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原标题：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获悉，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等10个考古项目被列为此次十大考古新发现。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获悉，其中，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则是八千年前先民适应与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贵州省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发现4.5万年前文化堆积

2016-202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洞进行了为时五年的考古发掘。

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发现51处用火遗迹、2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

招果洞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期6个阶段，最早的为第一期早段，年代为距今4.5-3.7万年，该阶段洞穴发育不稳定，人类活动较少，共发现火塘7个。出土石制品磨制骨器和动物骨骼，不少动物骨骼有火烧痕迹。第一期中段年代为距今3.7-1.7万年，第一期晚段为距今1.6-1.2万年，人类活动更加频繁，尤其是用火遗迹明显增多。发现火塘10个。打制石制品数量剧增，出土一件通体磨制石器，刃缘残留有大量赭石粉末。第二期为距今1.2万年-9000年，本期是人类活动强度最高的时期，发现火塘5个，墓葬2座，十余石铺活动面，出土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动物骨骼。第三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现火塘11个。出土大量打制石制品，出土少量砺石。另有一件石锤（凹石），表面残留红色赭石粉末。出土有表面光滑的球形针铁矿石。另出土磨制石器，主要为石锛。陶器出现，以夹砂陶为主。第四期灰褐色土，为历史时期堆积。

招果洞遗址在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占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

招果洞遗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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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先民适应与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2013年在遗址所在原厂区地质勘探中被发现，总面积20000平方米，是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以来，在浙江沿海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018年，根据该遗址文化堆积的超大埋深（距现地表5~10）和被海相沉积覆盖的低海拔埋藏环境（-3~-8米）的空前特殊性，发掘之前由工程部门建设一个围护发掘区的钢结构基坑。

考古发掘中，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处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区、滩涂区木构围栏等遗迹。其中，出土遗物分为人工器物和自然遗存两大类：

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400多件。

出土陶片数万片，初步整理后已修复30多件陶器，器形有釜、敞口盆、圈足盘、碗、小杯、深腹罐、釜支脚、陶拍等，陶质以夹砂陶为主，还有夹炭陶、夹细砂陶、夹贝壳碎屑陶等，陶胎以灰褐色、红褐色为主，厚薄不均，用泥条叠筑加拍打成形，部分有贴塑特征，炊器内壁均有明显的拍打凹窝；纹饰主要有绳纹、浅方格纹、横向篮纹、锯齿纹、蚶齿戳印纹等，部分器表装饰红衣或黑衣，并有少量简单图案的彩陶。

骨器100多件，器形有镞、鹿角锥、鳔、凿、针、匙、珠、笄、哨等。另有用大型牡蛎壳加工磨制的贝器（耜、铲、刀、勺等）60多件，在浙江考古史上首次出土，功能应与河姆渡文化的骨耜相近。

木器100多件，保存优良，器形有桨、器柄、带销钉木器、矛形器、点种棒、双尖头木棍、单尖头木棍、杵、碗、扁担形木器等，其中数量最多、加工最特殊的是挖凿有规整椭圆形卯孔的“刀”形器柄，推测它们应是与石斧组装使用的木工工具。

自然遗存中以动植物遗存为主，还有大量胶结着牡蛎壳的小块礁石。动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主要种类有泥蚶、海螺、牡蛎、缢蛏、文蛤等5大类，其次是各类渔猎动物骨骸，以鹿科动物骨头为主，也有一些猪、狗、圣水牛、水獭等动物的骨头，以及海鱼的脊椎骨、牙齿、耳石等；

在汇报中表示，该项目负责人表示：

一、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独特案例；井头山是典型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

从遗址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上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闻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是余姚和宁波的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井头山遗址也是中国沿海超大埋深的史前贝丘遗址，首次因地制宜地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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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 2013-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本体及其相邻区域先后数次展开文物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勘探确认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左右，南北宽约780米左右，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

