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潮时的“裸泳者”：三重危机叠加下的智利

原标题：拉美疫事|退潮时的“裸泳者”：三重危机叠加下的智利

截至6月23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900万例。而拉美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排前四位的巴西、秘鲁、智利、墨西哥四国的病例总和达180多万，几乎占到全球确诊病例的五分之一。而墨西哥还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疫情“震中”。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近日推出“拉美疫事”系列文章，探究拉美疫情何以至此，如何得解。

今年3月18日，智利总统皮涅拉（sebastián Pi?era）曾在对全国的演讲中充满自信地表示：“面对疫情，智利比意大利要准备的好得多”。才过去三个月，6月23日智利新冠确诊人数突破24万，正式超过意大利，在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中升至第八位。残酷的现实不仅让皮涅拉颜面扫地，更激起了国内外舆论对于智利防疫不力的广泛批评。

其中被诟病最多的是智利的疫情信息披露不透明。6月14日，智利政府在国内公布的死亡人数（2870人）和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死亡人数（5132人）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别，引起许多媒体质疑。虽然政府解释说国内数据是确诊新冠死亡人数，而世卫组织的数据是包含确诊与疑似病例死亡的总和，但民众心里还是疑云重重。

6月18日，智利单日新增确诊突然超过4万人，将巴西、美国、甚至印度等人口大国甩在身后。这不得不令人吃惊，智利全国人口仅1873万人，比北京、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还少，而4万人确诊意味着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二点一。智利卫生部解释说，其中有3万多人是从3月以来漏报的病例，当日实际新增仅6000人左右。这一解释不仅苍白无力，而且间接坐实了国际舆论对于智利政府瞒报疫情数据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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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一起震动的还有智利的国内局势。5月19日，示威游行再次出现在圣地亚哥街头，人们高喊：“不是反对封城，而是反对饥饿”。智利《展台报》（El Mostrador）发出评论文章认为智利已经是一个退潮时的“裸泳者”，现在将自己的脆弱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6月14日智利卫生部长马纳利奇（Jaime Ma?alich）主动辞职，认为封城措施已经失败，自己没有能力领导防疫工作。智利众议院议员佩雷兹（Catalina Pérez）斥责：“卫生部长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瞒报死亡人数的责任可不能不了了之”。

智利的现状是一个复杂矛盾的混合体，死亡人数增长背后是不断叠加的多重危机，我们或可从封城、面包和公投三个角度来管窥一番。

“动态封城”的理想与现实

智利的疫情危机发展到今天与“动态封城”的策略息息相关。区别于邻国秘鲁全面封国，智利政府为了尽量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提出了更加灵活的“动态封城（cuarentena dinámica）”概念。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各个区县每日疫情数据来划分高中低风险区，以此采取不同的隔离措施，支持低风险地区的经济活动。

这一措施理论上非常完美，本身也是借鉴中国、韩国的社区抗疫经验而提出来的。但是“动态封城”有三个必备条件：一是信息更新必须及时；二是核酸检测必须足够多；三是人口流动性必须控制在极低水平。一旦某地信息更新滞后、检测人数不多而人口流动性又大，那该地区的疫情分级基本就形同虚设了。在互联网高度发达，民众配合度高的东亚，这种动态抗疫确实可行。

但将这一策略搬到拉美地区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智利医学专家布拉沃（Loreto Bravo）认为，智利疫情信息更新不及时，检测人数也有限，此外，“流动人口”直接影响了封城的效果。他说：“当拉斯孔德斯病例上升时，政府认为危险级别不高，没有隔离经过该区域的人。这些人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成了病毒的传播者，甚至其中一些人还成了超级传播者。”

智利大学的巴埃萨（Ricardo Baeza）教授也赞同这一观点，智利人口的高流动性，特别是首都圣地亚哥的跨区人流，使得“动态封城”完全失效。研究“动态封城”数据模型的专家阿克莱（Tomás Acle）坦承，在疫情最开始暴发的拉斯孔德斯区，维塔库拉区，洛巴内切亚区等地人口流动性保持在了平时水平的70%，而不是专家预计的20%。

