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部杨振海：猪肉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

杨振海：猪肉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里雨曦

经历了春节一波涨价小高潮之后，今年3月开始，猪肉价格持续回落。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监测显示：2021年3月第4周，每公斤活猪27.46元，环比跌3.7%，同比跌24.1%；猪肉44.09元，环比跌2.6%，同比跌22.5%。

去年10月，猪肉价格出现了19个月来首次同比下降，如今，随着生猪产能逐渐恢复，猪肉价格日趋正常。但逐渐走出“猪周期”的同时，行业亦开始担心产能过剩引发的养殖端受损。

虽然猪肉占国人肉制品消费的比重正逐年下降，但是对比各肉类消费占比，猪肉达到60%左右，仍是我国最主要的肉制品消费来源。

猪肉价格的长期波动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重大。“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生猪稳产保供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猪肉价格的涨跌也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就全民关心的生猪生产、猪肉价格等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探讨当前背景下的生猪生产问题，解惑“十四五”期间我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

猪肉供需关系正在回归正常轨道

据了解，本轮“猪周期”是受到非洲猪瘟疫情、一些地方不合理禁养限养以及周期性波动叠加影响，导致生猪供需关系紧张，猪肉价格上涨。国家随即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生产、保供给，压实地方责任，解决养猪用地与环评难题，强化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尽快恢复生猪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效。

杨振海介绍，2019年9月，国内能繁母猪量开始触底反弹，10月，生猪存栏量也开始触底反弹。2020年全国生猪生产恢复超出预期，今年以来延续了持续恢复的势头。随着新增的生猪产能陆续兑现为猪肉产量，市场价格也出现明显回落。

据监测，今年1月和2月，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分别增长1.1%和1.0%，同比分别增长35.3%和31.2%。2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相当于2017年年末的95.0%，全国生猪存栏量继续保持在4亿头以上。2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1424万头，同比增长71.2%。

杨振海说，从大趋势上看，猪肉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后期供应会越来越宽松。综合考虑前期生猪生产恢复、新生仔猪数量、猪饲料销售等因素，预计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40%以上，二季度还将继续较大幅度增长，猪肉供应保障水平将明显好于上年同期。

他表示，按照目前的生产恢复势头，今年下半年生猪存栏即可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之后再过3-4个月，存栏增量转化为出栏增量，月度的出栏量也将恢复到正常水平。

一旦生猪生产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也就意味着猪肉价格会明显回落。

2019年四季度以来，以能繁母猪存栏量由降转增为标志，生猪产能持续恢复，并于2020年三季度开始显现为猪肉产量增长。生产发展、供给增加、价格逐步回落，可以说，猪肉供需关系正在回归正常轨道。

同时，也要注意到，猪肉消费需求季节性特征较为明显，端午、中秋、国庆、元旦、春节期间，猪价可能会阶段性反弹，但反弹力度将会越来越弱，不太可能超过前期的价格高点。

另一个情况是，受到生猪饲养成本不断升高的影响，猪肉价格回落到曾经的较低水平也不太现实。

生猪生产成本是决定猪肉价格的重要因素。2020年以来，玉米、豆粕价格都在上涨，饲料成本总体呈上涨趋势；规模化生猪养殖固定投资大，生猪养殖分摊的折旧费用在增加；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也增加了防疫成本。这些因素决定了后期猪价即使回落，也不会再回到成本增加前的水平。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非洲猪瘟疫情前，生猪养殖成本约为每公斤12.5元，当前每公斤养殖成本较疫情前增加4.5元左右，涨幅约36.0%。其中，玉米价格由疫情前的每公斤2.0元上涨到近期的3.0元，涨幅达50%；玉米价格上涨导致生猪养殖头均成本增加280元左右。规模猪场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头均成本增加约103元，粪污处理成本增加50元，其他如仔猪费用、人工费用、死亡损失和固定资产折旧等成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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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4日，在开原市庆云堡镇后施家堡村，立军生猪养殖厂饲养员在给生猪投喂饲料。图/新华社发