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文化遗物。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发现包括三重环壕、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4处大型公共墓地等。4处公共墓地。勘探确认墓葬总数1700余座，均呈排状分布。在墓葬区发现夯土祭坛遗迹3处。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 两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芦山峁大营盘梁一号院落、古城寨廊庑基址、二里头遗址一、二号宫殿等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与其一脉相承。“一门三道”门道遗迹与二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偃师商城三号、五号宫殿建筑门道遗迹基本一致，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可能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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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淮阳时庄遗址：确定为夏代早期粮仓城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北临太康县。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在面积约5600平方米人工垫筑台地的外围有宽浅的围沟，宽度超过30米。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

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地上建筑，共13座，平面形状为圆形。建筑方式是用土坯垒砌成多个圆形的土墩作为立柱，高出地面，立柱直径0.5-0.9米。上部铺垫木板作为仓底，再以土坯、藤席类材料围砌形成仓壁，上部封顶。其建筑面积最小的5.5平方米，最大的21.6平方米，其它在8-14平方米之间。第二类为地面建筑，共16座，建筑方式是以土坯直接垒砌墙体。第二类依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形和近方形两种，前者7座，建筑面积5平方米左右；后者9座，建筑面积约9-12平方米。

上述建筑的形制明显有别于当地同时期用于居住的连间排房，且缺少灶坑、居住面等居住型房屋的要素，具有较为特殊的功用，性质应为古代的粮仓。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其建筑形制与文献记载、民族志记录、出土文物模型和现实中的各类粮仓均十分相似。二是在保存较好的仓储遗迹废弃堆积的底部检测出的植硅体组合较为单一，主要来自粟、黍类作物的颖壳和用于仓储建筑材料的芦竹类、茅草类植物的植硅体；浮选碳化大植物遗存鉴定的结果也显示，除了粟、黍和黍亚科种子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植物遗存；此外，仓储废弃堆积的土壤中也检测出黍素成分。三是上述建筑外侧涂抹细泥、台基垫土自下而上普遍铺垫粗颗粒粘土隔水层和细颗粒粘土防水层等防潮措施，符合作为粮仓建筑的特定要求。

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从出土陶器反映的时代特征看，大致相当于嵩山地区的“新砦期”阶段。系列碳十四样品测年数据显示，上述遗存的年代为BC2000-BC1700年左右，已进入夏代早期纪年。

时庄遗址布局清晰、功能专一的围垣聚落，是夏代早期中原地区新出现的小型化、专门化聚落，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系统的考古工作表明，在时庄遗址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存在至少13处同时期的聚落，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是时庄遗址单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重新认识夏代早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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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徐阳墓地：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执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伊河支流顺阳河自西向东穿过墓地。其西、北分别为陆浑西山、鹿蹄山、东、南为伊河西岸开阔谷地。根据考古调查分析，徐阳墓地墓葬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编号A、B、C、D，已发现墓葬500余座，贵族墓主要分布在A、C区，平民墓主要分布在B、D区。此外，在墓地西部还发现城址1座。

城址位于墓地西约1公里，隶属宜阳县白杨镇南留村，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考古发掘表明，残存城墙始建年代不早于汉武帝时期，约在东汉末年废弃，城墙之下发现东周时期灰坑、窖穴等遗存。

根据考古调查与发掘， A和C区贵族墓区以东西向墓葬为主，少量南北向。B和D区平民墓区以南北向为主，少量东西向。大中型贵族墓及其陪葬车马坑和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A区和C区。截止目前，已在A、B、C三个区域发掘清理东周墓葬132座，车马坑4座、祭祀遗存7处，西周、唐宋时期墓葬18座，祭祀遗迹2处。墓地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墓葬及陪葬车马坑等。下文仅介绍东周时期文化遗存。

