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巴菲特：七位非典型价值投资者

原标题：下一代巴菲特：七位非典型价值投资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ID：barronschina），作者：列什玛·卡帕迪亚

和前辈相比，如今的价值投资者必须适应截然不同的经济和市场动态，他们对“价值”有着自己的定义。

每一代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传统，食谱被改编、婚礼仪式不断演化、Instagram成了分享度假照片的流行方式。由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在美国逐渐走出经济大萧条之际开创的传统价值投资也悄然发生了巨变，而大多数投资者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格雷厄姆有关价值投资的观念被奉为圣 经。他的两本开创性著作——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和1949年的《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为一代逆向投资者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相比宏观经济趋势和市场模式，他们更关注公司基本面，寻找那些可以长期持有的便宜股票。几十年来，欧文·卡恩（Irving Kahn）、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格雷厄姆是巴菲特最喜欢的教授，他给自己大儿子起的名字就叫格雷厄姆）这些传奇投资人的成就令价值投资成为了成功投资的代名词。

但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和市场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巴菲特、让-马利·埃维拉德（Jean-Marie Eveillard）、比尔·米勒（Bill Miller）和马里奥·加贝利（Mario Gaberlli）这些大人物年事已高，在价值股经历了长达15年的低迷（在此期间，罗素3000成长股指数的年均回报率为12.7%，而罗素3000价值股指数为8%）后崛起之际，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下一代价值投资者，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做投资的。

然而，当《巴伦周刊》向经验丰富的投资人询问有关距离退休年龄至少还有10年或20年的下一代典型价值型基金经理的问题时，他们都有一些迟疑。一些人表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或许是特立独行的逆向投资者不在乎群体思维、也被群体所忽视的结果。还有一些人担心由于价值股长期表现不佳，再加上被动投资的流行，可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真空”。在《巴伦周刊》的追问下，一些投资人透露了他们正在关注的价值投资者，但多数都是私下透露的。

价值投资的精髓在于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在顽石中发现美玉。《巴伦周刊》采用类似方法寻找当前价值投资领域最优秀的投资人。本文重点介绍了其中七位投资人，我们将在之后的报道中向读者介绍其他几位。这些投资人的风格和上一代价值投资者有一些令人意外的不同之处。

和前辈相比，如今的基金经理们必须适应截然不同的经济和市场动态，他们对价值有着自己的定义。不过，对价值的定义一直都在逐渐演变。巴菲特就打破了格雷厄姆过于关注低估值股票（即那些市净率或市盈率很低的股票）的模式。在巴菲特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也曾经很青睐这类股价大大低于公司资产价值的公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巴菲特发现，相比“以低价买入一家普通的公司”，“以合理价格买入一家出色的公司”是一个更好的策略。

巴菲特培养了新一代的追随者和价值投资的拥护者，许多人根据他的改变继续前行。公司质量仍然是重点，具体来说是指强有力的管理层、强大的财务实力和竞争优势。但新一代也更关注一家公司能否在长期内保持强劲实力，尤其是在面临颠覆力量时能否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也意味着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和公司文化变得更受关注了。

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过几代价值投资者，同时也是First Eagle Investment Management全球价值投资团队的高级顾问。他说，了解如何评估增长和竞争定位等特质对如今的价值投资者的成功至关重要。如今要找到股价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优秀公司不容易，信息的自由流通、根据低市盈率等指标进行选股的便利以及快速的变化都增加了做出正确选择的难度，便宜的股票有可能是价值陷阱，而不是隐藏的宝石。在Miller Value Partners和比尔·米勒一起工作、并运营自己公司Patient Capital Management的萨曼莎·麦克勒莫尔（Samantha Mclemore）说：“深度价值股的风险常常大于回报，这一事实影响了很多我这样的价值投资者。”

