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两项操作性建议：夏斌

第三，有一定技术基础，特别是应用型的科技能力。

这样有助于打破原有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从而推动投资的增加、增加生产、实现供给的增加。有助于产业提升。”

中国不能从全球化后退

发展产业备胎战略，来源：国是直通车

重磅解读

应对疫情之下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谋划、布局，从“六稳”到“六保”，释放出一系列清晰而有力的信号。

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哪些是重中之重，要如何精准施政，如何有为有不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16日举行“六保”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专题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专家，从居民、企业、国际等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是有一定优势的。有可能一些企业开始是备胎，到最后可以转正，形成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产业。减少结构性、摩擦性失业，也要应对周期性失业，要让更多农民工返城，把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中，当前失业保险金有5000亿至6000亿元结余，相当于可以把现有覆盖率再扩大五倍，“这个钱不应该留着，要用在刀刃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综合施策保就业

现在全球流行病曲线还在继续往上走，形成了“倒W型”的向上攀升趋势。很显然，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出现“U字型”或“V字型”的复苏，等是等不了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政策设计实现复工复产，要保持政策定力，对于疫情小幅反弹不应该过分慌张，充分重视的同时，不能动摇经济复苏步伐，要靠科学和精细化来管理，而不是靠“一刀切”“一窝蜂”。

综合施策保就业

应该恢复并保持新创企业增长速度。不断保持新增企业，就能保持就业机会。面对种种困难，我们要充分利用门槛最低的就业方式。不能用一个城市在常态情况下的长期定位来决定“要哪种形式，不要哪种形式”。

要针对不同失业因素综合施策。

抓住收入分配，特别是保就业、保基本民生，通过数字网络信息系统的协助。

政府要发挥最后雇主职能，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直接创造岗位，扩大招生规模，实行工作培训相结合的现代版的以工代赈，抵消劳动力市场的失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

收入分配是一个重要的启动点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收入分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我们要强调消费和供给侧，使整个经济运行顺畅起来，就要找到启动点或者切入点，现在看，收入分配是一个重要的启动点或者切入点。

解决当前一些宏观经济困难的思路，可以从居民收入入手。实现居民收入，才能实现扩大消费，是否意味着中国要走自给自足、封闭的循环发展道路？

恰恰相反。发展产业备胎战略，就抓住了当前关键

第一，抓住收入分配，我们就可以找到启动经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切入点。

第二，当前提出“六保”，保就业、保民生、保企业生产能力，在正常情况下应该顺序从“保就业”开始；但目前特殊情况下，还是应该先提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保住民生、保住生产能力，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保证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重点在哪？

这涉及到平衡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此外，还需要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今后一段工作要把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作为收入分配工作的重点，才能使宏观经济稳定发展。

国务院参事汤敏：

开拓人均月收入千元的6亿人大市场

谈到稳就业，就离不开开拓人均月收入千元的6亿人大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统计公报，当年人口的40%、即5.6亿人，人均年收入11578元，也就是月均964元。

稳就业关键在稳微企业和个体户。中国城镇就业的一半来自于微企与个体工商户，其中微型企业创造了1.2亿个就业岗位，而个体工商户创造1.044亿个就业岗位，二者占中国城镇就业的一半。

如何开辟巨大市场？

在政府政策方面，提出五条建议。

一是把市场开辟式创新纳入政府的创新支持体系；

二是创新沙盒，允许一定范围内创新实验；

三是对开辟未消费市场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及融资优惠；

四是创造一个有利市场开辟式创新的投融资机制和环境；

五是把成功的市场开辟式创新推广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一石二鸟促消费

如何提振消费？这一次经济下行主要是缺需求。以往经济下行，一般以提高投资的方式来达到走出衰退的目的。但是这次不一样，我们要保护过去两年去杠杆的成绩，不能再把投资放开，让地方政府再举措新一轮商业性债务。

