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号，中国大城市最磨人的发明？

新周刊2021-02-02 08:23:000阅

中国大城市最磨人的发明，一直是它

最近一线城市学区房房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快速上涨，尤其是去年“公民同招”“民校摇号”政策出台以及疫情后大量留学高材生回国后，学区房的市场需求明显增加。这一轮暴涨的秘密，得从摇号说起。

“长安居，大不易”，在北京摇号有多难？答案每年都在更新。

从2010年汽车摇号开先河算起，摇号作为首都北京城市治理的常规措施，已经用了十年了。相比十年前，中签率已经从1/12降低到1/3000以下。网友“左笔右刀”2012年加入摇号大军， 8年摇了59次，每一次都失望而归。

在知乎上有人提问：“北京机动车摇号久摇不中是怎样的体验？”有答主用王自健的相声来形容——在“天下无铁”的铺子里，一块北京车牌就是最珍贵的镇店之宝。三年不中是标配，五年不中很平常，还有人摇了八九年依然成为不了chosen one（天选之子）。

去年，北京优化了摇号政策，优先照顾“无车家庭”。换言之，三代同堂在京且一辆车都没有的家庭，中签概率最高。

消息一出，那些未婚未育在京单打独斗的社畜们，心又凉了半截。

众多小镇青年通过12年拼命苦读，忍受996压榨，无非想达成买车买房、成家立业的平凡梦想。但现实告诉他们，只靠拼命还是不够的，还要那么一点玄之又玄的运气。

从北京的汽车牌照开始，短短十多年，摇号已经渗透进中国大城市的方方面面，买房、教育，甚至打疫苗、大学选课，都成了大型“买彩票”。

摇号公平吗？

仅从形式和概率而言，显然再公平不过了。但如果仅凭一句“人口过多”，各种生活指标就用中签率极低的摇号来分配，那这种建立在社会资源供需失衡基础上的“公平”，显然也不总是能服众的。

攒够钱买房了，先摇号

在中国人心目中，比买车更强烈的需求和愿望，毫无疑问就是买房，而摇号是比买房难上百倍的事情。

前不久，一位刚落户上海的博士火了。

他为筹备婚房，半年来参加了4个楼盘的摇号，均落了空，连选房资格都没有。一气之下，给上海市的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提议修改上海房屋认筹摇号规则，期望政策向刚需无房的市民倾斜。

准备买房前，以为最难的是存款，真正开始去看房、去摇号才知道，比起房价，更高不可攀的是运气。刚需无房，又苦苦摇不到号，这位博士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

这几年，为了解决开发商捂盘惜售、炒卖房号、饥饿营销、雇人排队、关系户、茶水费等乱象，确保购房者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实现买房梦，多地房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买房摇号政策。

据《国际金融报》统计，2020年上海市有186个新盘开盘摇号，共计有48542套房源，最终收获了80371组有效认筹，也就是80371人获得了摇号资格，年度平均认筹率高达165.57%。

但平均值代表不了上海热门楼盘的实力，去年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楼盘开盘摇号，948套房源，吸引了3715组认筹，整体认筹率为391.88%，也就是说，几乎每套房子都有4个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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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最大的刚需。/图虫

相比杭州市民，上海人还算幸福多了。去年6月，杭州一处一手楼盘推出959套房，引来了6万人摇号，摇号系统直接被挤崩溃，中签率仅有1.2%，摇中之人，是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

摇号看似公平，把一切交给机器和运气，但结果却没有那么理想。杭州这个楼盘的摇号，很多刚需用户摇了十几次都没有摇中，而投资客反而凭空挣了上百万元。

不论需求差异，将投资客和刚需用户混在一起，一刀切地摇号，看似机会公平，结果却并不那么公平。

这些年，因为楼市限价政策，使得同一个区域，二手楼盘的价格要比一手楼盘高出很多，比如杭州西溪公馆毛坯房均价2.8万元/平米，周边的二手楼盘很多挂出了5万元/平米的售价。

