，“王海事件”迅速升级成为“王海现象”。很难说清王海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但在假货横行、国内产品质量合格率只有65.9%的1995年，他确实是第一个站出来高声疾呼的人。

“王海先生是众多中国消费者中，唯一一个被捧起来的”，与王海有过商业来往的打假人纪万昌认为，当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许久，民众维权意识却仍未苏醒，官方需要一个契机。王海现象的出现，是业界苦等的甘雨。就连消法之父何山都不禁感叹，“两年了，终于冒出了个王海”。

向工商局投诉8个月后，王海拿到了耳机的全部赔偿款共计1020元。“当时还是有些不服气，明明法律上白纸黑字那么写着，怎到了实操就走不通了呢？”但1020元在当时已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毕竟北京市民1995年的月平均工资才679元。这让王海意识到，“打假”也能成为一份“职业”。他开始主动搜索猎物，寻找商机。

“假货嘛，放眼整个商场，到处都是。”回忆当初，王海狡黠一笑。1995年10月，“愣头青”王海再度从青岛杀回北京，把当时各大商场闹了个底朝天。专挑假皮带、假珠宝等售价偏高的商品下手，王海一周内成功索赔8000元。

频繁进出商场4、5次后，王海发现自己被盯上了。从踏进商场的那刻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着，想买东西。对方就会及时制止。用的说辞倒是很统一：“对不起先生，这个货物已经有人定了，您不能买。”

单独行动不便，王海开始想别的办法。1996年，王海注册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企业化经营，团队员工一度多达上百人。打假案件多了，得罪的人也多了。南方卖假货的在江湖上放出狠话，花20万买王海的项上人头；腰间的BP机整天响个不停，一看都是恐吓留言：速去八宝山！速进烈士陵园！

舆论的风向也变了。媒体开始对“知假买假”的行径展开批评，曾经站队王海的时任中消协秘书长助理武高汉公开表示：“从我个人来讲，从中国消费者协会来讲，都更喜欢4年前的王海，不喜欢今天的王海。因为4年前的王海是以自己的身份来参与打假，而今天的王海是以经营者的身份来参与打假。”

但王海不在乎，“人不能太完美，有点争议会更好”。他依然是打假行业里的NO.1，直到更大的争议出现。2000年，津成事件爆发，王海为此近乎身败名裂，最终黯然退出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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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风口，王海马不停蹄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 摄

大闹南宁

20年过去了，江湖仍然有人记得津成事件。在王海打假辛巴、罗永浩的博文底下，“敲诈勒索”、“碰瓷敲竹杠”的评价，似乎成了王海挥之不去的职业污点。谈及此事，王海再度分裂为两个：一个称对此事已然释怀，“陈年往事、不值一提”；另一个却在聊至情绪激动时反复表示，“那就是个骗局、我是被设套了”。

津成事件是王海打假生涯的一道分水岭。

2000年，王海接线人举报，着手调查天津津成电线造假事件。随后两段录音相继被曝光：王海喊话津成100万“私了”；王海被一家造假企业雇佣，以枪手身份去打击另一家造假企业。王海气得够呛，当着津成人的面大喊，“我早晚把你全家都给抓进去”。

“当时话术不够规范，给人落了口舌”，20年后，王海依然尝试辩解。王海坚持认为自己没犯根本性错误，“首先我是以消费者身份起诉他的，走的是合法程序。其次，约定大于法定，既然津成选择走庭下和解，就算我漫天开价，要100万还是1000万，这都是合理行径。”

这番解释一无用处。当老百姓发现打假英雄还要以此谋生时，情感上产生的强烈反差往往足以淹没理性。参加过1996年《实话实说》“王海话题讨论”的社会学家周孝正后来反思，“把公正寄托在某个人或者某个‘英雄’身上，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

“王海也是个骗子，是个披着打假外衣赚钱的商人。”短短数月间，王海成为媒体口中“黑吃黑”的典型。同年，因为代言、夸大宣传一款保健产品，他被重庆市工商局立案调查，并被消费者以欺诈罪起诉。随后，王海又被人民网点名批评，称职业打假“利益驱动，无关正义”。

“舆论全是一边倒地指责他，之前我们一直当成战友的媒体又接连踩上一脚。当时王海才27岁啊，一个年轻人身上得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在刘殿林看来，津成事件仅仅是个开始。后来爆发的南宁事件，彻底让王海陷入崩溃。

2000年9月，王海称从有关人士的口中获取了津成私了的证据。“一想到要出口恶气，精神高度兴奋、一周没睡，又喝点酒”。那时王海刚好在南宁出差，钱包丢了，没有现金支付车费。他试图借钱，从所住酒店的门童到大堂，90分钟里，王海只筹到了10块钱。“堂堂南宁国际大酒店，几千块的押金都交了，连十块钱的账都不赊”。借着酒劲，王海把酒店大堂的桌子砸了个稀烂。