东西向墓葬10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其中20平方米以上大型墓葬5座，10-20㎡中型墓葬12座，10㎡以下小型墓葬84座。葬具均一棺一椁或单棺，仰身直肢葬，10㎡以上大中型贵族墓葬西北均有与之对应的陪葬车马坑或马牛羊头蹄祭祀坑。17A区M15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东西向，长7.85米，宽5.50米，深6.8米。墓底长6.87米，宽5.18米。葬具为一棺一椁，椁顶及侧板腐朽，底板尚有残存，椁室长5.6-5.8米，宽3.85-3.90米，棺腐朽，棺外有髹漆，外有纹饰。墓室底部发现6具人骨，腐朽严重，其中5具应为殉葬者，人骨周围放置有大量贝币。随葬器物主要有饕餮夔纹编钟、编磬、车马器、玉器、铜合页、铜镞等。周围有陪葬车马坑、猪坑、狗坑、羊坑等。10㎡以下小型墓随葬遗物或置于壁龛，或置于墓底棺内外。部分填土中还发现有用马、牛、羊头殉牲现象。大中型墓随葬遗物以铜器为主。

车马坑有4座，均为长方形土坑，东西向，葬车1~7辆，马2~18匹，以及大量马牛羊头蹄。此外还发掘马、马牛羊头蹄、狗、猪、羊坑等遗存7处。

徐阳墓地东周时期葬制、墓葬排列、器物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体现出陆浑戎对周礼的高度认同，等级差别十分明显，大中型贵族墓中随葬品丰富，且普遍陪葬有车马坑，而平民墓中随葬品相对单一。此外，在徐阳墓地大中型贵族墓陪葬车马坑或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这种葬俗与春秋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反映徐阳墓地族群与西北地区戎人存在渊源。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因此，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徐阳墓地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

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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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系统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海拔3700米，地势北高南低，属山地半荒漠与荒漠地带。该墓地于2017年12月被首次发现，因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体现出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经过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札达县文物局2017-2020年的考古发掘，现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墓地东西长2000余、南北宽500余米，以桑达沟为界，分为东、西两区。墓葬分为石丘墓（1座）、土洞墓两类（52座）。石丘墓采用大石块砌筑成竖穴方形墓室，墓室底部铺设细沙石。按整体形制，可将土洞墓可分为4型。A型为单室土洞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道，墓室位于墓道一端。墓室平面近圆形，墓室顶部已毁，墓壁略外弧。B型为双室土洞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式墓道，两端各连一墓室。主墓室平面呈马蹄形，四壁向外略弧，次室为圆形。C型为无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口用大卵石封堵，墓室平面呈马蹄形，平顶。D型为双墓道单墓室土洞墓，仅发现EM26一座。EM26东、西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道，东墓道为西北-东南向，西墓道为东北-西南向。墓室位于两墓道的北端，平面呈马蹄形。墓壁略外弧，墓壁有凿痕，平顶。墓道内填沙土和少量石块，东、西墓道与墓室之间均用大石块封堵。

葬具分石板（以EM3 为代表）、草编器（以EM4为代表）、木板（以M29为代表）和箱式木棺（以M26为代表）四类。埋葬方式分单人一次葬、双人一次葬、多人一次丛葬、二次捡骨葬四种，并且分别在一次葬的部分尸骨上发现缠裹有纺织物。葬姿分抱膝屈肢蹲踞葬、抱膝屈肢葬、肢解葬三类。

出土器物丰富，有陶器、铜器、木器、扣器、石器、铁器、草编器、纺织物、金面饰、金挂饰、料珠、动物骨骼、人骨、木棺等。随葬的陶器可分为冥器、实用器两类，冥器以体形较小的假流陶器为主；实用器以用于存储的深腹罐和烹饪的大口罐为代表。在桑达隆果墓葬中随葬的陶器，还时常在器壁或器底凿有规则的圆形小孔，有明显毁器习俗。同时，在2017ZSWM3中发现的木盘、木案、草编器里均装盛有青稞、动物骨等反映了随葬食物的习俗。