一手二手房价格倒挂，新房变成“福利房”和“笋盘”，买到就赚到，投资客自然蜂拥而至，即便冻结资金，也要一路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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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摇号政策的城市，通常都是人口净流入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二手买不起，新房摇不上”，就是刚需用户的真实写照了。

不过，在这之后，杭州很快发布楼市新政，摇号选房加大了向刚需购房者倾斜的力度。前不久，上海也宣布，优先满足“无房家庭”的购房需求。

对无房刚需家庭来说，这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然而，很多隐藏在无房刚需背后的二胎家庭，想以小换大就难多了。

去年，国家公积金贷款明确对二套房贷款实行“认房又认贷”，这意味着，只要你使用过公积金贷款，再买房就属于二套房，首付比例最低60%，而且最多贷款60万元。

某种程度来说，这项政策的确能防止“住房炒作”的行为，但在这背后，还有很多准备换房的二胎家庭，一家四口甚至五口，仍然挤在以前买的小户型家里。

要换房，必须把首套房卖掉，凑一个二套房的首付。更不确定的是，没有政策倾斜，也没有太多资金优势，要摇到一套具有性价比的房子，概率能有多大？

买到房了，给孩子摇号上学吧

无论买车买房，总还能等上一等，二手房也有不少选择，唯独有一件事是中国家长一点也不敢耽误的——孩子教育。

今年初，魔都上海的学区房上演了一部魔幻大片，一夜暴涨40万元，两月疯涨一百万元都不算事儿，为了孩子能上所好学校，这届父母真的拼了。

论其原因，还要从上海宣布全面执行“公民同招”“民办摇号”的政策开始说起。

以往，上海升学率排名前十的初中，几乎都被民办学校包揽。在民办学校自主招生、面试入学的年代，家长们各显神通，拼命鸡娃，以求孩子十项全能。除此之外，家长也会全面包装自己，比如名校毕业，博士学历，工作优秀，陪孩子时间多等，以获得入学民办学校资格。

民办学校教育的成功，是从招生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但“民办摇号”的政策，一下就打乱了民办学校的一以贯之的优势。掐尖招生不可能了，以往优秀的升学率还能保得住吗？

一些民办学校很快就急了。上海民办的华二学校曾公开发布公告《到华二初中读书，你真的想好了吗？》，提醒家长华二学校的教育质量多高、收费多贵，让家长们好好掂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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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华二初中公众号发布文章提醒家长不要轻易报读，引发众怒。

如此挑拨家长们的心中之痛，当然会被严肃处分，但它说的问题和忧虑并非不存在。

摇号政策落地后，很多民办学校的学费随即上涨。在广州，民办学校最高涨价133%，7所民办初中一年的学费高达5万元以上。上海、青岛、南昌、南京、杭州、石家庄等很多地区的私立学校都涨价了，如南京泰晤士学校从2019年的1.3万元涨至5.6万元，涨幅超200%，依然供不应求。

还有部分民办学校，因为摇号政策无法自主控制生源，对摇号进来的学生似乎不太公平。去年中学招生季，有上海家长在网上爆料，他打电话咨询文绮中学为何学费从1.3万元涨到2.2万元时，接电话的老师反问他“是否摇号进来的”。这位家长质问道：”我们家长也希望孩子用真实成绩考入好的学校，但今年都没得选择，只能摇号。学校不能因为教育改革，用高额涨价来作为补偿吧！”

民办学校明里暗里设门槛，期望劝退普通家长，但这实在是多余，毕竟是自己家孩子上学，家长们心里实际比明镜还透彻。

实行“公民同招”“民办摇号”的政策后，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将在同一天进行网上报名，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在此只能二选一。

如果选择民办学校参与摇号，一旦首选和调剂都落了空，就必须等待所在区县的统筹安排，也就是说，孩子只能在各个公办学校入学都完成后，进入还有学额剩下的学校。在家长圈，这些学校被称作“菜小”，是最不被看好的学校。

