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档案对话毛大庆 | 一段 “喇叭口式”的建筑历程

来源：建筑档案

Oct.31

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

毛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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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此次对话毛大庆，从一个建筑师的身份开始谈起，最初在东南大学做”建筑学”的学习与研究，之后又在同济展开了对“城市的研究”及二次发现，随后在北大进行了”人文与经济”的价值观树立与构建。二十多年间他从开发者视野建造了多种不同类型“房子”，自2015年开始优客工场，专注“共享际”对新时代生活方式的深层研究，存量时期要在新城市和新乡村中间，重构空间价值的新一代续写方式。

“回顾这35年，我一直在建筑里折腾点事情，从思考建筑师什么？到城市是什么？在回归到人的主体，我的成长也伴随着城市的巨变，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城市化的问题，而我又是其中强烈的参与者。只是希望不管建筑成为什么样，城市如何快速迭代，都不要忘记城市是人的聚场，而不仅仅是建筑的剧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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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

耳濡目染的伴随与成长

让建筑成为了我一生的兴趣

选择建筑，要从很久以前说起。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外公是个“大建筑师”，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做建筑设计，所以，家里人都想让我传承他的专业。外公，算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而第一代的大多数是最早留美的那一批人，当年的上海不仅有他们，还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建筑师。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改革开放以后，包括霞飞路（淮海中路）、徐家汇、外滩等等，大部分今天还存留着的建筑，都是出自于这一代建筑师和国外的建筑师之手的民国建筑。

这一批留学生们回国之后，创立了几个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其中包括今天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当时最大的华盖建筑事务所（上海现代华盖建筑设计研究院）。我外公属于在华盖里边成长起来的那批年轻建筑师，他当时跟童寓先生、陈植先生也一起做过很多的建筑设计方案，今天很多建筑物依然存在，这在他的资料集里也都可以看到。

那时候的华盖，云集了中国许多著名建筑师，其中包括建国初期最有名的那批建筑师，比如：梁思成、杨廷宝、陈植、赵深、张开济等。还有一批年轻建筑师，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代建筑师”，从华盖走出来后也自然成为了现在著名的建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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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十大建筑：图一人民大会堂、图二北京火车站、图三民族饭店、图四北京工人体育场、图五中国国家博物馆、图六全国农业展览馆、图七民族文化宫、图八钓鱼台国宾馆、图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图十华侨大厦 ?图片来源网络

解放以后，这一批建筑师大多都参与了“新中国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我外公应该是从上海来北京最早的一个，是在1951年他离开上海来了北京，来到北京之后便参与了今天西直门外的北京展览馆的设计。

在早年我们叫做叫作“苏联展览馆”，还曾经叫过“中苏友好大厦”，后来，改为北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漂亮，也很有苏联的特色，把当时苏联建筑的艺术形式体现得极为精美。中苏双方的建筑师形成了一个联合设计团队，苏联也派来了几位功勋建筑师，中国这边由戴念慈和我外公毛梓尧两个人主持了建筑的中方设计，建筑从设计到建成用时非常快，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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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览馆?图片来源网络

这里面还包括了后来被大家熟知的老莫——莫斯科餐厅，都是非常有历史传承的建筑作品，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了内在的核心，还因为承载着一代北京人的青年记忆。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一顿饭，在当年是非常潮流、非常时尚、非常前卫、非常高端的一件事，在今天大家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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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餐厅?图片来源网络

在那之后，外公跟他的老同事们、前辈们一起在北京参与了“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我外公当时首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总体规划，是总体规划中的7个方案之一，紧接着他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也是人民大会堂主要的设计师之一。后来的建筑，像全国妇联大厦、空军总医院、民族宫、北京站，他都参与了里面的设计工作。那一批建筑师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参与了建国以后北京的建设、十大建筑的设计以及很多重要的北京市建筑物的设计，随即外公也就留在了中国建设部设计院。在文革时期，外公被下放到衡阳，所以，现在湖南衡阳很多大型的公共建筑也都是他的作品。

在我小时候，跟着外公的时间会比较多，实际上很早就受到他的影响，包括画画、建筑设计、美术学习、写生等。在专业领域上自然也受到他的影响，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专业概念，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外公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建筑师，即使在文革后期、四人帮粉碎前后，1977年他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也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去做，后来他也参加了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各种各样的建筑设计，包括厂区的设计。

印象最深的是他设计了那块非常著名的广告牌。当年在北太平庄的路口有一块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大广告牌，经常放一些大的电影海报，在那个时候是很罕见的。在1977、1978年刚恢复电影，所以，那时大家对很多新电影的认知都是通过那块广告牌。