桑达隆果墓地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体现了以札达县为中心，来自于它西部、东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传播至此的痕迹。

墓地出土的木俑是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类似。三座墓中出土了6件金、银面饰，其形制与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这类金、银面具发现数量稀少，集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南、北两麓，其年代从公元前300年延续至500年。

经碳十四测年得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668年，时间长达1000年。

桑达隆果墓地墓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复杂，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大量的出土器物，呈现出西藏西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为探讨当时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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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东汉早中期遗存丰富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葬。二号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2014-2020年，徐州博物馆主持墓室阶段的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组织成立以信立祥先生为组长的发掘保护专家组，并与多家科研基地单位和相关研究人员开展技术合作。目前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

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上有高约16米、底部直径近百米的圆形封土。墓葬南北长36米，方向165度，前为墓道，后部各有一道砖、石封门墙。墓室砌筑在墓坑内，由耳室、甬道、前室、后室、回廊构成。墓室为砖石结构，除耳室为砖砌外，其他墓室均为石墙、楔形砖券顶，甬道、回廊两层券，前室、后室三层券。

墓室上有四层封石，外有一周黄肠石墙。封石范围东西16米、南北20米，共16排，每排用石18块，总计1250余块。黄肠石墙平面呈“凸”字形，总长57米、高6.4米。

整个墓葬大规模使用石料、木料和土方。共用石4200多块，近1000立方米，大部分石材形制规整、打磨精细，石材上的“官工”姓名超过180人，初步研究判断石料来源于多处采石场。木材主要作为封门墙、墓壁顶部施工平台及顶部装修、横梁、地板等。经鉴定，材质大多为柏木和杉木。

各墓室按照功能区分放置不同的陪葬品。东耳室为庖厨间；西耳室为车马室；甬道内发现有铅质车马明器；前室东部为车马器、兵器、娱乐器具等，西部为玉石祭奠用品；后室为棺室，中间为石砌棺床，东西并列二具漆木套棺，同时还出土银缕玉衣和鎏金铜缕玉衣残片，结合人骨鉴定的结果，可确定为夫妻合葬；回廊内主要放置成组陶器，东回廊内葬一人，使用单层梓木漆棺，陪葬有玉席、骨角器、头饰等。二号墓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其中包括发现于封土内的封泥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

金属质陪葬品中，镂空盘龙铜铺首、战国蟠螭纹铜钫及铁镜等都极具特色。铁镜共发现6件，X光图像显示个别铁镜有精美的错金银纹饰。另有一件环首铁刀上有“长乐未央宜子孙”铭文。在东回廊棺内发现有金叶、珍珠等步摇饰件，这就将步摇的出现提前到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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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掘厘清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首次确认在门道上方以平铺木材作为券砖支撑的券顶建筑方法，这是目前所见最早采用的解决不同方向券顶连接的方法。通过券砖上的文字，各个墓室的名称功用得以明确：前室为“前堂”、后室为“官（宫）室”、回廊为“徼道”。

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墓道壁上的浅槽痕迹证实了墓葬有二次打开的现象。墓主人的彩绘漆木棺并列放置于后室棺床上，内棺为梓木，外棺为樟木，这是东汉诸侯王墓合葬形制的首次确认。王的葬服为银缕玉衣，王后为鎏金铜缕玉衣。葬具、葬服与史载基本相符。

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封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共4500余枚，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这是继齐国封泥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内史省印”“盖溉”等为首次发现。官印封泥信息量巨大，对于研究职官制度、疆域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封泥上留存痕迹也为解决汉代公文传递及封缄方法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