杨振海认为，长期来看，成本项目上涨都是刚性的，成本上涨最终都会传导到猪肉价格上来。如果按照生猪养殖每公斤平均成本17元计算，加上养殖、屠宰和流通环节的适当利润，集贸市场猪肉合理零售价格必然会水涨船高。

立足当前抓恢复，着眼长远稳生产

从以往“猪周期”的发展形势看，产能一旦得到恢复，便会造成生猪价格的大幅度下跌，最终则必然造成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损失。一些养猪场户资金紧张，就可能大量淘汰母猪，产能下滑，为新一轮涨价埋下伏笔。

就生猪生产而言，养猪场户主要基于当期市场行情作出生产决策，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导致生猪市场大体呈现“赚一年、平一年、亏一年”的周期性现象，这种产业波动是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

杨振海表示，国际、国内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农产品市场调节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否则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给产业发展带来困扰和损失，对经济社会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防范这种周期性的大幅波动。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这要求农业农村部门既要立足当前抓恢复，也要着眼长远稳生产。”杨振海表示。

为了防止猪肉价格的下跌导致养殖端的利益大幅受损，目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正在密切监测生猪生产发展动态，抓紧研究稳定产能的措施，初步考虑建立生猪产能储备制度，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目标，以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和大规模养殖企业为抓手，完善调控政策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逆周期调控，早研判早介入早应对。

杨振海表示，往近了看，是防止这一轮生猪产能恢复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产能过剩、养殖亏损、“猪贱伤农”；往远了看，是防止猪价大起大落的现象重复上演，从根本上夯实生猪稳产保供基础。

杨振海告诉记者，本轮生猪养殖恢复过程中，规模养殖场和大型企业贡献比较大，中小散户的业态也随形势恢复。相较于中小散户，规模养殖场和大型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对于价格形势分析和调整能力强，对缓解猪周期是个有利因素。

新世纪以来，在市场拉动和政策推动下，规模化生猪养殖发展势头加快。2020年，全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7%左右，规模养殖场出栏上市的肥猪已成为我国猪肉市场供应的主体。

但也要看到，规模以下养殖场户数量占到全国生猪养殖主体总数的99%，仍是我国生猪稳产保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家庭养猪场也是不少地方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养殖习惯不尽相同，养猪业发展也应当因地制宜多样化，不能搞‘一刀切’。”杨振海认为，规模养殖是畜牧业现代化的组织基础，从小农散养到规模化养殖，是畜牧业发展的长期方向。但规模化也不是越大越好，应尊重客观规律，坚持适度规模发展。

杨振海表示，我国大力鼓励引导龙头企业“以大带小”，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农户”、托管、入股加盟等多种形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中小养猪户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和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现增产增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同时，通过强化技术指导服务，总结推广适度规模养殖的典型模式，把中小养殖场户引入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轨道，实现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这些好的做法，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坚持和完善。

算好稳产保供的长期账、政治账

从历年生猪生产波动的调控政策实施情况来看，稳价格的关键在于稳生产。

生猪具有“一长一短”两个显著特征，“长”是指生猪生产周期长，由后备母猪到仔猪育肥出栏总计需一年半时间；“短”是指冷冻猪肉储备保质期短，按照有关标准最长为10个月。

“一长一短”的特性使得猪肉稳产保供要求更高，调控难度更大，调控成本更高。

杨振海指出，稳产保供不能只算短期账、经济账，更要算长期账、政治账。

因此，目前的工作仍要以增强猪肉长期供给保障能力、防止阶段性严重短缺为重点，做好生猪产能储备。

具体思路为，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加强监测预警，利用好市场调节功能，同时发挥宏观调控的兜底保障作用，保住能繁母猪底线存栏量，落实“生猪生产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设定分级调控区间，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自动触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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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华社发