如今的价值型基金经理像前辈一样耐心而且纪律严明，但他们对价值的看法更加灵活。许多人青睐“长期复利企业”（compounders），即那些增长幅度适中但能实现多年增长的公司。长期复利企业拥有高估值成长型公司所不具备的财务实力和实际收入，它们的管理层着眼于缓慢但稳定的增长，而不是依赖那些或许能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创新，即使它十年后或许能带来丰厚的利润。

格林沃尔德说，当代投资者包括了一些行业专家和激进投资者，他们愿意与公司管理层合作以创造长期价值，而且愿意长期持有。还有一小部分传统价值投资者，他们在分析资产的重置价值方面非常精明。还有些人擅长评估特许经营业务的增长，这些业务在股市价值领域中所占的比重比过去大得多。

《价值投资者洞察》（Value Investor Insight）的主编约翰·海因斯（John Heins）说：“如果抱着对价值投资者的旧观点，那就很难分辨下一代价值投资者，他们更加不拘一格，更关注特殊情况。有些人拥有成长型投资者的头脑和价值投资者的心。”这类投资者中最知名的包括：专注亚洲市场的喜马拉雅资本（Himalaya Capital）创始人、为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管理一部分资金的李录；Mantle Ridge的激进投资者保罗·希拉勒（Paul Hilal）；为First Eagle管理890亿美元资产的马修·麦克伦南（Matthew McLennan）。

除此之外，《巴伦周刊》还挑选了七位下一代价值投资者。他们有些比较传统，有些不那么传统，但所有人的过往业绩都十分突出，都展现出了发现价值的能力。

皮埃尔·派（Pierre Py）

Phaeacian Partners联合创始人皮埃尔·派（Pierre Py）是一位坚定的价值投资者。去年，当他离开第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First Pacific Advisors）创立自己的公司时，他没有理会那些建议他把“价值”这个词从他已和他人共同管理了10年的两只基金的名称中去掉的人，这两只基金分别是Phaeacian Global Value （PPGVX）和Phaeacian Accent International Value （PPIVX）。

现年44岁的派的投资风格受到合作过的投资老将的影响：他借鉴了Oakmark International的大卫·赫罗（David Herro）的方法；像FPA资深投资人鲍勃·罗德里格斯（Bob Rodriguez）和史蒂夫·罗米克（Steve Romick）那样关注下行风险；像Artisan Partners的大卫·萨姆拉（David Samra）和丹·奥基夫（Dan O‘Keefe）那样对杠杆保持谨慎；并像Select Equity的查德·克拉克（Chad Clark）那样偏好优质、能实现增长的公司。

派和他的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股价折价较大的公司（理想情况是30%）。

他特意创建了一支拥有金融领域之外（比如艺术和建筑）背景和兴趣的团队。他说：“这是萨特（Jean Paul Sartre）所指的‘文化’——具备了解我们周围世界及其发展方向的手段、知识和经验。”

派很看重所投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巴菲特一样，他认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糟糕的领导者。派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业务经理，这让他从小就明白良好管理的含义。他和他的团队非常在各地出差，同时建立本地网络，寻找那些成功改变企业的管理者。派说：“史蒂夫·罗米克（Steve Romick）经常谈到情商：一家企业就是一群人，了解他们之间的互动对管理的成功非常重要。”

派青睐那些在经历了一系列管理不善后企业文化不断改善的好公司。多年来一直关注优秀高管的表现让他收获颇大。当Legrand前首席执行官、“法国最优秀的经理人之一”贾尔斯·施耐普（Giles Schnepp）加入达能（BN．法国）董事会时，派发现了一个可能让达能扭亏为盈的转机。达能近期任命安东尼·德·圣·阿弗里克（Antonie de Saint Affrique）为首席执行官，派曾称赞过这位高管在巧克力制造商百乐嘉利宝（Barry Callebaut）的业绩。“到最后，优秀的企业不会永远由表现不佳的管理团队来经营，”他说。