那时候没有所谓的自媒体，很多人家里连电视都没有，基本上就靠报纸和这些大的广告牌。至今我仍记得在新影厂的门口、北太平庄的路边那块很大的广告牌，当时所有的新电影都会在那上面去做展示，非常显眼，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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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广告牌?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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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过东南大学的校风

为我的专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随之也逐渐明晰未来的方向

我是1987年上的东南大学建筑系，考大学时我一口气报了8个建筑系，高考的志愿上面全是建筑系。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建筑系，想学建筑。现在想起来建筑对我的吸引力可能有好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觉得它是艺术，是带有艺术属性的一个学科，同时也带有很多美育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很吸引我。在我当时的概念里，建筑不同于其他的理工科专业。那时候我觉得其他理工科的专业很枯燥，但建筑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从小就喜欢美术，喜欢画中国画、画素描。

二是我觉得建筑里面涉及了历史维度看世界的方式，大多喜欢建筑的人都喜欢研究建筑历史。建筑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人文史，同时它又是一个城市史，涉及到考古，包括了古代建筑、古代艺术、古代的历史人物故事。上中学每次最喜欢考的科目就是历史，建筑里边代表着大量人类发展的这种文明的记载和各种迹象。

三是建筑涉及“人文”，和人很近。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研究生、博士再到博士后，逐渐从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科学，一直到人口学，这么一路走过来。后来我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城市跟人口，它跟人很接近，与人的生产、生活、生存密切相关，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创作，这也是我在参与了这个行业以后才有的越来越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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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

建筑，不能随你的意愿去完成，也不能随你的个性去完成，它得兼顾到社会，兼顾到用户，兼顾到经济等等很多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受到各方面限制的艺术，但它又是特别大的、广博的学科综合体，这是我觉得建筑学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国外很多大学的建筑学院，建筑学是放在社会学下的，只有我们中国在解放以后进行院系调整，把它视作为理工科，特别是工科中的一个学科，中国工程院院士里就有一批建筑师院士。但建筑师和工程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工科特征之外，特别需要艺术、历史、人文方面的修养。我当时之所以喜欢建筑可能跟这些特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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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在东南大学学习期间的留系作业

我的建筑的学习过程是个“喇叭口”式的建筑成长经验，范围也越来越大。从建筑的微观，到城市的宏观以及近人尺度的人文观察。

一般情况下，规划专业是服务于思考建筑的，而建筑又聚焦于思考一个小群像或者是一个小单体，我可能越来越偏社会学的建筑延伸。现在的建筑师总在谈建筑的社会性，尤其这一年谈的非常多，这跟我们研究的“城市共享”有极强的关系，而建筑的社会性越强，它的人文属性，包括人在里边的活动的状态就越丰富。

在东南大学的时候，建筑学我学了4年，我们毕业以后这个学科就变成了5年，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状态，四或五年是可选的。

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建筑学专业里有四大建筑院系：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那时东南大学还叫做南京工学院，这四个学校可以说是传承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学教育的全部精髓。后来还有新的四大建筑学院：哈建工、重建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华南理工学院，这八个学校统称为中国当代的八大建筑院系，即称之为“老八系”。

当然，最老的还是前面说的四个，再往前推到民国时代，一大批最优秀的建筑教育者、建筑教育家们，一大部分都在南京工学院的前身，叫做国立中央大学工作学习过。当年这个系里边可谓是名师云集，像刘敦桢、杨廷宝、童寯等大师都进行过教学。北方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先生、林徽因等人在北京，南边有杨廷宝为代表的一批老师，这两个学校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学教育的最高水平，同济、天大建筑系的体系形成其实也受到这两个学校很大的辐射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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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两个要素构成了很多人都希望去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这几个都统称为“大建筑”。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上大学的时代，大概从1984年开始，那几年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高速飞跃的起步期，人民生活亟待改善，住房条件亟待提高，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亟待重新梳理和建设，所以需要一大批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风景园林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到工作中去。

我把1950~1960年的这段过程，形容为新中国建筑的一次大的飞跃，建设了一大批新中国的新建筑。第二次比较大型的飞跃，就是从1983、198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这十几年又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构成了新中国这70年历史上两次大型的城市整体建筑的底色。

文革十年之前的这一批建筑，比较多的继承和传承了从民国建筑一路走来的中国的老的建筑学文化，也受到了很多50年代初期苏联的建筑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建筑学教育教材和教法，包括结构工程，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学建筑学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新思潮跟老教学方法的并存以及冲突的局面。