“不能只让穷县养猪，富县吃肉。”杨振海认为，此轮猪周期的产生原因除了非洲猪瘟影响叠加周期性波动以外，部分地方养殖政策不稳定，地方养猪热情不高也占据很大部分因素。

随着环保要求逐渐提高，一些地方生猪养殖的环境压力加大，产能调减，但也有个别地方以环保为借口打压养猪业，一些传统养猪大省减产严重。

为了解决生猪养殖的问题，加快恢复生猪生产，2019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多部门，出台了19条政策措施，在基建投资、贷款贴息、养殖用地、绿色通道等多个方面加大了政策支持，打出了政策“组合拳”。

“含金量之高，历史少有。在落实责任方面，国家明确生猪稳产保供省负总责的要求，给各地下达了生猪产能恢复任务，进一步压实了属地责任。”杨振海表示，随着这些政策落实落地，加上市场的拉动，生猪产能加快恢复，2020年年底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均已恢复到正常年份的92%以上，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上述政策措施作了进一步明确。下一步，国家将继续发挥跨部门协调机制的作用，在推动政策落实落地方面下功夫，加快建立现代生猪养殖体系、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和流通体系，促进绿色循环发展，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猪肉产品供应保障能力。

“生猪稳产保供，每个地方都要把责任扛起来，不能只想吃肉，不想养猪。”杨振海表示，落实责任不是搞计划经济、封闭市场，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同时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生猪养殖。

在杨振海看来，各地方应该视情况制定养殖目标，也可以通过与外埠合作建基地等方式，联合养殖。最终的目的是，各地方都要保证一定的生猪自给率。

在2019年年底，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对各地生猪养殖布局提出了总体要求：东北、黄淮海、中南地区为生猪及产品调出区，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贡献，实现稳产增产；东南沿海地区为主销区，自给率要达到并保持在70%左右；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通过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保证掌控猪源达到消费需求的70%；西南、西北等地区为产销平衡区，要确保做到基本自给。根据这个要求，各地又将任务分解到市县，并定期“查账”，确保工作落实。

杨振海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上述安排是有效的，有力地促进了生猪产能恢复。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推行分区防控，引导养殖场户特别是大型养殖龙头企业在各大区合理布局生猪产能，既发挥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也要兼顾地方责任。

“十四五”，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缓解“猪周期”带来的不利影响，畜牧业需要进一步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杨振海表示，在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占绝对的比例，正常年份中可占到62%-63%。未来主管部门会通过促进畜牧业整体多样性发展、农业培训等方式调整畜牧业结构。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消费者对牛羊肉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这更加有利于畜牧业的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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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市民在上海万有集市中心菜场陆家嘴店购买猪肉。图/新华社发

从国际形势看，禽肉消费比例正在逐渐上升，具体到国内，禽肉和牛羊肉的消费增加确实是大势所趋。

禽类的饲养，生产周期更短，资源转化效率更高，最关键是污染更小，对环境的压力小。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出发，畜牧业需要制定更合理的与资源匹配的养殖方式。

为此，杨振海认为，由于我国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以及人民群众对动物蛋白消费量的不断增加，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畜牧业依然要将保障供给、确保增产作为工作重心。与此同时，适度加强畜牧业的多样性发展，加快肉牛肉羊产业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牛羊生产总体保持增长态势，规模化比重不断提高，生产水平逐步提升。但是，由于肉牛肉羊产业基础差、生产周期长、养殖方式落后，目前的生产发展还不能满足消费快速增长的需要，牛羊肉供给面临较大压力。

杨振海表示，农业农村部即将出台《关于肉牛肉羊发展五年行动方案》。

行动目标十分明确：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在巩固提升传统主产区的基础上，挖掘潜力发展区，拓展增产空间，多渠道增加牛羊肉供给。牧区要结合草畜平衡，以稳量提质为重点，增加基础母畜数量，提高生产效率；农区要围绕适度规模发展，以增产增效为重点，提升发展水平；南方地区要科学利用草山草坡和农闲田资源，发展肉牛肉羊生产。

力争到2025年，牛羊肉自给率保持在85%左右。牛肉产量稳定在720万吨左右，规模养殖比重达到30%；羊肉产量稳定在520万吨左右，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0%。

“站在新起点上，我们想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促使牛羊的生产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以满足国内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杨振海如是说。

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