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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迈:惊心动魄的时代,更需要读懂爱国和人生

财经自媒体2021-06-25 20:48:530

原标题:好文重温 | 卢迈:惊心动魄的时代,更需要读懂爱国和人生

来源:北大国发院

题记:2021年6月26日,北大国发院将举办2021届毕业典礼。近期我们将把往年国发院毕业典礼的精彩演讲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本文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作为2020届毕业典礼特邀嘉宾发表的演讲。

卢迈先生

非常感谢姚洋院长和黄益平副院长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北大师生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分享你们的喜悦和光荣。在此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想和体会。

我一直十分向往进入北大学习,但没有你们幸运。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分数够了,但不知是因为体检还是年龄原因,最终没有被录取。1994年,林毅夫教授发起组建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我参与,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仅拿到硕士学位,学识不够,所以没敢应允。

虽然两次与北大擦肩而过,但过去这些年里,不论是30年前在中央农研室工作,还是近20年来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展反贫困与儿童发展社会实验,我都与北大人有诸多交集。北大人求真、勤奋、创新的精神,是我极为推崇和认同的。

同学们毕业于2020年,这一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特殊的。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动荡,多国民粹主义盛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变本加厉,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都有一些既定的计划被打乱。你们在这一年毕业,或许意味着起步时会面临某些困难,但是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你们所传承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会引领你们克服困难,并伴随你们步入社会、走向成熟,成为你们人生的宝贵财富。

爱国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探索现代化的动力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八个字,在20世纪初承载的是国人对实现民族独立的渴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寄托着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向往。我认为,这其中爱国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流淌在血液中对故土的热爱。

我1947年出生在新加坡,父亲因为日军侵占上海而被迫避难到新加坡,侨居了近十年。1945年后,父亲因为从事进步活动,两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于1949年被驱逐出境。历经艰难后,父亲又满怀憧憬地回到刚解放的北京,此后长期从事侨务工作,直到病逝。海外华人华侨深刻地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的安定是家庭和个人发展的前提。如果说百年前爱国是反抗侵略、救亡图存,而在当代就是投身改革创新、实现国家现代化。

我成长在建国后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1957年,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我和小伙伴们满大街找废铁,甚至把家里的铁锅贡献出去;为了除“四害”,我们停课,爬上屋顶轰麻雀。高中时,我也曾和清洁工人一起穿街过巷,入户掏粪。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分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司务长和小学老师。那时人们被要求不计得失地为集体利益付出,与“私字一闪念”作斗争,无数人的艰苦奋斗、无私付出,造就了封锁中的“两弹一星”,也为新中国的经济打下基础。但是,与这种付出不相称的是普遍的贫困,是与发达国家逐渐拉大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左的路线走到了头,才有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有了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探索。

在探索现代化的路上,正是爱国情怀在一直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

1970年代末更大的中外差距激发了全国上下对“球籍”的思考。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突破。但真正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我们又经历了多年探索。中国把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在这些研究和实践中最终确定的。

1985年,我正式调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当时王岐山任所长,所里有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还有当时很年轻的黄益平、刘守英等人。我记得,在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员读书会上,大家读的书是《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主持读书会的是北大校友邓英淘,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追求多数人的现代化,这种大规模的现代化虽然可以借鉴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但要避免照搬照抄,要经受住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国需要在以往从未经历过的局面上进行协调和控制。邓英淘的观察在当时富有前瞻性,今天看来也不过时。大国的改革不能犹豫不决,但也不能任人忽悠、轻举妄动。

1986年,我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的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考察,看到由于改革不果断、不彻底,两国处于计划和市场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状态。1991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按照西方国家大力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开启大规模、短时间、彻底的私有化政策,将俄罗斯整个社会体制完全拆解,由此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破坏至今都难以弥补。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没有走198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良道路,也没有考虑俄罗斯等国的休克疗法,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改革之路。当时中国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了增量改革和双轨制过渡的策略,成功地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过无数磨难,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属不易,这一点值得所有中国人自豪、珍惜。

当然,中国的制度并不完美,未尽之路有待你们继续探索。

要做心胸开阔、理性沟通的爱国者

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爱国者应该也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应该心胸开阔,不卑不亢地学习、沟通。我有幸经历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许多关键节点,见证了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变化,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诸多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更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发展理论。我至今仍记得,1986年在安徽阜阳做农村调查时,一天早上起来看见周其仁和刘守英站在院子里,捧着高斯的书讨论,刘守英会英文,周其仁思想敏锐,他们分工合作,刘守英先读一段,两人再一起讨论一段。直到今天,他俩在晨光中学习讨论的这一幕,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999年,我受命筹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论坛以“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为宗旨,已经成功举办了20届,从最开始的30多位企业家代表参会到现在上千人的规模,参会代表数量和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背后是中国综合国力在不断提高。过去20年里,我和众多关心中国发展的外国企业家、学者成为朋友,也一直在为解决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谋求共同利益而努力。