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Ericsson）的情况也是如此。以首席执行官鲍毅康（B?rje Ekholm）为首的三位内部人士执掌爱立信后，该公司改善了成本结构，并重新调整了一度庞大的研发投资。这使得该公司能够更新其产品，并在5G等快速增长的领域获得市场份额。“转型后的爱立信的质量和实力仍然在被市场误解，”派说。

派很挑剔，和同行不一样的是，如果他找不到足够便宜的股票，他宁愿在4.14亿美元的Accent International中持有现金。截至第一季度末，该基金拥有13%的现金，这一水平高于去年底，但远低于2020年初的近46%，当时该团队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认为一部分持仓会变成烫手山芋。那部分现金在去年市场下跌时很快就花掉了，如果市场再次回调，也会带来同样的机会。晨星（Morningstar）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该基金的年均回报率为13.5%，高于99%的同类基金。

派认为，投资者目前对风险视而不见，特别是通胀风险，这让当前的高估值和大量借贷更加令人不安。“有多少万亿美元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这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他说。这也是他关注公司管理质量的又一个理由。

马克·库珀（Mark Cooper）

马克·库珀（Mark Cooper）于2020年1月联合创立了MAC Alpha Capital Management，他是传统价值投资界的一员，从不吝于表达自己对价值投资的赞誉。

库珀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培养下一代投资者，他教授《应用价值投资》（Applied Value Investing）这门课已有17年了。最开始，库珀与自己的老师格林沃尔德一起授课，现在经常邀请自己的朋友和导师来与学生交流，演讲嘉宾包括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官陶德·库姆斯（Todd Combs）、Eagle Capital Partners的梅丽尔·威特默（Meryl Witmer）和已从First Eagle退休的埃维拉德等人。

这位对冲基金经理在他的新公司的投资策略包括投资国际小盘股和在全球市场做多及做空，经验来自他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投资者。他曾在Omega Advisors、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和First Eagle等公司管理多种资产类别，他曾在First Eagle与他人共同管理过一只投资国际小盘价值股的基金，前后有五年时间。

和库珀一起做投资的埃维拉德说：“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数量非常有限。当价值投资流行时，自我标榜的价值投资者蜂拥而至，然而一旦价值投资不受欢迎时，这些人就会消失。”埃维拉德称，库珀愿意在被忽视的海外市场寻找机会，他非常有耐心，也认识到价值投资会有不受欢迎的时期。

52岁的库珀的风格更像巴菲特，因为他更青睐价格合理、业务良好的公司，而不是格雷厄姆看重的股价便宜这一点。他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专注于那些他在投资前跟踪多年、不太引人注意的小公司，并利用他深厚的外国高管和投资者网络来识别当地趋势和杰出的管理层。他就是这样发现了Pilot Corp． （7846．日本），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制笔厂，刚刚开始发布英文版的财报，因此很少有美国投资者知道该公司实际上已经连续20年创造了自由现金流。随着学校和办公室在疫情期间关闭，高端笔业务枯竭，该公司股价较三年高位下跌了50%，但库珀认为收入已触底，业务将逐步改善。

库珀的基金通常在25个国家/地区持有70只股票。他还通过做空股票来提高回报，做空目标是那些亏损、缺乏竞争优势、管理层只关注短期销售额增长而不关注盈利能力的公司。

虽然库珀的学生对选股非常热衷，但他强调这还不够，热衷选股的人还会在投资组合的构建和风险管理上花费大量时间，重点是资产保本和平稳的回报。许多价值投资者只关注公司基本面，但库珀表示，实现出色业绩的秘诀有三点，即股价便宜、投资标的正在经历内部改善、受益于宏观经济周期或长期变化趋势。他说：“你不能像鸵鸟那样只是在沙子下面挖掘想法。”

库珀还利用大数据及自己在外汇、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领域的背景寻找可以互相进行“免费对冲”的股票，例如，同时持有受益于经济重启的股票和经济封锁期表现好的股票，或者同时持有受美元贬值影响不一样的公司。