“动态封城”的失效直接加大了病毒溯源的难度。以圣地亚哥为例，在高风险区封锁前和解禁后进进出出的人流将病毒无差别地带向了中低风险区，越来越复杂的传播轨迹让溯源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月21日智利卫生部发布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在当天的537名确诊病例中，有超过100人无法溯源。有病毒学家援引英国25000人溯源小组和武汉9000名流调志愿者的例子希望智利政府采纳，但直到目前智利的病毒溯源工作都未能全面有效地展开，不断增加的病例数让这一工作的成本与难度与日俱增。最终5月14日，皮涅拉宣布“动态封城”失败了，第二天进入“全面封城”（Cuarentena total）。

消失的面包

疫情危机像一面镜子，撇去了智利遮羞的外衣，将经济危机的幢幢黑影照得一清二楚。与巴西为了种族平等而游行截然不同，5月19日艾尔博斯克区（El Bosque）示威群众面对电视台的采访，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们在挨饿”！“全面封城”仅仅过去了5天，许多人已经到了没饭吃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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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博斯克区的区长梅洛（Sadi Melo）对媒体表示，在首都圣地亚哥就有超过10%的区跟他们情况相同，许多居民连充饥的粮食都没有。智利《水星报》（El Mercurio）估计仅在首都就有两万人，超过五千个家庭在忍饥挨饿。为了应对这一情形，总统皮涅拉宣布发放200万个食品篮来帮助贫困群体，并当众承认：“我们做的不够好”。这种临时性的救济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对于长达数月甚至半年的封城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认为，智利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智利的富人人均收入与德国富人相当，而智利穷人的人均收入则与蒙古国的穷人类似。虽然是世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但智利的基尼系数远远超过OECD平均值，甚至超过了美国。示威游行展现了智利经济脆弱的一面，这是被经济发展排除在外的庞大底层群体。

对于这一群体而言，疫情中消失的面包不仅仅是每日的粮食，还有曾经的工作。5月底智利公布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9%，在圣地亚哥城地区失业率甚至超过了9.5%，是10年来的最高点。随着疫情的不断恶化和全面封城的延长，“消失的面包”或将越来越多。

被推迟的公投

在疫情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之下，开始于去年的宪政危机也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2019年10月18日，智利政府宣布将地铁早高峰8-10点两小时的票价从800比索涨至830比索（涨幅约合人民币2角6分），导致学生带头暴动烧毁地铁站。此次示威游行一直持续到今年3月才逐步平息，表面导火索是地铁涨价，深层原因是智利多年来的贫富分配不均，以及为这种分配不均保驾护航的1980年宪法。该宪法在当时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支持下迅速通过，其核心精神之一就是私有化。通过践行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医疗、教育、能源、社保等产业私有化，来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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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也承认，智利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智利社会公共资源稀缺。这在此次疫情期间表现的尤为明显，昂贵的私立医院的新冠死亡率比公立医院要低近10个百分点。这也体现了智利的贫富分配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上的，而且是医疗、教育、能源、社保等全方位的。

去年11月智利议会原本做出了妥协，将在今年4月推动公投（Plebiscito），让民众投票决定是否修改1980年宪法，并商讨修改步骤与内容。然而，随着疫情的不断恶化，4月公投实在没法举行，议会将时间推迟到了今年10月25日。见此情况，许多右翼人士甚至抛出取消公投的言论。总统皮涅拉说：“现在抗疫是第一位的，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经济危机，也许我们得找机会再来谈修改宪法的问题”。作为回应，众议院左翼议员伯利克（Gabriel Boric）说：“愤怒的人群一直都在那里，不管你让不让大家公投。不能以为把问题藏进毯子里它就不存在。”

在这样一个疫情、经济、宪政三重危机叠加的智利，什么时候能迎来拐点？会有很多人饿死吗？10月25日公投能正常举行吗？也许只能让时间给出我们答案。

（王珑兴，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西班牙文系）

责任编辑：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