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可能性最大。《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刘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五年（39年）封楚公，两年后进爵为楚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彭城；明帝永平十八年（70年），因谋反被废迁丹阳泾县，第二年自杀，以诸侯王礼遇下葬。后于章帝元和三年（86年）改葬彭城。墓室中出土流行于一世纪中后叶的连弧纹铜铁镜，以铺设木板作横梁支撑的早期券顶方法等与墓葬时代相符，墓中出土银缕玉衣、双重漆棺均符合诸侯王葬制。尤其是墓石上发现多处“官十四年”纪年刻铭，恰为刘英就国之年，进一步证实墓主为楚王刘英。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三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编号焦村M25、M26、中兆村M100，出土共计278件随葬器物以及土雕建筑、壁画。

少陵原，是西安市东南方向的一块黄土沉积台地，处于浐河以西、潏河以东。海拔高度为470米到630米之间。2019年发掘的焦村十六国大墓位于此原西北部，2020年发掘的中兆村十六国大墓位于此原中北部。

其中焦村M25、M26为东西并列的两座十六国大墓，相距32米，，海拔509米。中兆村M100，距焦村十六国大墓5.6公里，北距汉宣帝杜陵3.6公里，南距许皇后陵4.1公里，海拔596米。

焦村M25南北向，由墓道、两个过洞、两个天井、甬道、前室、中室、后室组成，总长80.7米，深18米。墓道长斜坡，东、西两侧各置三层生土台阶。墓室前、中、后均为土洞结构，顶部均已坍塌。在墓道上方，由南向北排列土雕建筑三处，第一土雕建筑位于第一过洞上方，呈单体房屋状，屋顶无存，表面涂彩绘，底部台廊绘有装饰。第二土雕建筑位于第二过洞上方，其样式、高度、大小与第一土雕建筑基本一致。第三土雕建筑位于墓道最北端，建筑仅存建筑南侧部分。

前、中、后室四壁皆绘有壁画，大多已脱落，保存状况较差。残块内容可见仪仗图、题记、人物。出土器物有陶罐、陶井、陶灶、陶仓、方形釉陶扁壶、九盘连枝灯、武士俑、合欢帽俑、十字髻俑、陶马等共计68件。

焦村M26南北向，位于与M25西侧。由墓道、甬道、前室、东侧室、后室组成，总长66.7米，深13.5米。墓葬盗扰严重，仅出土器物12件，有骑马俑、九盘连枝灯、陶罐、帐钩等。

中兆村M100南北向，由墓道、两个过洞、两个天井、四个壁龛、甬道、前室、东侧室、后室组成。总长80.74米，深11.86米。墓道长斜坡，东、西两侧各置三层生土台阶。天井下东西两各置壁龛，第一天井下壁龛保存完好，第二天井下壁龛盗扰严重。墓室前室西侧，与东侧室对称位置做半开假门，残存下半部分。后室东西两侧放置南北向棺床两具。

墓道上方排列土雕建筑三处，体量由南至北逐渐变大、变宽，高度逐渐升高。第一土雕建筑呈三层楼阁状，由上至下呈阶梯状排布，中间红色板门紧闭。第二洞顶土雕建筑，呈单层房屋状，面阔三间，正脊东西向。第三土雕建筑，呈单层房屋状，顶部不存，仅见门框和左右两侧对称窗棂。壁画主要分布于第二天井下北壁、西壁、东壁底部。北壁封门上壁画内容为单体建筑；西壁壁画绘有屋檐、立柱；东壁壁画内容与西壁壁画相似。

本次考古发现的三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应是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考古具有重大价值。

三座墓葬尤其是焦村M25与中兆村M100不论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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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民族融合的聚落形态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 1982年考古发现并得名。墓群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多分布于海拔3400-3500之间，整体分布呈枝叉状特征。热水墓群是6—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的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2018年发掘11个探方，主要确定了遗迹的大致范围遗迹，清理出部分墓园建筑的茔墙等遗迹现象。2019年考古工作分勘探与发掘，经过勘探了解了墓葬的结构与规模，在2018年发掘基础上，扩大发掘面积，新布探方11个，总发掘面积达1564平方米。2020年田野工作则是清理墓圹及墓室，同时开展区域调查，发现城址、宗教设施等聚落要素，为了解该区域的聚落形态提供新视野。