低利率和政府刺激计划的规模最终可能导致美元走软，库珀也因此加强了防御。他说：“一些人对现代货币理论的信仰让我非常担心，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理论从来没有奏效过。”

此外，面对加密货币狂潮和对冲基金的高杠杆率，库珀正在降低自己的杠杆率，甚至在远离价值投资者扎堆的地方。例如，他认为一些价值型基金经理看好的欧洲股票并不便宜，质量也不高。

他反倒在英国和日本股市（通常在工业领域）找到了更好的机会。相比消费或科技行业，工业公司的竞争优势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Senior （SNR．英国）是代表库珀选股风格的一个例子，该公司是英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工业供应商，由于新冠疫情对商业旅行的影响，该公司的股价去年下跌了近75%。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库珀认为Senior拥有杰出的管理层，随着对下一代飞机供应链的投资得到回报以及航空旅行的恢复，该公司的前景应该会有所改善。Senior还会受益于潜在的宏观经济利好——货币升值。

萨曼莎·麦克勒莫尔（Samantha McLemore）

萨曼莎·麦克勒莫尔（Samantha McLemore）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知名价值投资者比尔·米勒共事，先是在美盛（Legg Mason），现在是在Miller Value Partners。虽然她对价值投资的观点与米勒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过去20年这位41岁的基金经理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麦克勒莫尔成长于佛蒙特州一个拮据的家庭，试图获得最大收益是她的第二天性。麦克勒莫尔不介意不合群，作为北方人她在南方上的大学，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这两点都为她的价值投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米勒说：“萨曼莎具有巴菲特所说成功投资者的特点：思维独立、情绪稳定、对人与机构行为有着敏锐的理解。她很有耐心，拥有长期思维，而且不会让市场行为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决策。”

去年，麦克勒莫尔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Patient Capital Management，但仍共同管理着规模27亿美元的Miller Opportunity Trust （LGOAX），该基金过去五年的年均回报率为23%，超过99%的同类基金。Miller Opportunity Trust持有亚马逊（AMZN）和优步（UBER），对比特币的配置比例一度高达15%，令一些传统价值投资者侧目。这些策略类似于米勒在20世纪90年代对科技股进行的早期投资。

麦克勒莫尔指出，长期以来巴菲特在做价值投资时一直把增长这一因素纳入考量。和巴菲特一样，如果她对一家公司的长期前景充满信心，她就愿意以更接近公允价值的水平买入。麦克勒莫尔说，这和拥有巨大潜在涨幅的廉价股票一样有吸引力，但风险也更大。这一策略不同于她的合伙人和导师：虽然米勒的大部分收益来自他很早买入一些公司，尤其是亚马逊（AMZN），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喜欢高回报、高风险、深度价值的股票。“当我推出Patient Capital Management时，我买了谷歌，但没能说服比尔把它纳入Miller Opportunity Trust，”麦克勒莫尔说，“他认为谷歌的上涨空间不够有吸引力，但我认为它的长期复合潜力是有吸引力的。”

巴菲特强调的是了解你的投资对象，麦克勒莫尔认为扩大“认知范围”、思考世界的变化也同样重要。她因此买入了Farfetch（FTCH）等更偏向成长型的公司，该公司拥有一个销售奢侈品的平台，拥有强大的管理层，技术服务业务类似亚马逊但被低估，而且有潜力推动收入持续以两位数水平增长，同时提高利润率。

麦克勒莫尔指出，如果有人认为选择偏成长型的公司就不是价值投资了，那么别忘了她的筛选条件是估值。麦克勒莫尔说：“我和方舟投资（ARK Invest）的凯西·伍德（Cathie Wood）不一样，她重点关注未来五年的创新，我更喜欢那些可以通过一系列结果来进行评估和分析的公司，看看投资它们的不利的方面是什么，我可能会损失多少。”

