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短缺，“双碳”目标该不该“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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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力短缺归结于“双控”目标，是很肤浅、表象的认知。

作者：郎朗 任靖

制图：张舰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生历史性变化，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10月27日，国新办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这是中国继2011年以来，第二次从国家层面对外发布的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

白皮书的发布意味着什么？当前部分地区的电力短缺会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吗？带着这些疑问，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采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社科院生态文明所原所长、学部委员潘家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灿，围绕白皮书的相关话题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言出必行

中新网记者：根据白皮书，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我们能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是什么？

潘家华：能取得这些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首先是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根发芽。

如果没有认知上的根本转变，要人们采取行动是很困难的。

第二点在于零碳可再生能源技术革命性的突破。

从电力的生产侧来看，我们需要的是能源服务，可以使用“零碳”的能源服务来摆脱碳。2015年前，风、光等能源发电的成本和效率，无法和常规的化石能源相提并论；2010年后，仅仅10年时间，风、光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以上，这样技术上革命性的突破，让我们有了信心和底气。从电力的需求侧来看，纯电动汽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摆脱燃油车的可能。

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我们从生产和消费两侧都看到了“零碳社会”的曙光。而技术之所以能突飞猛进，跟生态文明理念的转变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

第三，人们对生态环境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以前，人们更在乎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升，对环境质量重视不够甚至忽略。现在人们要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必须要从源头上减煤去煤。

第四，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大幅度提升，比如南方高温热浪、郑州和山西的极端暴雨，减排控制温升，关乎永续发展。

最后，这也是担当国际责任的体现。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退出《巴黎协定》；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携手一起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同国际展开有实际意义的合作。

中新网记者：白皮书提到，我国国家自主贡献新目标举措：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65%这个目标的设定是基于哪些考虑？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王灿：这个目标是综合考虑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和碳达峰的要求设定的。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因为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碳排放量的增速要得到更快的控制。

从“双碳”目标给出的路径来看，十年的时间，我们要尽快实现GDP的增长跟碳排放脱钩。如何让这么大的经济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同时要快速进入低碳和脱碳轨道，让能源系统先于经济系统实现脱碳化，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潘家华：这个强度目标是过渡属性的，测度能效和碳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现在走向碳中和，尽管效能也重要，但核心要义在于绝对量的控制和下降。发达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几乎不涉及强度指标，而是绝对量的管控和削减。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相对属性的指标仍然有意义，但随着最终的碳中和，相对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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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短缺，“双碳”目标不该“背锅”

中新网：部分地区电力短缺会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吗？会影响我们的碳排放目标吗？

王灿：要一分为二来看，短期来看是有可能的。因为要迅速解决短期的电力供需矛盾，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增加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电力供应，进而带来短期内碳排放的增加。但从长期看，只要保持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来满足未来电力需求增长的能源发展路径不变，就并不会影响“双碳”目标。

潘家华：近段时间电力短缺，拉闸限电，企业关停，情况很严重。但是，碳达峰、碳中和不应该“背锅”。把电力短缺归结于“双控”目标，是很肤浅、表象的认知。

首先，我们的电力和能源消费，总体是平稳的，没有明显增加。其次，政府和市场的渠道手段都有，不可能无征兆，突然煤碳电力短缺了。一段时间以来，整个社会言必谈“双碳”，归因“双碳”，理所当然。但是，这不是简单的碳的问题，即使有问题，也是有人高喊“双碳”口号，盲目、懒政，把“双碳”当做“一刀切”的借口。

任何正常运行的经济体，遇到自然的、市场的、社会的变化而出现的经济波动太正常不过。就像汽车行驶有弯道一样，转弯不能一下子急刹车，需要有缓冲期，不能“一刀切”。

客观层面，国际上因为疫情原因，许多经济体的正常生产营运受到冲击，生产停滞，社会基本需要难以保障。我国在新冠疫情下，严防严控，在疫情退潮情况下，企业迅速启动生产，减少损失，因而我国的产能得到利用，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相对于疫情减产停产，恢复生产自然需要能源消费的增加。

之所以说电力短缺和“双碳”无关，是因为碳中和是2060年前实现，我们还有4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我们的火力发电站是可以渐渐正常关闭的，不是2021年就要立刻关闭。我们所说的峰值，也不是立即实现，更不是攀高峰，而是要经过一个高位平台期，会有多峰突起，不是单一的峰。因而，不应该“一刀切”！