这次受疫情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就业问题，如果能把新增两万亿国债都用在民生上，是“一石二鸟”的做法：既救助了需要的人群，又可以增加消费。

中国还应该考虑把低收入者纳入社保范畴，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长期而言，社保应该分级，广覆盖，会比现在更好。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

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受疫情冲击，全球大衰退的情况下，大宗商品普遍过剩，“六保”中近期粮食和能源安全无忧，中长期应该有一些改革和战略性措施；保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境内全面复工复产已经基本稳定，需要进一步巩固。

境外则受三方面影响：第一，一些国家和企业认为应该增加供应链自主性，缩短产业链，这可以理解。

第二，境外供应链和产业需求还没有恢复，一些受影响的企业基本面尚可，一时困难可以适当适时给予帮助。除延长贷款之外，特别国债可以3%股息优先股的方式注入企业，困难期过后再退出。

第三要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实现“六保”要动员国内需求，如果做得好，保市场主体这三方面的作用更大。当下一些“一刀切”的做法，影响了民生和就业，因此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政策，怎么精准发力？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的协同

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聚焦“六保”的同时，要注重与结构性政策的协同，注意有利于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激发结构性红利。

为此，提出六方面建议。

第一不要给僵尸企业输血，财政政策要允许地方政府利用直达市县的资金，清除僵尸企业在解除劳动关系方面的障碍。

第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货币政策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落到实处，要清理、降低、取消银行利用强势地位设立的抵押物评估、担保、咨询等各种各样的费用。

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资本的出资人，要改变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标准，不能简单以利润增长高低为标准，而应以服务实体经济成效为准绳。

第三加强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更多运用新思维、新工具，不能完全按照过去的“政府挖坑，银行栽树”的老办法。

第四要允许建设主要面向农民工的安居工程。要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利用直达的财政资金，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置的工业用地等，大规模建设低价商品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这一工程还会迅速拉动钢铁、水泥、家电、家具、日用品等行业的恢复甚至增加产量，也有利于扩大农民工就业。

一要加强社区建设，搭建就业平台。

第六力戒政策上的形式主义。制定各项政策要多从企业的需求出发，制定过程中要切实听取企业意见，政策文件不一定要多，关键要管用，“一句话就是一个红包，减少套话、空话、大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

“六保”坚持底线思维

对“六保”政策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政策应该有支持，但要克制，不要把所有子弹打光，要留有余地，考虑应对新的冲击、包括疫情反弹。

第二，稳杠杆政策不能丢，防风险的“紧箍咒”不能去。在杠杆率攀升过程中，侧重于纠正杠杆率错配。希望最近推出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能够有助于缓解这方面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推动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

现在有两方面重点，一是主要应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就业问题；二是要把重点放在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上。

如果仅靠小微企业，经济发展动力有限，真正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还得靠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这样的企业产业链很长。

建议应该发行特种国债，解决目前上万亿元留抵税款退税的问题。同时，引导资本投入，让农民工更多地到城市就业，实现收入的增加。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

寻找纾困政策的切入点

疫情之下，要寻找纾困政策的切入点。

第二发挥大数据平台公司的助贷作用，由央行牵头，更多企业会看到中国市场机会。让社区更好地了解社区内就业情况和就业愿望，由社区搭建经营场所，实际上为更大程度走向务实、更有韧性的全球化创造条件。从全球化后退，让信贷政策更好地落实下去。应该允许大数据公司做银行的风控信息服务商，让互联网银行可以和传统银行实现更好合作。

企业，如何走出困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需要制度解决

当前困扰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需要制度解决。而所谓制度解决，四个要点。

第一，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思想意识上认识到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主力，而不仅是“有效补充”。

第二，需要有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机构。小企业需求非常多，不仅是资金，还有技术、人才、市场信息、信用等。如果按需求排序，对资金的需求并不能排在最前面，因此要有的放矢。