比特币也许是麦克勒莫尔最具争议的投资之一，尤其是在今年价格的剧烈波动之后。虽然一开始比看涨比特币的米勒更持怀疑态度，但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兴趣日益浓厚、比特币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数字黄金之际，麦克勒莫尔去年把比特币纳入了Patient Capital Management的投资组合。美联储对通胀的容忍使得比特币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通胀对冲工具，而且这种吸引力可能会继续上升。

正如最近的暴跌所表明的那样，麦克勒莫尔一直认为比特币的波动性会非常大。她指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处于环保担忧不再接受比特币购车以及中国禁止金融机构开展虚拟货币业务都不会削弱投资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的投资理由。她还称，比特币比开采黄金消耗的能源更少，此外，中国正在开发自己的数字货币，参与到和比特币的竞争中来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

为比特币估值需要有一些灵活性思维。“如果把比特币看作数字黄金，黄金总价值大约12万亿美元，比特币目前市值接近7350亿美元，这不是一个精确的估计，但提供了一个为未来上涨空间做估计的办法。”

麦克勒莫尔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今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个由价值投资者组成的讨论小组都在推荐长期复利企业。麦克勒莫尔说：“这让我感到紧张。”不过她表示，如果没人去寻找这些企业的话，深度价值投资机会可能会浮现。“这也是我喜欢保持灵活性的原因。”

克莱尔·哈特（Clare Hart）

规模450亿美元的JPMorgan Equity Income （OIEIX）首席基金经理克莱尔·哈特（Clare Hart）在职业生涯初期做的是公共会计师，在发现这份挖掘历史数据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后，她得知股票研究分析师也需要做类似的数据分析，但更着眼于未来。哈特后来加入Salomon Smith Barney担任合伙人，负责小型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务，之后加入Fleming Asset Management的价值投资团队，Fleming Asset Management后来成了摩根大通（J.P． Morgan）的一部分业务。

现年50岁的哈特自2004年以来一直担任JPMorgan Equity Income基金经理，晨星称这只基金是“同类基金中最好的一只”。过去15年，该基金的年均回报率为9.2%，击败了88%的大型同类基金。

哈特不是那种深受格雷厄姆或巴菲特影响的价值投资者。“好多人推荐我读巴菲特和格雷厄姆的书，我也参加过好几次巴菲特召开的年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零碎地读了一些他的书，但对我来说读他的书和读丘吉尔或康德的名言一样，主要是因为有意思。”

哈特不喜欢深度价值股，她偏爱价格或许会高一些、但质量很好的公司，当它们的收入达到或超出预期后，当时买入的价格看起来就会很便宜。哈特说：“相比是否具有价值，我更看重价值何时会体现出来。一些价值股需要很多前提条件，例如，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X就不会破产；如果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它就可以继续经营。我试图在市场上找到那些能在某个时点体现出价值的股票。

传统价值投资者通常使用现金流折现模型，而哈特更喜欢使用每股自由现金流和当前股价的比率，后者不需要使用那么多公司自己或分析师其实都难以预测的长期假设条件。但作为一个务实主义者，当假设开始瓦解时，哈特会迅速卖出。她说：“仅仅因为这只股票曾被纳入投资组合，并不意味着必须改变自己的投资理论，判断错了卖出就好。”

这只基金的作用是在投资组合中起到稳定作用，哈特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尤其敏感，她在家也是这样，当园艺工人在她的院子里干活时，她会开始想阀门会不会出问题。“我丈夫问我为什么总要去想那些最坏的情况，”她说。

尽管很多人将现在的股市比作20世纪90年代末的泡沫，但倾向于考虑最糟糕情境的哈特并不这么看。她说：“当时的公司不像如今的成长型明星股那样已经实现了利润和现金流，目前整个市场更加健康。”

