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89名总经理变更：“公奔私”频现 公募基金如何才能留住人？

一年89名总经理变更，“公奔私”频现，公募基金如何才能留住人？

余世鹏

近日，国开泰富基金发布高管变动公告称，郑文杰因工作调动离任董事长，新任孟天山为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刚过去的“基金大年”，公募高管变动人数达到了343位，创下了自1998年以来的“历史之最”。

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都伴随着人才“新陈代谢”，这一现象在公募基金当中，显得更为突出。

近10多年来，基金公司核心高管变动的数量，基本维持在“三位数”以上。从行业发展中寻找“新”原因，或者是解决“留人”这一“旧题”的新办法。

89位总经理变更

“公奔私”再现

Wind数据显示，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共有343位高管发生变更，其中包括89位总经理和63位督察长，这三项指标均为1998年公募基金行业设立以来的最高值。不仅如此，2020年发生变更的还有136位副总经理（仅次于2015年的146位）、45位首席信息官（仅次于2019年的50位），而发生董事长职位变更的数量（62位），也进入到了历史排名前五。

具体看，上述343位高管变更分布在108家公募基金公司当中。仅就总经理变更而言，既有东海基金、汇安基金、弘毅远方基金等中小公募，也不乏博时基金、广发基金、招商基金等头部公募。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从1998年至今的公募基金发展历程来看，高管变更数量超过100位的年份有11年，第一次是发生在2008年（125位）。随后，公募高管的变更数量一路上升，并先后突破了200位、300位关口。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大牛市引发的公募高管“公奔私”跳槽现象，也再次发生在了2020年的结构性牛市中。

比如，工银瑞信基金曾在2020年9月时发布公告称，该公司的董事长郭特华因个人原因离任。在随后的11月，郭特华向中基协提交了私募公司——海南富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海南富道”）的首次登记材料。海南富道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均为郭特华，个人持股比例为100%；2020年5月，东方红资产管理副总经理、公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林鹏离职，随后出任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但林鹏很快又向证监会申请公募牌照，欲重新进军公募。

两个“新原因”被找到

“人才有序流动是行业发展的常见现象，但与私募、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相比，公募基金行业的高管变更显得相对突出且频繁。”苏州证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开忠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募高管变更的原因多样，如个人谋求更好发展的“公奔私”，就是原因之一。在当前头部的主动管理型私募基金中，核心人物大多有过公募机构任职经历。

丁开忠表示，随着公募基金规模和机构数量的迅速增加，公募机构间的业绩分化明显，在外部的排名竞争和内部的股东大会目标压力下，高管也会被迫“下课”。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公募基金发展过程中，核心高管确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公募高管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公司基金规模发展过慢或者业绩不好，以至达不到股东考核要求，这些都可能由高管负责，也是导致高管发生变更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原因外，丁开忠还从整个资管业发展视角，提出了两个额外“新”原因。他认为，从1998年发展到现在，公募基金公司的数量已突破了130家。相应地，基金公司背后的股东背景，也越来越多元化。这意味着，股东主体的发生变化，也可能会引起基金公司的核心高管发生变更。

此外，丁开忠还说到，近年来公募投资业务逐步从主动管理拓展到了被动量化等领域，这对高管的国际化视野、大投研平台统筹等方面提出了考验，股东会有可能出于发展战略考虑，对核心高管进行相应调整。

如何才能留住人？

“在中国，公募基金依然是一块很大的蓝海市场。在投资者机构化趋势下，‘股民转基民’的趋势仍会持续。但与此同时，在市场对外开放大背景下，公募机构是与外资机构、内外私募等主流资管主体，一起同台竞技的。因此，要实现长足发展，公募就必须要直面‘留住核心高管’这一核心问题。从过往经验来看，核心高管对公募基金公司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难发现的一点是，不少公募机构的高管往往是投资出身的，甚至还兼任投资总监等核心职位。”丁开忠说。

杨德龙说，公募基金的高管，既要具备常规的管理能力和业内知名度，还需要对投资有着深入见解。“高管团队的稳定性越好，对公司的发展越有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几年以来，各家公司为吸引或留住核心高管，都采取了股权激励等多元化的手段。”

2013年修订的《基金法》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实行专业人士持股计划。自那时起，核心高管持股计划就成为公募激励核心高管的主要机制创新之一。“从我的观察来看，公募的员工持股计划，基本上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丁开忠说，要留住核心高管，股东层面在核心高管的人选方面应有着清晰的标准，如选择具有丰富投研经历、开阔视野和战略格局的人选。在人选确定后，则应提供具备竞争力的薪酬机制，包括经济激励和制度激励，如股权激励。

记者获悉，自2020年以来，业内持续有基金公司表露出实施股权激励的明显意向。此前信达澳银基金总经理朱永强对记者表示，该公司计划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该计划以投研骨干为主，同时还会覆盖其他岗位骨干员工。此外，中融基金近期则表示，已着手启动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旨在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充分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丁开忠还说到，在管理绩效考核方面，基金公司还应给予核心高管充分发挥空间，如在投研战略提升方面给予充分自主权，任期考核时间可由季度、年度拉长至两年甚至三年以上的维度；此外，与外资、保险资管等机构不太一样，公募机构是面向大众投资群体的。“要实现长足发展，核心高管的形象还应尽可能地接地气，尤其是在公司发展战略和投研禀赋的对外阐释方面，才能被市场充分知晓。”

责任编辑：杨红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