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充满好奇的初学者,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不断学习调整、适应自己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目前是一个更大的命题。

中国要实现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多数人的现代化,是历史的趋势和潮流,谁都无法阻挡。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益国际化的传播环境,无论是出国旅游还是发微博、微信朋友圈,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国家形象的代表,都是对外发声的外交家。正确认识国家所处的位置,不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理性表达,争取更多外国朋友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国发院同学要把公共关怀刻在基因里

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最根本的是要和人民站在一起,爱自己国家的人民。为国者以民为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成功,在我看来,取决于所有人是否都能公平地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他年轻时期盼让乡亲们能饱餐一顿肉,并且今后能经常吃到肉。这个朴素的梦想,成为了他一直坚持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起点。

去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了一个课题,叫“老百姓的中国梦”,访谈了各地的老百姓,真切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改变。改革开放40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陆续实施,中国先后有7亿多人口成功脱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奇迹。

与此同时,我们的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永远不能把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落下。

过去十几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直关注农村百姓,尤其是他们的孩子。虽然山区修了路、通了车、架起了信号塔,但仍有大量农村孩子生活在艰苦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他们瘦小的身躯还要将弟弟妹妹背在背上,见到生人时躲在爷爷奶奶的背后不敢说话。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给他们一个人生的阳光起点,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国际国内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投资于儿童早期的成本收益比最高。我常说,对于农村的孩子,给点儿阳光就灿烂,在他们生命早期的一次入户养育辅导、一袋营养包、一所身边的山村幼儿园、一顿营养午餐,就是他们人生中边际收益最大的第一个馒头,能够帮助他们由早期筛查的异常变为正常甚至超常,让他们在后期的学习中缩小与城市儿童的差距,也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营养不良,在身高方面追赶城市儿童。

如果我们持续关注这些孩子,在生命最初就给予他们温暖,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成长,更好地向上流动,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茁壮成长的新人。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就要开始努力塑造。而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成长理应得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众更多的关注。

在座的同学们选择在北大国发院学习,就要始终把公共关怀刻在基因里,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不管未来从事什么职业,都能保有对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实实在在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基金会一共有60名员工,其中有8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比例算很高了,他们中有的人每年有大半年都在农村项目上,对农村的孩子抱有深厚的感情。我希望有更多同学能加入我们的行动,不管用什么方式,你们的支持和关注会让这些孩子的未来不一样。

在这惊心动魄的时代,我对毕业生的几点期许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多数身处时代变迁关键点的人们,可能在当下并不能体察到巨变时的惊心动魄。多年后回望,我想你们也会更加清晰地看到,2020年不只是一个流行病暴发的年份,更是一场宏大变革的开端。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中,你们开启了走向社会的征途。我理解你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但我想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百年奋斗目标将在你们的职业生涯中实现。

我羡慕你们,为此,我对你们也有几点期许:

一是认清形势,沉着应对。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专门发表演讲,他说美国必须永远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甚至敌人,否则,美国怎么能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力量。他依此对美国自身所做的一切给出解释。克林顿这番话等于承认美国一直存在需要对手甚至敌人的政治势力,而现在这样的势力已经控制了美国政坛。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是否出台“中国制造2025”,为了美国的伟大、为了合理解释美国所做的一切,美国就是要把中国作为强大的对手,进而作为强大的敌人,这是美国既定的战略,不会改变。在目力可及的未来,国际环境会进一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愈演愈烈,但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再也不可能。不管面对外界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要本着“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态度,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抱有充分信心,顺大势而为,将个人能力与才华发挥到极致。

二是把握机会,学会取舍。市场经济中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岔道和诱惑。在王岐山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些年,他问过我们三个问题——你有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你准备丢掉点什么?这三个问题伴随着人生的每个阶段:“有什么”意味着人必须自知;“要什么”是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丢什么”是为了实现人生目标愿意舍弃哪些东西。“有什么、要什么、丢什么”这人生三问使我受益良多。作为北大的毕业生,你们不缺远大目标,无论从教、从政、从商,都会有很好的发展,难的是正确认识自己,难的是学会舍弃一些东西,难的是坚持自己的目标不动摇。

三是胸怀理想,脚踏实地。走出校门后,你们即将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我希望你们始终抱有追求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希望你们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多听、多看、多学、多想,思考如何将校园里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并付诸实践,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投身国家的建设。

过去二十多年里,北大国发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同学们将要面对的时代比我们经历的改革初期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加需要坚定信念,需要久久为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也就是说,要遵循客观的道理,而不是争一时的个人利益;要顺应历史的规律,而不在于一时的得失与成败;追求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一世的荣华富贵。这也是我想与你们分享的肺腑之言,与你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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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处秘书长。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卢迈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关注农村问题、社会公平和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

责任编辑: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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