随着经济的复苏，人们在疫情期间形成的新习惯（比如网购）不会消失，这利好VF Corp （VFC）、百思买（BBY）和Gap （GPS）等公司。Capital One Financial （COF）不仅可以受益于消费者支出的增加，还可以受益于帮助个人和小企业偿还债务的财政刺激以及信贷质量的改善。

哈特成长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因此她一直关心贫困人口。她说：“到了某个时点，我们必须思考收入不平等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通过加税、还是要求企业通过培训等措施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这其中可能存在机会，比如医疗保险公司可以帮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

亨利·埃伦伯根（Henry Ellenbogen）和阿努克·戴伊（Anouk Dey）

Durable Capital Partners的亨利·埃伦伯根（Henry Ellenbogen）和阿努克·戴伊（Anouk Dey）都不属于典型的价值投资者，但他们的投资方式体现了哥伦比亚商学院Heilbrunn Center for Graham and Dodd Investing主任塔诺·桑托斯（Tano Santos）所说的那种灵活性、接受颠覆的意愿以及长期视角，这正是价值投资的未来。

埃伦伯根最初在政界工作，他于2001年加入T． Rowe Price做分析师，负责互联网、媒体和电信板块，近距离目睹了颠覆性破坏性创新对旧有商业模式的影响。2010年，他接管了T． Rowe Price New Horizons基金，成为一名明星选股人，他还是最早投资Twitter和Grubhub等公司的共同基金经理之一。现年48岁的埃伦伯根于2019年创办了对冲基金Durable Capital Partners，他以过去的经验做基础，投资有潜力变得更大的小型上市公司和小型私营公司，即长期复利企业。

因一次受伤结束了自己的滑雪比赛生涯后，现年35岁的戴伊搬到中东参与难民方面的工作，后来为一家智库写了一篇关于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中扮演的角色的文章，这篇文章让她结识了艾伦伯根。2012年，戴伊加入T． Rowe Price担任分析师，专注小型成长股。她在哥伦比亚商学院上了一门有关投资长期复利企业的课程，发现了与自己曾从事的国际关系方面工作的相似之处，即从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寻找模式。她现在和别人一起教授这门课。

规模为110亿美元的Durable Capital Partners对长期复利企业的定义是：十年来年均总回报率为20%的公司。但这一路径很少是线性的，数据显示，在任何给定的十年时间里，这类公司的股票平均都会出现在一个年份中下跌60%的情况。因此戴伊称，设定三年或更长的投资期非常重要。该基金通常每年进行10项新投资，希望在未来十年里每个投资类别中有两到三项能成为长期复利企业。成长型基金经理通常青睐有两位数增幅收入的公司，但埃伦伯根说，他们对5%到7%的收入增幅也很满意，持久性是更吸引人的地方。

管理层非常关键，他们二人希望管理层有主人翁意识，专注于改善核心业务，并通过投资扩大竞争优势。不过埃伦伯根和戴伊在这个问题上的参与更多，他们会就公司如何将基金经理从其他投资中获得的经验注入公司生命周期早期的DNA中提供建议，例如帮助私营公司选择董事，以及为它们提供有关流程或系统的建议，或在关键时刻直接对它们进行投资。不过，他们和激进投资者不一样，埃伦伯根说：“如果我们认为管理层有人会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亲自上阵，那我们会选择卖出这家公司。”

Durable Capital Partners在疫情期间进行了一些PIPE（即私募股权投资已上市公司股份）投资，投资标的包括抗体供应商Abcam （ABCM）和加拿大房地产服务公司FirstService （FSV），埃伦伯根认为FirstService是“出色经营文化的一个案例”。他指出，该公司拥有强大的品牌组合、一线员工待遇较好和良好的投资记录，管理层在疫情期间迅速行动重振了商业地产修复业务。这种以价值为导向的行动很有吸引力，“如果你能在别人得不到资产或投资的情况下获得资产或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获得更多的优势，”艾伦伯根说，他认为FirstService将在数年内实现强劲增长。