当时，有一批年轻的教授们开始从国外回来，我们很庆幸能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像今天著名的丁沃沃、单踊、孟建民、赵辰、顾大庆等等，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是院士。这批人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留学的那一批人，他们带回来了欧洲在近现代一些新型的对建筑学教育体系的认识，同时开始改良以苏联的建筑学教育为底色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在建筑系学习时期是这两种认识同时并存的时代。

我认为那时的建筑学教育，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建筑学教育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最丰富多彩的一段时间，老教授们当时也正处在人生教学的这种裂变，有诸多可能性发生。他们很优秀，功底非常的深厚，功夫非常的扎实，从文革解放出来后，对教育充满热情，希望把他们最后的教学经验与能力都赋予给学生。同时有一批非常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教授刚从欧洲回来，他们带着新思想和新理念，也希望能够影响到我们那一批建筑学的学生。所以，那个时代的建筑学教育特别的开放，也是百花齐放的一个过程。

东南大学，其实是工科氛围非常浓郁的一个学校，中央大学分成了南大和南京工学院以后，这个学校基本上就集中了所有的工科。虽然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另类的系——建筑系，但是其他系基本上还是具有浓厚工科的底色。正因如此，使得整个东南大学的学生风格和状态都是比较偏工科的。

即便是学建筑学的人，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像东南大学，或者像南京工学院的工科院校的风格影响。加上南京这个城市，总体来说在以往的过程中偏保守，所以，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这些学生工科特征很明显，基本上都处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做非常具象的专业技术工作的这种岗位。

后来，在万科里面有一批东南大学的建筑系毕业的高管，明显感觉风格就是偏工科的，都是干实事、干具体的活的人。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学校给人的感觉，包括教育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倾向于做一些比较直白的、比较具象的、具体的工作，学校也很在意个人能力的锻造和他专业能力的扎实性的培养。

我记得在我们班里，虽然没有成为大官的人，但是出了很多优秀的设计院的院长以及主任建筑师等等，都是在具体、专业的工作岗位上，而且班里90%的同学都还在从事着跟建筑设计建筑有关的工作，转型的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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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济建构了我看城市的方式

在北大我开始关注城市给人的共享

做建筑，总要带点人文视角看待社会问题

促成我进行本科之后的专业选择，有两个因素。首先，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随波逐流的人，是个喜欢跟着时代的潮流去变化的人，同时，我又是一个敢于追求刺激的人。我总想去挑战或做一些时代下比较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也没有太离开过建筑、房子、城市。

我渴望去寻找刺激进行实践，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在大学期间就大胆进行了许多尝试。我们算是在系里面比较喜欢去做一些突破性事情的人，我们也是当时东南大学比较少有的几个连续去做国际设计竞赛的学生，当时我们是有一个组群，大概6~7个人经常在一起，去参加设计竞赛。虽然竞赛跟课程也没什么关系，也没有老师要求你去做这种事，我们当时的想法也只是想去做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参与了日本很老牌的一个设计竞赛，叫做建筑与环境，是新建筑杂志常年举办的比较大型的国际竞赛。那个时候东南大学的学生相对来讲可能较为保守，相比于竞赛，更注重于课堂讲的东西，几乎很少有人在课堂外去参与外部的设计竞赛，国际设计竞赛的参与者更少，我们几个算是有想法要去折腾一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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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底，毛大庆、陈兰、李长君、陈松、蔡均如等五位同学的方案获日本《第四届建筑与环境国际设计竞赛》学生奖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竞赛无论是从题目到后来我们的解题方案以及最后的呈现都非常超前，很符合今天的现状。建筑与环境设计竞赛的内容每年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它会注重于环境，有的时候它会注重于建筑，有的时候会注重于环境对建筑的影响，有的时候会注重于建筑对环境的影响，有时候会提出来一些跟城市有关的课题。

我们那一年参加的竞赛，它的题目偏“环境和能源类”，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些新解读，即：怎么样才能让建筑物的存在变成一个正向的、对环境有贡献的事情，也就是怎么能够让建筑跟环境更好的、和谐的存在。当时，我们在南京玄武湖的湖面上做了一组建筑，提出来的方案是让能源能量，包括动物的生态通过一整套的环境处理的系统，再重新给建筑物以能量的供应形成一个完整的能量闭环，放到今天来说就是“碳中和”，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当中包括二氧化碳、动植物的粪便和水的能量平衡的思考，我们做了一套想象中的系统，包括建筑物里边设置温室等等。

