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总觉得接班人“不行”，原因何在？

来源：中外管理传媒

近日，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某峰会上再次谈到接班人问题，她说：“我曾经对几个人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权力一旦释放给他以后发现不太行。”原因在于：“他们第一是自己没有掌控能力，第二是没有那种精神，他按照一个普通人的要求要求自己，第三是有权力了以后，把权力做成自己的平台，这对企业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此前，董明珠已经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到了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提到了如“文化必须要认同”“不以亲属为关系，也不以朋友为关系，只看能力”等标准。

家电行业资深观察人士刘步尘表示，如果每个接班人都“不太行”，那么请问：该不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董明珠既是格力电器的资产，也是格力电器的包袱。因为董明珠的存在，格力电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假如有一天董明珠不在了，格力电器不确定性更大。这对于格力自身及投资者，都是一个两难选择。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格力电器已经被董明珠经营成了不折不扣的“董家军”，从总部管理层到外部销售体系，董明珠在格力电器的影响力及话语权，大到外界无法想象。而且，董明珠还有更高一招，就是在公众及媒体面前经营自己的形象，比如，自告奋勇“为中国制造代言”，多次说出“格力等于董明珠，董明珠等于格力”的话，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于舆论和道德的优势地位，无形中强化了“格力电器非董明珠不行”的公众认知。

然而，将领导人与企业捆绑得越死，从长远看对这个企业越不利。明君的太子难接班，强势的企业领导人，也难有合适的接班人。

文：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来源：摘编自中外管理出品《10年扛与变：谁将笑到最后？》

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康熙帝，都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或开国或有为的英明皇帝。但是，他们在晚年都无法逃脱一个魔咒：太子难题。不是他们没有太子可立（这与清末迥异），而是他们几乎都体验过废黜太子、父子反目的人伦悲剧……

偏偏是明君

秦始皇发配了太子扶苏，汉武帝攻杀了太子刘据，隋文帝囚禁了太子杨勇，唐太宗废黜了太子承乾，康熙帝更是两次废黜了太子胤礽……而且这些事无一例外成为了这些旷世名君一生最伤痛、懊恼的事。尽管他们被废的表面原因各异（最多的是谋反与无德），但他们都有一些惊人的共性：这些被废的太子，都是名正言顺的皇长子（仅胤礽是皇次子）；都是早年立储，东宫多年；当然被废后也都结局悲惨，无一善终。

为什么会重复出现这些父子相残、令人扼腕的人伦悲剧？为什么这些太子最终大多冤深似海、死不瞑目？为什么冤枉自己骨肉的偏是这些一生洞察秋毫、是非泾渭的明君？

这个悲剧命题尤其值得后世关注的，远不仅限于伦理层面与权力层面，更在于这些惨剧背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现象：这些太子的废立，几乎都是其父英明一世之后，从健康到国势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点！——他们的功德成就都是在此事件之前完成的，如秦始皇的统一六国、汉武帝的大漠风暴、隋文帝的立制建章、唐太宗的贞观盛世、康熙帝的开疆扩土。而在此之后，他们都心力交瘁，一事无成，甚至急转直下，不久人世。

根不在小人

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都能找到一些共性的原因。

但如果像很多人那样一味地抨击皇权世袭制度或皇权制度本身，这里面很多本来可以让后人反思的规律反而被淹没掉了，很是可惜。因为，皇权制度早已作古，如果我们把如上悲剧仅仅归为政治制度问题，也就意味着这些“掌故”对于引进了“德先生”的国人便真只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已，别无他用。实则不然，而且肤浅。

我们显然不能以一种疾病的集中迸发病症，当作疾病的全部内涵。而皇权之争只不过是一种属于人本性的疾病最激烈、最惨烈的表现，而其内在的规律与意义，远比谁做皇帝广泛、长久得多。

也有很多人指责这些萧墙之祸均缘起于父皇年迈后为小人挑唆、蒙蔽，因而关键是诸葛亮所苦谏的“亲贤臣，远小人”。实则也不然。不错，唐之前的扶苏、刘据、杨勇之死多少都与小人（如赵高）或小人级的对手（如杨广）有关。但常人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小人常有，而小人能否肆虐，则要看“鸡蛋”是否坚固，而与小人无关。

