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要用好大市场的优势
1月24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超过美国,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相比之下,美国去年的外资流入近乎“腰斩”,大幅下降49%,数十年来首次在这个领域失去全球“头把交椅”。这个数据背后,显示了国际经济格局怎样的变化趋势?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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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中美FDI流入额对比
观察者网: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中国超过美国,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影响,导致美国下降了50%,英国、意大利下降100%。但另一方面,是否也体现了中国取代美国的长期趋势?
姚洋:这件事是迟早要发生的。FDI的流入量,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当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时候,FDI流入自然会超过美国。
去年我们逆势而上,经济恢复领先全球,全球资金都愿意到中国来投资,而其它国家经济是停滞的,所以一下子就超过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一直在稳步提高,而且继续提高的空间很大。有人拿中国跟日本对比,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像日本90年代之后的平台期,因为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现在FDI流入中国,跟过去有个很大的区别,现在它们是真正在看好中国。以前,外资更多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生产出产品,是为了再出口出去。但是现在FDI流入,基本上完全是为了中国市场,就像特斯拉在上海设厂,短期之内,它的产能恐怕都是服务于中国消费者需求的,现在它在中国完全是供不应求。
大家老说中国大而不强,其实他们忽略了一点,巨大的市场也会有巨大的粘性,能把外国公司粘在我们这里,这就是我们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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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经济体去年普遍出现FDI流入大幅下降
观察者网:FDI的变化,除了经济影响之外,是否也会带来比较深远的政治影响?随着外资流入中国越来越多,美国在政治上会更倾向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吗?
姚洋:这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油盐不进,就算美国企业界怨声载道,他也根本不听,执意跟中国脱钩。拜登政府会更加理性一些。美国的体制决定了,它的政府是深受各种势力影响的。特朗普是个另类,他完全关起门来自己做决定,你们谁也别来影响我。但拜登不太可能是这样的。
美国企业界的游说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各种势力都会去游说拜登,特别是华尔街的势力。而华尔街是坚决支持全球化的,它的资金要在全球布局才能赚到钱。所以,随着中国吸引的投资增加,这些投资者的确会成为美国国内一股重要力量。
但是这些对华友善的力量,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到政治领域,还不能下定论。政冷经热也是有可能的,就像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段时间经济联系非常热,但是政治上往来很少。经济和政治并不总是同步的。
观察者网:您也提到特斯拉这个例子。中国在外资准入门槛上越来越开放了,以前还要担心中国企业竞争不过它们,但现在可以允许特斯拉这类企业来中国独资建厂。这种变化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姚洋:以前我们要求很多领域的外资进入中国,必须要合资,目的是要求它做技术转让。在新的外商投资法里,这种要求取消掉了,这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国际经济地位的。我们的实力提高了,用不着再那样去做。
将来,外资会以另一种方式来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它的产品标准,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比如说电动车这个行业,我们的造车新势力把车价定得高高的,动辄40多万,现在特斯拉进入中国,把价格降到了20多万,那么就会逼迫我们的企业去改进产品,去拼技术、拼质量、拼市场。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拼资金来源。一方面,现有企业必须提高质量,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想进入市场的新企业,要三思而后行。以前,大家看到风口行业就一拥而上,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能力,做不好,造成资源浪费。现在呢,大家一看特斯拉有那么多资金,产品还卖这么便宜,就要先想想,我进去做不做得了。一些所谓的造车新势力,就会退出市场,加快中国企业的优胜劣汰。这种竞争,最终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观察者网: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对外投资现在还是比较少,比如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只占欧盟吸引的全部外资的5%左右,而且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姚洋:原本我们的对外投资,还是逐年提高的。最近几年放缓,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这又会产生示范效应,导致欧洲也开始限制。
中国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它们的先进技术,现在美国对中国这一类的收购实施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就几乎降到零。我们原本已经成了 FDI的净流出国,流出去的FDI比进来的还多,结果被美国这么一弄,对外投资就下来了。然后欧洲也跟着干,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就越来越盛行。
所以中欧投资协议签订之后,对中国企业是个利好消息,将来去欧洲投资是有保障的。当然了,我们自己也要更多地敞开大门,让欧洲企业到中国来投资。
观察者网:中国的对外投资确实跟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那么从国内来看,前几年中国也出现过国家主动收紧对外投资的情况,以防止资本外逃。中国政府对资金投资方向会有更多限制吗?比如更多引导大家去投资高科技行业。
姚洋:15年、16年的时候,确实有过这个因素,我们资本外流太多了,所以国家收紧了资本管制。但说到投资方向,根本上还是取决于美国、欧洲的政策,而不是中国。
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它不允许你去并购那些高科技企业,也没有办法。中国当然是鼓励我们的企业去投资高科技,而且说实在的,政府不要求,企业自己也会去做,这对企业自己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关键就是美国和欧洲未必愿意你这么做。
采访/观察者网 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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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