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三孩配套政策应考察如何调动男性家庭成员的积极性

原标题：学者：三孩配套政策应考察如何调动男性家庭成员的积极性

“全面三孩政策提供了新的政策平台，应当进一步完善支持型的家庭发展政策。从家庭整体出发，既包括包容性的生育政策，也包括家庭养老的支持政策。通过多种配套措施，帮助家庭成员在教育、工作、照顾、生活等方面达到新的平衡。”

近日，微信公号“妇女研究论丛”发布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此前在《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所办论坛上的发言内容。《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

钟晓慧指出，从女性个体出发，尊重女性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支持其实现更好的个人发展。这将有利于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也有利于儿童成长和老人照顾。具体可在三个方面进行更多讨论。

第一，在政策议程中，国家应该将支持家庭发展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整体提高社会支出水平，更多投资于家庭建设，将有利于支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生育意愿；同时，有利于动员可持续的家庭照顾资源，在儿童照顾和老人照顾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投资于家庭、帮助家庭实现“工作—照顾”平衡，是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二，从家庭视角来完善政策设计，协调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两类政策，避免政策目标相互冲突。比如，延长退休政策对祖辈参与隔代抚养可能有“挤出”效应，如何能够给予更多的空间，让个人和家庭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退休方案？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能更好地对实际提供两类照顾的家庭成员予以支持与承认？鼓励家政工和护工群体留在城市的措施，可能会汲取农村家庭照顾资源，如何鼓励用人单位创新管理方式，保障该群体的家庭权益？

第三，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家庭的积极性。家庭本身有很多灵活的方式去寻求平衡，但是仅靠家庭能力，或者仅靠女性家庭成员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应该考察怎样的配套政策措施有利于调动家庭主动团结、调动男性家庭成员的积极性。一方面，增加外部资源帮助家庭的能力建设和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对家庭团结的强调，要避免演变为女性家庭成员的责任或者阻碍社会资源的提供。

钟晓慧对护工群体的调研发现，不少护工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子女需要她们回家照看孙辈，否则她们打算“干到不能干为止”。保持这样一笔收入，是她们未来养老的重要保障。但是生育政策放开之后，如果需要她们提前返乡照料孙辈，她们就会失去经济收入。这表明，全社会的照顾需求都在加大，这与女性继续工作获得收入的愿望形成冲突。不同群体的表现方式有所差异。

钟晓慧指出，与原来平衡的状态相比较，家庭难以协调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首先会影响到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并没有出现上升。2017年为1723万，同比下降63万；2018年为1523万，同比下降200万；2019年为1465万，同比下降57万；2020年为1200万，同比下降265万。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儿童数量增加，家庭照顾资源萎缩，长远来看会进一步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值得一提的是，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部分修改。其中，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

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国家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在前述线上论坛发言时提到，已全面实施育儿假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启示作用。中国在制定育儿假政策时需要有性别平等视角，需要考虑政策实施后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她建议育儿假政策设定性别配额，首先，政府以此传播性别平等的价值观，鼓励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和性别平等建设，这具有规范性意义；其次，设定性别配额可以确保男性休育儿假，以此减少女性在求职过程中的性别歧视，也减少因生育带来的母职惩罚。

责任编辑：李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