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历史的迷思，英美权力转移是和平的吗？

英美之间的“和平”只是表象，英美权力转移是世界形势整体演变的结果，不是英国心甘情愿主动让位，更不是英美两国的“和平交接”。

作者：林宏宇

林宏宇，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特聘教授、博导。外交部与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大国博弈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教学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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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宇。本人供图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一个历史迷思，认为世界权力转移在历史上只有一次是和平的，那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这就是所谓的“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该理论的“衍生品”观点认为中美未来也将存在权力转移，且必然存在冲突甚至战争，因为中美两国是“异质”国家。冷战结束后，尤其近20年以来，这一理论观点在国关学界被奉为经典，研究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基本接受了这一所谓的“常识”。但这个理论观点对吗？历史与未来真的是这样吗？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

事实上，中美关系虽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且在一段时间内竞争的因素更为明显，但两国之间并非新老帝国的霸权交替。遑论中美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权力转移，仅对“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理论源头和传播背景进行追溯，就可发现，该理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论和美国文化霸权等意识形态的偏见，隐含着对非西方国家的傲慢与鄙视情结。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直接源头可追溯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他在书中首次提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守成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二者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基本标志。他认为，崛起国往往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往往想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同样，“守成”的霸权国也试图通过武力来维持现状。因此历史上，每当有强势崛起国出现，往往就意味着战争。但有个例外，那就是英国和美国。19世纪后半期，强势崛起的美国并没有以战争挑战18-19世纪的“守成国”英国的霸权，英国也没有对美国发动“维霸”战争。于是英美之间实现了所谓的“霸权和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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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际关系的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一种理论观念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视角，尤其是那些“时髦”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背后有强大话语权的大国史观的支撑，往往更容易形成历史的迷思。重新追溯并还原历史进程，则是打破历史迷思的一种办法。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也不例外。通过梳理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英国在失去霸权和美国在获得霸权的进程中，都曾与当时世界其他列强进行过多场战争，这些战争直接导致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英美之间虽没有发生直接的大规模争霸战争，但两国之间的霸权转移进程却充满了战争。换言之，英美大国权力转移的期间，世界并不是和平的。

事实上，从美国独立伊始，英国就通过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包括战争）打压和遏制美国。除独立战争外，英军在1812年战争中还曾火烧白宫，但英国终究未能如愿，只好通过其他手段继续阻止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始终不断，先是佛罗里达争端，然后是美加边境冲突，后来还有德克萨斯问题。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后，英国仍在暗中支持南方各州以削弱美国。

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曾对英国的“暗中干涉”提出索赔。1871年，双方签署了《华盛顿条约》，这表明英国对美国的武力遏制事实上失败了。由此，英国开启了逐步从美洲缓慢撤退的进程，该进程一直持续到“委内瑞拉危机”。1895年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出现边界争端，后者请求美国出面“主持公道”。高举“门罗宣言”的美国遂致函英国，要求“国际仲裁”，但遭英国拒绝。美国随即成立了一个边界委员会，摆出“不惜一战”解决争议的架势。而英国由于很快陷入了南非布尔战争，无力同时卷入另外一场战争，于是在1899年同意由美国把持的边界委员会“仲裁”。面对老牌帝国明显的妥协，美国决定牺牲委内瑞拉的利益，以迎合英国的“善意”。英国则“投桃报李”，撤出了西半球的海军力量，这等于承认了美国在美洲的霸主地位。

英美“和解与特殊关系”实为权衡利害的无奈之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霸权不断遇到其他强国的挑战。但真正带来实质性挑战的是德国和美国。德国很快就在经济和工业实力方面超越英国，且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崛起之势咄咄逼人。除了欧洲大陆，德国还分别在非洲和太平洋等地向英国霸权发起挑战。德国的扩张触及英国的两大核心利益——海上霸权和欧洲均势。因此，德国自然被英国列为头号劲敌。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扩张重心在西半球，崛起的势头较为平和。面对挑战蜂起的局面，英国只能权衡利害，将美国列为“合作”对象，适当“让步”。

同期，1898年强势崛起的美国发动了美西战争，成功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这场战争标志着美国跨出美洲，走向亚洲，踏入“世界强国俱乐部”。到1906年前后，美国迅猛扩张的海军实力仅次于英国，开始在全球层面与英国海军竞争。这引起了英国海军的不满，开始“敲打”美国海军。正是在这一段时期，英美“和解与特殊关系”的说法开始摆上桌面，美国政治精英开始大谈“共同血缘和文化价值观”。例如，美国人马汉（Alfred T． Mahan）在1911年出版的《美国海权的利益：现在与未来》一书中写道：“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面对美国的崛起，英国采取了容忍克制的政策，旨在换取美国的“合作与支持”。不过美国也有同样的需求，因为当时德国的扩张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当时德国不仅想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夺取美国的地盘，而且蔑视“门罗主义”，多次觊觎美洲，这激起了美国的愤怒和不满。因此，“一战”就成为了英美“合作抗德”的典范。

“一战”之后，英国的霸主地位名存实亡，其经济实力已无法与美国匹敌，世界金融中心逐步从伦敦转移到纽约。但随着共同敌人德国的消失，美国开始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实力来改变当时国际秩序。于是，英美冲突再起，两国关系因为海军军备竞赛几乎跌入谷底。然而，不满《凡尔赛和约》压榨的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再次崛起，这再次熄灭了英美争霸的“内火”，再次开启“合作抗德”的模式。但“二战”的爆发使英国终于走下“日不落帝国”的神龛；而大发“二战”战争横财的美国，通过“帮助”英国对抗德国，最终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

因此，从世界权力转移过程来看，英国之所以未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强势崛起对英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巨大威胁，迫使英国集中力量于欧洲大陆，无暇顾及美国。正如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所指出的，“如果欧洲新麻烦没能迫使英国把其力量集中于大西洋以东的话，它或许早就全力打击美国了。”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英国霸权的衰落与战争存在较强关联性。要是没有一系列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霸权不可能轻易丧失。同样，美国霸权的获取固然离不开“上帝的帮助”，但从根本上看也无法排除战争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爱特伍德在《美国战争史》一书中所述，“战争在美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由此看来，既然英国丧失霸权的进程和美国获取霸权的进程都与战争密切相关，那么就很难得出作为整体的英美霸权转移过程是和平的这一结论。换言之，英美之间的“和平”只是表象，英美权力转移是世界形势整体演变的结果，不是英国心甘情愿主动让位，更不是英美两国的“和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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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从无称王称霸和殖民他国的基因

事实上，“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是美国文化霸权和美国例外论的产物，直接服务于美国霸权地位的合法性，以维持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除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之外，“修昔底德陷阱”“进攻性现实主义”“民主和平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以貌似不容怀疑的理论神话，不断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进行悲观解读，甚至抹黑。因此，必须勇于打破这种西方理论的迷信与迷思，以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与理论观点解释中国自身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这实际上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历史贡献。

中国已高质量完成第一个百年的梦想，并以自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有效应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抗疫报告。这使得中国更有信心迈向第二个百年梦想。中国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近了，离世界舞台的中央也更近了，未来的发展环境也将更加严峻，这更需要坚定发展道路的历史自信。

事实上，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数千年，从无称王称霸和殖民他国的基因。中正和平之道，才是中华文明的根性。爱好和平的中国不会选择为了霸权而与美国全面对抗乃至战争。中国会选择一条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道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积极与其他中小国家和平互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和平工程”造福世界，实现新的“世界权力的和平转移”。即将世界权力从传统的少数大国手中，转移到数量众多的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让世界权力回归世界，让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并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与挑战。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