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进一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政府有限资金要“四两拨千斤”

2021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加快创新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贾康在会上指出，要警惕应对一种潜在的“中国式类滞胀”的不利情况的威胁。

他认为，从短期、中期看到长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没有变，它后面一系列客观因素，是内因为主的支撑因素：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后续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可观，结合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及现在追赶硅谷引领的信息革命大潮的高科技化，中国是非常有可能继续展开一个中高速特征、具有韧性的超常规追赶-赶超过程的。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对“中国式类滞胀”予以正面考虑。他解释说，“比如我们设想一下，现在的增长速度如果说实质意义的两年平均数是5%出点儿头，如果我们继续下行，增长速度低于5%，而我们的物价现在看得出来有往上走的压力特征，如果物价高于5%，超出了两会上所确定的控制目标，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宏观调控怎么下药方？这个情况非常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代表的“滞胀”的无所措手足，宏观调控当局面对滞，它必须给经济升温，面对胀，又必须给经济降温。这就好象医生给病人开药方，病人既有糖尿病又有肝炎，对糖尿病不能增加营养，对肝炎必须补充营养，这个医生的药方就开不下去了。”

因此，贾康表示，中国式类滞胀，滞的方面不是让经济增长速度归零，它如果低于保障速度，另外一方面物价上升却又形成了伴随着的一种不利情况，就是所谓类滞胀，是非常被动、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因此要特别注意警惕出现这种类滞胀局面，要防止调控政策单项看合理而综合看却由“力度单向叠加”形成的不合理问题。

依托于中国客观上仍然具有的成长性和应该调动的各种潜力，贾康强调了三个层次的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结合。

在制度创新这方面，他表示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是在改革深水区全面配套改革中间，一定要解决攻坚克难的问题。

贾康认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和放大效应，现在体现于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大潮中间，跟随硅谷式的创新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后面跟着的再创新，“中国制造”已经有了它的值得肯定的成绩——制造业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是要做到世界工厂由大而强，中国的制造要升级为中国创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智造”，就要打开进一步现代化的空间。绝对不能简单满足于比较优势战略，而必须在比较优势战略碰到天花板的领域，在总体的战略思维把握上，有更高、更升级的追赶赶超战略方面的思路和相关要领的正确把握。比如对于“卡脖子”核心技术出天价也买不来、没什么比较优势可言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必须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突破。对于过去“两弹一星”的经验要借鉴，还有就是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卡脖子的攻关成功，一定要对接世界市场，比如芯片这样的卡脖子技术，产出能力不仅能出样品，而且能达到大批量、高稳定性、高质量、非常有吸引力的性价比，而推到在世界市场上占据超过某个临界点的市场份额，这才能表明这个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

在管理创新层次上，要强调放在通盘的“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框架中间，把多主体、多领域、多层次的全面管理的创新，对接“现代国家治理”概念。在宏观环境方面，企业是建立负面清单，相应地，政府要建立正面清单，“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却必须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还有配套的责任清单以及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的政府行为的绩效考评来支持问责制。在地方一线，要鼓励在一线的这些体制内人员真正面对的是一个“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制度规则环境。

他还强调，要坚持做大蛋糕，带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大方向，在现在已经很清晰的一些头部企业纠偏整改的进行中，还要进一步强调支持民营企业继续创新发展，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

另外，贾康认为，还要进一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扩大内需必须是以投资带出发展的后劲儿，带出消费潜力的调动，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在源头上是大有可为的一系列的有效投资。

他举例称，在现实生活中，公共交通网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海绵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中各个区域的冷链建设、老百姓实际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老旧小区改造、停车场停车位问题等等，都需要由有效投资解决。而有效投资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政府有限资金“四两拨千斤”，“以PPP的方式，产业引导基金的方式，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等等方式，找到把政府体外的社会资本积极性调动出来以后，真正形成高质量的投资，体现它‘有效’特征的机制创新，从而把这条路越走越宽，”贾康说。

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上也有一系列的挑战，比如在管理部门方面，迟迟没有取得一些关键概念的一致意见，推不出PPP的管理条例；“最高法现在加了个解释，说PPP的很多合同属于行政协议，我认为是忙中添乱，这是完全说错了，”贾康说，他认为行政概念之下的关系，行政关系的实质是上下级关系，是必须服从上级这样的单一规则，而PPP必须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签合同，受合同法的规制。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澄清，相关的机制创新要进一步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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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