劳拉·格里茨（Laura Geritz）

劳拉·格里茨（Laura Geritz）是听着祖父母在堪萨斯州经历过的大萧条和被称为Dust Bowl的沙尘暴袭击的故事长大的，这些故事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她的节俭和对债务的厌恶体现在了她的个人生活（她从30岁起就一直没有负债）以及她的全球投资组合中（不投资需要依靠他人融资的公司）。格里茨于2016年创立了Rondure Global Advisors，此前十年她在Wasatch Advisors做投资，涉足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并创造了出色的业绩。

格里茨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深刻意识到杠杆的危险。在Long Term Management倒闭和市场暴跌的那天，她当时任职的券商公司把她从日常职责中调离去帮助管理散户的大量买入指令。格里茨说，“其中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有位已婚有两个孩子的男士听从朋友的建议买了股票，他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失去了一切，还欠下了9万美元的债务，”格里茨说。

格里茨根据巴菲特目前做价值投资时采用的方式将自己描述为一名“注重质量的逆向投资者”。她的团队首先挑选出全球最强的1000家公司，她把这些公司比作“大力水手”，一直在通过“吃菠菜”来建立强大的特许经营权并增强竞争地位，而且善于把利润转化为自由现金流。在这些公司中，格里茨寻找的是那些即使在压力测试后仍能产生两位数回报的公司。

格里茨对于学习非常如饥似渴，她会在谈话中穿插一些刚刚完成的可持续发展课程的趣闻，或者是她那周阅读的多本书籍中的一本，就像她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一样。她对机遇和风险采取的是一种非常规的方式。

格里茨认为目前风险正在加剧：多年来的低利率促使企业借入过多资金，还造成了其他扭曲。“想想1999年到2000年安然（Enron）发生了什么，这一次企业又会发生什么？”格里茨问道，“全球GDP会很高，但质量很差。目前存在的泡沫是我们所见过的每一个泡沫的结合体，在某个时刻，美联储将失去控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被低估的资产更能渡过难关。”

另外一个风险是：在新兴市场公司纷纷上市之际，企业要想维持竞争优势的难度越来越大，此外，中国收紧了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这也是49岁的格里茨在公司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中国的投资比例低于同行的原因之一。

格里茨的谨慎态度往往会在低迷时期得到回报，但过去三年来，规模2.34亿美元的Rondure New World （RNWOX）年均回报率为7.5%，在同类基金中表现中等，规模3200万美元的Rondure Overseas （ROSOX）年均回报率为8%，比MSCI AC World指数低2.9个百分点。在美国火爆的牛市中，行事谨慎谨慎、主要投资海外市场的基金不容易筹到资金，但格里茨管理的基金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她说：“我对客户实话实说：目前美国股市的投机程度非常高，我不介意离场观望。”

格里茨最近更青睐“传统的成长型”公司，例如统一超商（2912．台湾），这是一家台湾便利店运营商，公司治理非常好、股息很有吸引力、股价和现金流比率为9倍。虽然电子商务公司因吞并零售而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但格里茨说相反的情况并不成立，统一超商并没有因为其在快速送货方面的投资以及成为一家类似Uber Eats的公司而获得投资者的好评。

格里茨偶尔会发现一些典型的价值股，比如印尼食品公司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 （ICBP．印尼）。格里茨说：“在世界各地的财富都涌向金字塔顶端之际，‘崛起的中产阶 级’这一主题本身就属于一种‘雪茄烟蒂投资’（cigar butt，即投资那些表面看起来平庸、但股价相比资产负债表资产的清盘价值存在折价的公司）。”她表示，Indofood有着良好的经营记录，可以因全球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受益，大宗商品的繁荣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提振也会利好该公司。

但市场的变化速度非常快，这意味着及时出手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格里茨说：“这是价值投资存在的一个问题，如果速度不够快，你就会错过机会。”

责任编辑：刘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