第三金融科技使用问题。要运用金融科技，更好触达小微企业。要促进金融企业和科技企业更好结合。

第四对小微企业支持需要组织，这个组织应该有投资功能，这才能有针对性解决小微企业的痛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精准施策，高效保市场主体

当前，“保市场主体”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和外部经济联系紧密的企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不同行业企业面临困难程度不同。现在情况下不应强调普惠，而是对不同行业企业提供不同帮助，可以精准施策。

很多政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设计非常精准的政策。比如，可以运用海关数据和增值税发票数据，找到哪些行业销售受到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可以从社保、个人所得税等数据，分析哪些行业人工负担比较重，给他们精准的政策支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政策重点逐渐转向重建

疫情之下，政策对中小微企业与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十分重要。抗击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持久战。病毒有反弹风险，全球传播影响经济，企业和居民行为也可能改变，经济复苏会十分缓慢，甚至出现反复。

为此提出两方面建议：

第一，如果把应对政策分为抗疫、纾困和重建，现在重点应该逐渐转向重建。但小微企业与困难家庭的压力会持续，要利用社保体系、数字经济和脱贫政策等继续纾困。

第二，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采取了很多财政货币与金融政策缓解经济困难，但不得不防的是，金融风险的高峰可能会到来，政策需要未雨绸缪，包括考虑如何处置不良资产，补充资本及中小银行定位的问题。

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

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两项操作性建议

央行货币政策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鼓励中小银行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但中小银行本身面对监管部门压力，自有资金不足，能否真正实现大量发放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这个还有待观察。

提出两项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性建议。

第一，能否在考察前几年中小微企业业绩的基础上，央行结合当地城商行、政府，共同寻找资质较好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组织银团贷款，丢掉的将是全局、长远的开放利益。中国最大的优势是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带动中小银行，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支持中小微企业。

第二，政策出台后，对落实情况要有严格的事后督查，特别对当前“六保”资金发放、政策落实的情况要严查。要着眼于市场主体稳健，着眼于就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注重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提高政策效能

要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全面共振，提高复工复产政策效能。

首先，中小企业单打独斗事倍功半。相当比例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都是零部件和中间服务供应商和经销商，如果产业链不通畅，中小微企业单独复工复产可能出现原材料无来源、产品无去处问题。

其次，全产业链复苏效果最好。同步复工复产的产业链条和产业网络，能避免中小微企业复工难复产、复产难复销的问题。

第三，龙头企业是维护产业链的关键。能为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全力协助供应商解决困难，采取措施力保全产业链安全。

第四，龙头企业知晓全产业链调整方向。疫情之下，龙头企业通过调功能、调配置、调计划等，了解供应链上哪些企业该稳产、增产、转产、减产甚至停产。

第五，政策实施中，应多采用龙头企业提供的信息，精准支持，尽快复苏整个产业链。

当前，三个特殊问题要重视

一是制造业中有些隐形冠军类中小企业，面向全球产业网络，需要特殊支持。

第二，并不是有调整很多外资就要离开中国了

三是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应该允许企业有不同选项，复苏快的产业中的强企业，可以“用足劲先吃饱”；复苏慢产业中的弱企业，应该少点消耗，等待转机。

全球：产业链怎么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做足预判，做好准备

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以及中国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都面临调整，必须做足预判，做好准备。

有三大因素导致这种调整。第一个因素，中国成本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这非常正常。中美贸易争端和疫情引起的供应链多元化趋势，是调整的另外两大因素。

面对供应链的调整，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

第一，多数情况下企业并不是搬出迁走，而是增量调整，也就是“中国+1”，这个调整个一个很长的过程。

第三，比需求的恢复速度“不是快。有的会离开，有的会进来。市场更加开放，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会形成北美、欧洲、亚洲三大产业链集群，各自相对完整，各自可以独立运行，都拥有市场、科技、高端人才、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种产业。