墓葬为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平面呈方形，由茔墙、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组成。茔墙平地起建，基础石砌，上部为土坯垒砌而成，在北墙、西墙均发现有排水口。茔墙之内有覆斗形封土，封土四周由土坯墙围上合。回廊介于茔墙与封土之间，是围绕封土的通道，北茔墙上有供出入的门址，保存较好。墓园东北隅发现祭祀建筑，由两座石砌房址（编号F1、F2）组成。房址平面均呈长方形。一号房址北墙开门，门外有曲尺形石砌照壁，房址内有堆放在一起的五块羊肩胛骨，还有插入地面的方形木柱，这些遗存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是重要的祭祀遗存。二号房址，位于一号房址西北侧，应为守陵人的居址，东墙开门。

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圹、二层台、殉牲坑、三层台、砾石层、四层台、墓室组成。墓道位于墓圹东侧，呈台阶状，墓道两侧有生土二层台，墓门与墓道之间为甬道；墓道内发现有殉马坑，殉有六匹公马。甬道为石砌的平项结构，顶上平铺有双层棚木，其上有土坯垒砌而成的照墙。

墓室为木石结构，与文献“墓作方形… …其内有五殿，四方墓形自此始”、“在陵内建神殿五座”等记载相吻合。由一个主室、北1、北2、南1、南2四个侧室组成，平面均为长方形，平顶。顶上平铺棚木。主室呈东西长方形，东西6.8米，南北宽4.25米，四壁石砌，砌石中间平铺有木梁。在主墓室东西两壁各保存四个木质构件，其中东壁墓门北侧还保存有立柱。主室设有东西向棺床，用红砂岩砖平铺，并放置棺椁。棺床西、南、北三面有二层台，西边二层台上有祭台，台上放置漆盘等。棺床下有防潮的木炭层。在棺椁周边发现大量琉璃串珠，推断棺椁上原来有帷幕。在棺木上均有彩绘和贴金。主室内绘有壁画，多已剥落，局部保存有白灰地仗和黑红彩。主墓室内发现两个个体的人骨。

侧室位于主室的南北两侧，每侧各有两室。与主室间以过道相连，过道内设有木门，。侧室平面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3.4米，南北宽2.4米。侧室间有隔墙，侧室底部有木地栿，四角及各壁中间均有立柱和替木支撑顶部的过梁。北2侧室发现有架空的木床，出土大量的皮革、织物。各墓室内被盗洞扰乱严重。

墓道及甬道随葬有大量的绿松石、金箔、镶嵌绿松石的金象、彩绘人形木牌、金包木等，殉马坑内有颈带，系织物与银牌组合，还有大量的黑白石片，共计500余件。

主墓室内随葬有金、银、铁、漆木、皮革、玉石、海螺等。金器有金胡瓶、鋬指杯、金链子、带饰、革带饰、杏叶等。

出土银印章一枚，为方形，边长1.8厘米，是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经释读，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铜器以容器、铠甲片、各构件上的铜饰等；铁器以铁甲胄，漆器有漆盘、甲片等，木器以马鞍、小型斗栱模型为主。玉石器以装饰的玛瑙、琉璃珠、水晶和大量的黑白石片等。另外祭台上的漆盘内发现未碳化的葡萄籽若干。

根据墓室出土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木树木年轮测定，该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树木年轮测定744年）。墓葬的规格相当高。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吐谷浑王，时代是吐蕃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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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东夏国时期城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该城南高北低，城墙沿山脊、山腹修筑，平面呈阔叶状，周长4549米。根据城内采集到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等带文字遗物，学界普遍认为该城应为东夏国时期城址。

2013-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发掘面积6405平方米，共清理城门3座，角楼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排水沟渠、灰坑等遗迹近80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早期或与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有关。