我读硕士在同济大学，博士也在同济大学，博士后在北京大学，求学过程中换了好几个学校。在同济的经历特别有意思，我做的课题是“城市规划学院和管理学院”联合培养的一个博士课题，这个课题更加超前。当时是一个为了上海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制定几个大的方向，也是为政府制定的几个大方向和课题。

我跟我的导师们选择了一个课题：研究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当时这个课题跨管理和建筑学院，师从江景波、葛震明教授，卢济威教授也给了大量指导。

生活质量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城市规划、涉及到环境、涉及到教育、医疗，今天，我们说的三座大山这里边都有。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做这个课题的时候也是我博士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世博会有一个上海申报世博会的主题，叫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所以，我们当时做的课题也涉及到“城市能不能让人的生活更美好，首先有一个这样设问“。

我记得答辩的时候，卢济威教授问我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从我们当时设计的那套逻辑公式，包括从我们的模糊数学的计算模型，告诉我们城市怎样才能让人生活更美好。当时他和我说：无论是拥挤还是紧张压迫感，现在很多的城市不但不能让人生活更美好，反而让生活不美好。人在大城市里感受到压迫、压力、紧张，所以，大城市往往是不美好的。但是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是打工者的天堂，是生活者的地狱。城市的生活质量、人居生活质量、城市的宜居性包括它是不是近人的、亲人的，实际上一直是处于发展的过程，始终是一个具有强烈撞击的问题。

我在做大学毕业设计的时候，选择的是偏城市规划的选题，是一个古城的规划。当时我们做了特别多的空间研究，比方说：城市肌理研究、道路研究、景观研究等等，甚至连日照分析等等都做了研究。这些研究确实都很有意思，但是忽略了一个东西——人，那时候没有人聊，也没有人谈，这些东西里边都没有人，就忽略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其实是没有讨论人的，因为时代在发展，尤其是前20年的状态，后来，才醒悟原来造这么大的城市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影响，于是，突然明白了我们应该拿这些空间来给人消解掉一些东西。

也有很多人在谈城市空间尺度，城市道路尺度比例、建筑物和道路的比例等问题，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很多城市是不亲人的。比如：上海在6年间进步非常大，浦西的老城区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全国城市更新的典范，它尺度感是极好，最大的优势是它保留了原来的城市尺度，然后融入了新的内容，我认为这是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如果这个尺度是错误的，那么再装什么新内容都装不好，所以，我觉得城市建筑的核心还是亲人、近人、贴近人的感受。这可能是城市一个永远不变的话题，因为我们永远都要谈人的问题。

如今，上海城市更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城市自然发展机理下的人的尺度、空间的尺度，所以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状态与内容，从而让人更舒服。在我看来任何城市的发展，建筑物的进步，最后都是为了让人更舒服。

所以，这就回到了城市更新内的话题，大家往往会更多的去谈——沉浸式体验。这个词在这两年特别火，什么事都有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街道有沉浸式的体验，有专门做剧本杀的沉浸式体验场馆，还有最近我们在进行的乡村振兴的一些工作，村庄的机理和村庄的改良，以及民宿的建设等等。这里面什么要保留，什么要被改变，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就是怎么做到让人舒服，让人能够有一种沉浸感，个人认为沉浸感更多体现的是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情感带入到这样的空间里去。

什么样的空间人带不进去呢？比如对北京的一些诟病，过一条马路要过很久，等了很久都不敢过去，尤其是CBD。所以，北京这两年在东城区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把原来让人非常反感的平安大道进行了改善。平安大道最致命的一点是用了传统的建筑物，都是古典的老房子，但是修了一条宽得让人过不去的马路，甚至还没地方停车。东城在大马路中间做了一条绿带，种上了树，这样明显感觉马路尺度变小了。马路宽度不变，但行人在过马路时可以有过渡的过程，这种改变，我觉得是一种补救。

同时点醒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之中人才是主体。从前我们谈到规划时很少谈人，更多的是谈论要修一个什么样的商场，要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馆，要建个电影院等等。没有一个地方在研究人的舒适和人的情感的带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是一种情感的回归的过程，而且是一种人的回归的过程，这是很大的进步。

后来到了北大，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我们把所有的城市、人、人居，放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逻辑上。我们谈到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问题，在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这里边核心仍然是人。人可以分为很多种：老人、小孩、年轻人；男人、女人；本地人、外地人等等，这些问题再带到城市规划、城市空间里面看，就会发现这些变量给研究带来的问题更多。

