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伴随人口红利消失 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

原标题：蔡昉：伴随人口红利消失，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

“十四五”时期中国储蓄率变化趋势

世界各国平均国民储蓄率水平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高点，随后开始下降。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储蓄率水平差异明显：高收入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较世界平均水平低3至4个百分点左右；中上收入国家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东亚经济体普遍较其他地区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储蓄率，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

储蓄的构成体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居民和企业等私人部门所产生的储蓄是国民储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约占国民储蓄的五分之四。私人部门的储蓄相对更加稳定，尤其是2000年以后，公共部门储蓄是总储蓄波动的主要来源；其二，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储蓄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第三，近年来公司储蓄率上升是一个国际性趋势，居民储蓄在私人部门的储蓄份额相对下降。

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2008年达到52.3%的高点后处于下降趋势。2017年国民储蓄率仍然高达46.2%，较2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一倍有余，也高于其他高储蓄的东亚经济体。

国民储蓄率下行是经济结构向更加均衡的状态变化的过程，包含了积极因素。

政府储蓄下降是自2008年历史高点以来国民储蓄下降的主要来源，但由于私人部门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更大，未来国民储蓄率进一步下降将主要来自于私人储蓄率的下降，尤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行。

2017年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比重达47%，“十四五”时期居民储蓄的变化趋势将对国民储蓄的总体变动产生决定性影响。

由于工资性收入在过去十年已经经历快速增长，且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并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延续或出现反复，将在“十四五”初期对疫情的冲击产生消费平滑效应，降低储蓄率。

“十四五”期间企业储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势头。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大企业的储蓄行为推动企业总体的储蓄水平，这些趋势在“十四五”期间仍然延续。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产生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企业的储蓄动机，以应对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

“十四五”期间的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所推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减税降费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推动公共部门的储蓄率持续下降；此外，疫情的影响将持续多长时间，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伴随着大量的公共支出，也会降低公共储蓄。但随着公共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比重的下降，对国民储蓄变化的边际贡献会越来越小。

人口结构变化或决定未来储蓄率下降

中国2017年私人部门储蓄率占国民储蓄的92.7%，其中45.4个百分点为公司储蓄，47.3个百分点为居民储蓄。人口抚养比上升及一系列结构因素的变化是居民储蓄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成为推动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推手。

我们将20~59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0.68上升到2030年的0.88；如果按照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定义，将20~64岁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则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0.54，上升到2030年的0.63。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将可能成为未来储蓄率下降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除了人口结构以外，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可能放缓。收入增速下降的预期，可能成为储蓄率下行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因素。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是扩大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也会刺激和扩大消费。因此，中国城市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可能与改革进程紧密相关，但很难判断其对储蓄率变化的影响方向；由于人口老龄化压力越来越明显，降低或至少不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是必然趋势，这必然对人们当期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对储蓄率具体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将取决于改革的内容和力度。

储蓄率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中国表现出了一定的个性特征。

首先，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高增长与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关联；

其次，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储蓄则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近年来政府储蓄水平的下降，以及国民储蓄中私人部门储蓄率的上升，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

第三，经济增长只对政府储蓄产生影响，而对私人部门的储蓄率没有影响。更高的经济增长容易产生更高的政府储蓄。相形之下，私人部门的储蓄行为则取决于更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敏感。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实证结果显示，投资对储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能是通过高投资回报率而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储蓄。不过，滞后的国民储蓄率并没有对当前投资率产生很强的影响，只有滞后一期的政府储蓄对当期的投资有显著影响，体现了在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的主动作用。

滞后的企业储蓄率影响了企业投资，表明公司储蓄在企业投资行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滞后的居民储蓄率对企业投资也产生了影响，但有着4年的较长滞后期。这意味着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及时改变人口政策

储蓄率的高低及其组成部分的变化取决于诸多因素，储蓄率本身也并不必然要成为政策干预的直接目标。但由于储蓄率与诸多结构性指标相互关联，可以通过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与决定管窥相关领域政策的改革方向。

第一，要形成与储蓄率变化趋势相吻合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诱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

中国行将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但相较于高收入国家，中国社会保护的水平还远远不够。较低的社会保护水平，必然需要居民通过提高个人储蓄，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

第三，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成为导致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政策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

第四，给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提供正规的金融服务。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

（蔡昉系CF40学术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都阳系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何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