况且，唐、清两代的太子悲剧也确与小人无关。特别是李承乾谋反案，牵涉在其间的不是明君就是名臣，李世民、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侯君集……谁是无耻小人？但悲剧照旧发生……况且，“远小人”问题是永远也无法界定与操作的概念，仅适合于唱高调或者栽赃叫骂……而且，这也不符合一个操劳一生的明主在晚年的人性需要。

那么，这么复杂的伦理+政治问题，有没有可以供后人借鉴、反思、操作的共性道理呢？

由远而疑，由疑而忌，由忌而恐

我们只要看看这些悲剧的形成过程，就可大体领悟到其中三味。

其实，这些悲剧的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很近似的。我们会发现：凡是被废黜的太子，很少有与父皇走得很近很亲密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往往随着太子立储时间的拉长而拉长。事实上，扶苏之所以被逼自杀是因为他与父皇政见相左而被远配漠北前线，距离父皇天高地远；刘据因为“子不类父”，后来更是干脆连父皇的面都见不到了；李承乾也一样，后来李世民几乎与之没有来往，更不用说去东宫与太子谈心。

结果便是不断恶化的互相猜忌。

——父皇越来越发现这个太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有另立中央甚至取而代之的图谋；太子则越来越感到父皇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更换太子已是时间问题。于是，两方面都深感焦虑，甚至恐惧。更于是，双方都想自保（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因而对至亲的每一个言行甚至传说中的言行异常神经质。而自己出于自保所做出的反应，则又都“印证”并加剧了对方的恐惧。于是最后，不可收拾……

人性中，因猜忌而产生的恐惧，是破坏力最大的。

显然，化解猜忌乃至规避猜忌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沟通。而这里，拥有天下至高权力的皇帝理应负起更多的责任。

然而，我们这些英明的君主，往往可以和大臣们深入沟通、平心而对（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伟大的原因之一），却不能做到与自己的至亲，特别是与钦定要接自己班的太子频繁而坦率地沟通。

他们更多的只是不断地对外表态，用言行来证明自己并没有更换太子的意图。但是，很显然，这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相比，都是治标不治本，特别是不能永续的做法。不是吗？李世民晚年无数次表态立挺太子，最后李承乾还是在恐惧中涉嫌谋反而落难；康熙帝更是曾经废而复立企图证明自己的决心，但最后依然发现不可救药、无济于事。

这是基于责任的必答题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为？

很直接的一个主观原因是：不喜欢，所以不想搭理。扶苏因为反对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遭到父皇的厌恶乃至贬斥，刘据同样因为“子不类父”也不为杀伐气过剩的汉武帝所容忍。结局，便是父皇幡然悔悟也来不及了。

而另一个客观原因是皇子太多（这反而也是一个皇帝活力的重要体现，很讽刺）。皇子多，一方面分散精力，一方面很容易另有所爱。这里李承乾一案最典型，李世民偏爱次子李泰甚至爱到朝野皆知、李泰想不争太子都不成的地步。

但这都不是理由。

特别是在面对一个即将承载整个天下大业的太子，面对一番殊为难得的旷世伟业的延续时。

不错，谁都愿意与自己喜欢、与自己投脾气的人多接触，而疏远相反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皇帝更是有这个权力。但是，作为领导者不可忘了，你不是普通人，因为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都事关事业成败与延续。因而这里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个人好恶。李世民伟大，就在于他在大臣们面前空前绝后地做到了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但在皇子这些亦公亦私的领域，连他也没能做到更好，以至于重复皇帝特有的“晚节不保”。

作为领导者，面对你钦定的接班人，不管他是自己的儿子，还是一个出色的职业人，只要你在事实上选定他了，那么做到不厌其烦地沟通以保证彼此长久的互信，就都是你责无旁贷的责任！否则，你或者不立接班人，或者你不做领导者。

伟大的领导者，就是要必须强迫做到被领导者不能做或不必做的事。也就是说，越是高层面的领导，越需要更大程度地去克服、战胜人的本性，能为常人所不能为。人之常情，是伟大的领导者必须对外洞察体恤，而时刻对内警惕自省的东西。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