为了保险，很多家长不再冒险摇民办，“保公校”成为了他们的策略，学区房应声大涨价。为了保证入读学校的质量，家长们对学区房的要求大幅提高，入学资格必须清晰，学区内有头部公办学校，最好是九年一贯制的名校。而公办学校的入学条件是按照户籍和落户年限有序划定的，这就要求家长必须早买早下手。

但好学区也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除了价格因素，气氛也是重头，学区内的小区，家长们早就开始抱团取暖，几乎清一色重点大学毕业，学历高，工作好，工资高，他们在区内组成学委会，自主为孩子补习，甚至成立了小区的奖学金，奖励成绩好的孩子。

好学区的家长形成联盟，自我闭环，又进一步提升了本小区的房价。

本以为入学实行摇号后，孩子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家长可以稍微佛系一点。但以现在情况看，还是很难，上不了好的学校，这事就没完，就算进入了好的学校，“鸡娃”这事儿也不可能完的。

涌入这条“鸡娃“赛道的家长，大多数是拼尽全力才在城市落下脚跟的中产阶层，他们是最知道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一群人，他们是听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成长起来的。但现在，他们孩子的命运却要交给随机分配来决定。

靠摇号，能实现公平吗？

入学摇号，本质上是希望实现教育公平，让人人都有上名校的机会。面对供不应求的就学市场，把决定权交给机器筛选，尽可能排除人为干预因素，似乎是最公平的措施了。

但这种读名校的机会的均等，无助于解决另一种更具结构性的不平等——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教育资源、办学条件和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失衡。

不说远的，去年疫情期间，部分农村地区学生因为家里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当地没有网线甚至没有手机信号而无法上网课。当东部城市已经拥有媲美发达国家的学校时，西部贫困地区的部分学生还要在破旧的校舍里上课。

虽然近年来随着教育扶贫工作的推进，很多村小建起了新的校舍，教室装备了数字化的教学系统，包括先进的电脑室。问题是，会用这些设备的教师，寥寥无几。在南方某乡村，教师平均年龄达到了45岁，基本不熟悉电脑操作，最后还是回到黑板粉笔教学的老样子。而一线城市的名校，教师早已是清一色985大学、海外名校硕博毕业生。

即使在东部大城市，不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在上海，最好的中学如民办华育中学，年年中考成绩全市第一，师资和硬件连很多大学都达不到；而同一个城市，上海还有6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它们连能否继续办下去都是问题。

据上海财经大学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对流动儿童教育情况的调研，2014年以来，北京和上海的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入学率逐年下降，因为人口调控政策，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了，很多农民工孩子要返回原籍。剩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如今又面临疫情期间家长离开上海，学生生源减少，导致学校财务困难，难以为继。而农民工子弟回到原籍地后，家乡学校的教学条件更难得到保证。

这就是《均衡与优质：教育公平与质量》中所警惕的情况：“在低水平的教育成效条件下，即使实现了形式上的入学机会均等，教育的结果仍将是以牺牲部分人学业成功机会而告终。”也就是说，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平衡教育资源，让学校与学校间的差距不再那么大，唯有如此，疯狂的上名校的情况才能缓解。

办法永远比问题多。比如英国通过“教育优先区”计划，对薄弱学校给与经费、师资、设备的支持，一旦学校达到更高的教学标准，就取消“教育优先区”待遇；同时强制名校强校、特色学校援助薄弱学校，带动整个教育系统的均衡化。

近些年，我国社会企业、个人在政策的允许下，援建、资助了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也是促进教育资源平等的办法。不过，教育归根到底是一项国家工程，社会力量或许能够治标，但结构性公平的实现，必须有更高层面的改革和推动。

摇号以求入学公平，只能是暂时的办法。令人担忧的是，如今万事皆可能摇号，大到入学、买房、车牌、买车位，小到买口罩、高校选课、大学生分寝室，目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摇号依然是解决稀缺资源“供不应求”的常设办法。

在那天到来前，继续摇吧。

《均衡与优质：教育公平与质量》，主编王璐，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直面城乡数字鸿沟》，中国青年报，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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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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