城门7座，发掘表明，东门平面近扇形，两处门道呈曲尺形分布，门道内发现早晚两期遗物。北门平面呈弓形，两处门道同向布置，均发现有保存相对完好的木质地柎，门垛内侧有小型房址，出土遗物均为晚期遗存。北门东西两侧城墙沿山体爬升至转折处，设置角楼2座。7号门内高外低，发现上下叠压的早晚两期门道，晚期门道平铺黄砂土，有门挡、柱础石和木质地柎，早期门道平铺石板，内侧设有踏步。4号、5号门解剖发现有门枢础石和兽面瓦当等晚期遗物。

多段城墙的解剖表明，城墙分早晚两期修筑。早期墙体始建于公元7世纪末，整体利用块石错缝垒砌，墙宽3.5-4米不等。晚期利用早期墙体，在墙顶垒砌石块加高后，两侧夯土加固，修建年代在公元13世纪初。

晚期遗存在城内广泛分布，通过调查，共发现各类遗迹近500处，特别是西区遗迹密集，是城内经营的重点区域。

中区建筑群有至少11座形制相同的大型建筑，对其中5座进行了发掘，均为密集础石型建筑，以1号建筑基址为例，平面长方形，坐南朝北，共有东西五排础石，均经人工修整，础石间距较小。上述建筑内出土了大量的青灰色建筑构件（瓦当、板瓦、筒瓦等）、铁器和铜钱，其中4号建筑基址地表可见近50厘米的炭化粮食堆积。在2号建筑基址出土一方铜印，正面边框内阳刻“监支纳印”，钮右侧刻“天泰四年五月造”。结合印章官职、建筑特点和炭化粮食层的发现，推测中区建筑群应为东夏国时期重要的官方仓储机构所在。

西区建筑群整体坐西朝东，东西向阶梯状分布，发现有人工修整平台20余处，初步确认带础石的建筑有8处，外围还有疑似道路、沟渠等遗迹。经发掘的20号建筑基址南北长14.2米，东西宽8.2米，平面近长方形，础石呈东西向5排，南北向3列分布，内有火炕，三铺烟道，室内地面铺设青砖，出土遗物包括鸱吻、滴水、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构件。西区发现的大型建筑，规格高，分布集中，推测为东夏国官署或宫殿区。

山城内分布有4处用土墙围起的院落。其中1号院落位于中区，推测为一处铁器加工场所。2号院落位于东区北侧，地势较高，院落内有一大型建筑址，坐南朝北，建筑台基满堂以卵石和砂土铺垫，台基东、西、北三面以青砖包砌。根据台基上的柱网排列，该建筑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屋内青砖墁地。建筑南部有月台，月台有踏道。出土文物以鸱吻、兽面瓦当、檐头板瓦等建筑构件为主，规格较高，推测应为东夏国时期的一处祭祀或纪念性建筑。

小型房址一般为半地穴式，多数呈圆角方形，边长在4-5米之间，内设火炕，部分存在改建现象，出土遗物较少，推测为戍卒或平民居址。

中区曾采集到2件凤鸟纹瓦当，经过发掘的6号建筑基址被晚期5号建筑基址叠压，破坏严重，但出土了大量红褐色建筑构件。东区建筑群较为完整，包含石构建筑基址12处，其中，7-11号建筑东西向一字排开，12-18号建筑分三列南北向分布，建筑群南侧坡地上有东西向排水沟，西侧有低矮挡墙，东侧紧靠城墙，形成较为封闭的院落；8-10号建筑和12-18号建筑平面呈多边形，其余建筑为长方形。出土遗物多为红褐色，瓦身多见网格纹、绳纹以及刻划符号，还发现了1件八瓣莲花纹瓦当。早期遗存规格等级高，分布范围广，年代或与城墙始建年代相当，在公元7-8世纪之间，具体性质有待进一步发掘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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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