能源作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必须的动力来源，随着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变化，肯定会有波动的，而且这个高位平台期是比较长的时期，只要从长远的趋势来看碳排放是波动下降的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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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部分地区的电力紧缺，是否也提示我们，中国需要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东北等地电力短缺，是否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脱碳”进程？

王灿：确实是有依赖，这个无论是产业界、能源界还是公众都能直接感受到。但电力危机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方面要尽量减少生产终端用能里面高耗能产业的比重，老百姓的能源消费里也要尽量厉行节约。另外，在用能的时空分布上，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做优化调整，削峰填谷，建立更完备的用能调节机制，利用大数据、虚拟电站等新兴技术来实现更加科学合理的能源转换和能源消费。

中新网：去年严峻的疫情之后，多地地方政府为了拉动投资、刺激经济，一大批煤电项目逆势上马。这会给我们实现最终目标带来哪些影响？会影响碳达峰碳中和吗？

潘家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地方政府的短视和不理性，做这些投资，是要做好思想准备的：高碳锁定会增加资产闲置和资产浪费。投资几年之后，煤电最后卖不出去，成本怎么收回来？这是投资商和地方政府需要担心的问题。

一方面，国际社会加速迈向碳中和，另一方面，廉价的零碳能源占据市场，高碳的煤炭投资项目，最后可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这些投资不会对碳中和造成根本的影响。

王灿：这些其实只是某些地方政府不完整、不准确、没有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做法。

按照以往的经验，一些地方在面对短期经济发展上的困境时，习惯于依赖传统的发展模式，增加两高项目。表面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有了新项目，GDP指标就上去了；项目建设活动增加了，当前的就业就上去了。但是这个产能本身可能是过剩的，产能背后还有生态环境的污染和气候变化压力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也体现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往往是多重矛盾的叠加的产物，比如疫情、短期经济发展的困境、能源供需的不平衡、局地的环境污染、中长期的气候变化等等。要把这些矛盾放在一起考虑，才能够找到一个更优化，更合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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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对光喊口号的发达国家施加压力

中新网：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近日发布的各国国家自主贡献 （NDC） 的最新情况，尽管许多国家承诺了新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世界仍然难以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控制升温 2 摄氏度的目标。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白皮书的发布有哪些现实意义？传递出什么信号？

王灿：现实意义体现在能够帮助公众提振信心，并为解决气候问题提供了根本出路。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必然会面临很多矛盾和困难，我们需要有锚定目标的决心和信心。而白皮书展现出我们近些年来进行气候治理的成果，可以提振信心。

另一方面，短期来看我们有能源供需的矛盾，长期来看我们将面临传统的能源供给方式与环境和气候安全的矛盾。白皮书则为我们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大的方向——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引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绿色安全的能源供给方式来满足未来的能源的需求，协同解决能源供需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问题。

潘家华：白皮书发布传递出的信号是非常积极的。首先，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出这样的担当，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表明中国在做出积极、自主的贡献。

第二，是对只说不练光喊口号的发达国家施加压力。美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15吨，是中国的一倍以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欧盟看似做得很先进，但除了丹麦芬兰等比较小的经济体之外，德国、法国等都明确是要到2050年才能实现碳中和。

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还没完成，工业化进程还没完成，人们的收入水平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我们都这样努力，那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做的更好一些？这是我们在给发达国家施压。他们不能光说不练，他们必须加快步伐，他们必须做得更好。

第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做到这样的自主贡献，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示范。

中新网：这次白皮书的发表，体现了中国该领域内在国际上的什么地位和作用？

王灿：中国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有能力去发挥引领性的作用，比如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和中国经验等，也在一些双边、多边的磋商中为国际制度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当然，在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议题和行动时，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能力还是有区别的，发达国家应该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做出表率。

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凸显。这不仅是我们主动作为，也是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因为中国成功发展的事实摆在那，大家希望看到中国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对未来是怎么期望的，以及中国对于一些问题的态度。

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为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就包括人才培养。未来的全球治理上，中国发挥积极作用的需求会越来越大，需要大量了解中国情况、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才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不仅需要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确实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补上的一大短板。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