据王海回忆，当时稍微清醒过后，自己就打电话报了警。但到警察局后，自己又与赶来的记者发生了冲突，“把警察局给砸了”。此事曝光后，“大弟子”刘殿林与一众打假人前往南宁声援王海，却被媒体以“抢夺职业打假人头把交椅”写进了新闻稿里。

当天赶到现场的刘殿林目睹了王海的狼狈，“双手被拷着、满嘴说着胡话”。回酒店的路上，刘殿林有些痛惜，“这还是王海吗？怎就成了这样子？”同行的朋友劝，你就当他疯了吧。数天后，王海“雨中裸奔”、“练气功走偏”等新闻标题，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

事后，恢复理智的王海以精神躁狂自辩，甚至透露，“我付了1400元赔偿金给酒店，又自愿进了精神病院。”如今谈及，他又否认了“自己得病”这一说法，倒对住进医院念念不忘。“呆在医院的那一周，是津成事件后我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喝着家人送来的人参鸡汤，住着独立的大单间病房，每天作息规律……”

没有人知道王海内心的真实想法。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众人眼中的“愣头青”，终于狠狠撞了一回南墙。

当年9月24日，王海从南宁给各家媒体发了一份书面解释，称今后不再从事“以怨报怨式”的个人购假索赔活动。两天后，他离开了南宁这座是非之地，转身成为王老板，经营4家打假公司。

自那以后，周围的朋友感觉，王海变得“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王海不这么觉得，他自称，在那次事件中得到的唯一教训是，喝酒会误事。“无论碰上什么场合，我都是滴酒不沾，能推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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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和他的工作伙伴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 摄

依旧烦恼

“天蝎座天生就爱管闲事”，王海如此评价自己。遇到交通堵塞，他会站到大马路中央充当交警指挥交通；看到火车站有人抽烟，他会假装工作人员严词制止。“很奇怪是吧？但我现在不这么干了，这种事该留给专门的人去做。”

王海将其称作一种微妙的转变，是自己变得更成熟的体现。旁人再难从他身上窥见情绪的波动，即便有，也转瞬即逝。众多采访过他的媒体，都以“墨镜背后看不清的眼神”来形容这种神秘感。

“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交易。打假、夫妻关系……都是一种交易。”说话间，王海戴回了那副小孔墨镜。某种程度上，王海不愿摘下的墨镜以及近乎冷酷的“交易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现实击溃后，为自己编造的一层保护网。

王海有两部手机，他拒绝谈论家人，完美地隔绝了工作与生活。但无论如何隐藏自己，王海的烦恼就在那里。

王海曾说，“打假为挣钱，是人们对我最大的误解”。他并不否认打假赚钱的事实。1995年，中央台记者哈文问王海：“你看莆田系骗子都开上两辆豪车了，一台载老板、一台载保镖。什么时候打假人才能开宝马坐奔驰？”这句话被王海记到了现在。“人们只看到打假人年入千万，却看不到骗子月入过亿。如果我真要挣钱，还不如当骗子。”

1995年11月24日，王海如日中天，他在京城赛特俱乐部发表演讲称：“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错了吗？”时隔25年，这种困惑依然在。

2018年，王海团队曾花5万元买了数十瓶假茅台，寻求退一赔十，最终遭遇败诉。法院判决书上写：“你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这让王海有些气愤，“大众认为你知假买假，动机不纯，却不知道这种行为在客观上保护了售假。”

因为不被理解，王海决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布道者，向外界传递自己的理念。

2017年，王海计划收徒数十人，每人出一万块教导费。他兴致勃勃地准备授课内容，讲着讲着就败了兴。“这些人只关心怎么赚钱，只会问能不能给个打假线索、买什么东西能退一赔十．．．．．．”

一个月前，徒弟吴峰（化名）因绩效分配问题申请劳动仲裁，把王海的深圳团队告上了法院。“那些笨货！有本事你就把对方说服嘛。不接电话，像个小孩子一样，算什么事儿？！”双方都是王海亲手带出来的人，本该关起门来自己商量，王海叱责，“把脸都丢外面去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王海立下了一个规矩：索赔金额达到百万，才有资格说是我王海的弟子。徒弟们抱怨：交一万块换来4个ppt、几次线上指导，这划算吗？

在王海看来，符合他要求的“得意门生”，只有刘殿林一个。但就算是刘殿林，也曾与王海“割袍断义”。2000年3.15前夕，刘殿林召开新闻发布会，“举‘王海’旗帜，反王海其人”。“当时王海为了强调自己公司发展，否定个人打假的存在意义，这是理念上的冲突。”刘殿林如此解释。王海则认为，一切皆源于利益冲突，刘殿林等一众打假人之所以“反”他，关键在打假莆田系药物”淋必治“失利，损失了30来万，他们需要拉上自己填补亏空。

“人年纪大了，就会念旧”。4年前，和王海一起调查津成事件的记者尹鸿伟因淋巴癌病逝。王海说自己怀念他，“下个月，我们计划到昆明，去他的墓前献花”。

25年闯荡江湖，浮沉之间，王海坚信：“要学会适当的妥协，活着才能成为建设者。”

责任编辑：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