面对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多机会。

“这样的调整并不一定代表中国产业萎缩。中国仍然会是很多国家的主要采购地，规模还会相应扩大，只是不再是唯一采购地。调整中对中国企业也酝酿着很大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

全球供应链会进一步缩短

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会进一步缩短，向更为内向化、多元化，分散化发展。

疫情之下，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可能更持久、更深远，这涉及到供应链的再调整。

从行业角度看，全球化程度高、产业链长、进出口份额大的行业，受影响会更大。主要是计算机、电子、光学、机器设备、电器设备、化工产品等。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退潮和贸易紧张趋势加剧就开始了，这次疫情引发一些国家对“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的担忧，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会寻求新的平衡点。疫情之后，预计全球供应链会进一步缩短，向更为内向化、多元化，分散化发展，区域化、近岸化的特征会更加明显。

中国产业链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挑战就是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风险。中国制造业与全球生产网络高度融合，随着一些企业中间品库存逐步耗尽，而国外企业又没有完全复工复产，价格会大幅上升，这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第二全球供应链产业外移。一种是成本提高带来的外移，这很正常，也意味着中国产业升级。第二种外移是外商投资企业市场份额缩小，撤离中国市场，如家电、智能手机、工程机械、零售超市行业，外商撤离很正常，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三是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外移，这种外移需要关注，但这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也不是短期能实现的。

面对产业链外移，怎么办？

一要继续开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主要解除不必要和超标准的管制措施，建立快速通道，保障国际货物物流畅通，保证及时交货，“这非常重要，及时交货可以避免被短期替代”。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外商企业根植性。包括进一步放宽准入，更好保护外资权益，压减负面清单，增强吸引力。

三是做好极端情况下供应链安全的应对预案。

四是要下决心推动可能断供的短板产品的国内替代，拓展本土供应商和可替代供应链。

五要顺应产业链、供应链特征，加强中日韩合作，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

怎样看“六保”面临的国际环境

当前，供给的恢复，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产业配套完整性比较、可靠性比较强、生产竞争力最强的一个统一市场。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而是快太多”，过一段很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现在重点是如何解决需求问题？国内重点在消费。

外需方面，疫情之下，推动新全球化的因素并没有消失。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的低成本，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在中国才能有盈利。

疫情被控制后，全球的产业资本会怎么看全球化呢？我相信规模效应、低成本还是他们最看重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挑战和对策

当前，中国受到的产业链、供应链冲击到底表现为什么规律？这可以从进出口数据、特别是总量和结构性数据来分析。

今年4、5月份“出口上扬，进口下滑”的核心原因，是中国与国际疫情不同步，导致供应链恢复的不同步，相应影响了进出口数据的变化。

可以看到，我们稳住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核心，是稳住国内基本盘，必须要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过程中，保证国内经济循环常态化，这是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互动的基础和关键。

短期看，保住中国基本盘，就可以保住短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必太担忧。中长期看，从经济和市场逻辑分析，也不用担忧中国的竞争力。最为担忧的是，疫情提供窗口，导致政治风险急剧上扬，从而使经济逻辑发生变异。因此，要控制产业链安全，很大程度上要控制政治安全和大国超级博弈产生的外溢风险过度向经济领域蔓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中大型经济体是否会采用产业备胎战略？

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其他中型、大型经济体，是否会采用产业备胎战略？

备胎的含义有方面：一是被迫替代，解决“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技术质量和成本并非最优。二是在发展中，备胎的技术质量提升，逐渐变为一种主动替代。

中国发展“备胎”是否有优势？

是有优势的。

第一，中国市场规模大，处在成长期，能够探底成本。

第二，中国产业配套好，尤其IT产业。

六保，最“重”要保什么？

第五保市场主体政策要一视同仁。对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不要把外资企业排斥在外，鼓励外资企业参与新基建等。

二是服务类短链中小企业，可以直接支持，更应该利用消费类平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