如果我们仅仅只谈人，是远远不够的，把人按类型划分会引出来很多新的话题。再好的城市规划，再好的业态布局，再好的建筑物的设计，如果偏离了对人的更详细的理解，带来的问题就是纸上谈兵，而且结论很有可能仅仅只是昙花一现。

人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连在一起的，社会属性会形成人交易的方式，或者说参与社会属性。其实包括优客、共享的方式，都是人参与社会属性的一个状态，以空间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进来。这是在原来的建筑学教育、建筑师教育、城市化教育里特别缺失的，我们没有把干的事情参与到一个社会建设的属性中去。

我们的建筑跟社会建设、社会变迁到底是什么关系？单体建筑在这边放一个学校，在那边放一个医院，它必然会影响到学校、医院周围人的生活状态，周围的房子价格会涨，学区房会被哄抢。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做一个东西，会影响到周围的什么社会属性，会参与到什么社会的变迁中去。再用这些东西反推、回看城市规划，再看我们所说的空间设计、道路设计等等，很多想法都不一样了。

城市是一个有生命有温度的东西，它是因为人的各种需要而产生的，但是我们在后来的过程中，因为谈理论、谈设计，或者是就设计谈设计、就房子谈房子，偏离了很多东西产生的初衷。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它的底色越来越回到以人为本的真实主张上。以人为本里边又涉及到刚刚说到的多种人，比如：要养老的人和要上学的人需求不一样。一个城市好的生长状态取决于我们怎么来做好这样的一个容器，让大家在这个容器里边能够更加舒适的生活，这是城市发展的初衷，也是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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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也想做一个能改变一点什么的人

建筑物应该对社会有更多的价值与积极意义

我当时并不是直接去了地产，而是因为做设计才到了地产。大学毕业以后，只在国内待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到新加坡进入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建筑事务所日建设计的亚太办公室。他们有很多亚洲的建筑方案，我也做了好几个在北京、广州、上海的方案。1994年到1999年，很巧合的参与了上海大开发的过程，上海当时提出“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样”，我参与了拆迁改造的全过程。很幸运我在这个队伍里，能够自己设计、自己参与建造，而这个建筑物至今还在上海的淮海路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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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1994年在日建设计进行“上海丽晶苑”期间

这个过程从1995年到2000年，大概有6年的时间。我们参与了大地块的拆迁、重新设计，其实那是第一批所谓的城市更新，是粗放性的城市更新，即经历大拆大建过程的城市更新。全世界1/3的塔吊都在上海，遍地都在进行建设，从设计一直到盖完，我在那个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一个完整的作品创造。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教育意义，建筑师的理想到房子的盖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使得我后来十分崇拜“十大建筑”的那一批人，觉得他们很神奇。

像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建筑物他们竟然从画图到完工用了10几个月，我们如今盖一个价值10万、8万的房子都要折腾好多年。当年建设的不仅快，还质量精良、艺术性高、文化性好。不禁让我思考：怎么机械设备越来越先进，人越来越聪明，房子却越盖越不好了？过去建筑师身上的责任感或者是时代的使命感极强，现在的人越来越追求自我，反而自我创造性越来越缺失。

关于选择地产，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平滑的过渡。因为我之前参与了设计，于是变成了甲方的设计师代表，又变成了项目的负责人。做完那个项目后，甲方把我留下继续去做开发，所以我就从一个建筑师自然进入了开发，我可能也是建筑学专业里面比较少的做房地产公司高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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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动性驱使我想要改变一点东西，可以说我是主动选择了地产。当时我认为作为一个开发企业的人，掌控的会更加的宏观，能够实现更多的变化。后来在房地产公司的23年里，我跟建筑师的关系特别好，也最容易交流，因为我了解他，我也知道他们有哪些不容易。所以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倒是特别的好，很能够理解他们。

回头想想，不论盖的还是建设的房子的种类，大概很少有人比我更全了。基本上看得见的、市场上存在的类型的房子，换言之房地产类型的项目，我都做过。高的、矮的、大的、小的、综合的、公共的、私人的，以至于今天的建筑物改造、文保建筑的再利用、农村的民宿、博物馆建筑，学校建筑全做过，除了医院建筑以外，基本上我把所有的房子都做了一遍。我这么多年建了许多的房子，其中有几个房子在我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刻，也让我引以为傲。一个是我最早在上海自己做的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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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丽晶苑

第二个是北京的来福士广场，当时这也是北京的地铁交通枢纽，上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设计叫做商业综合体。项目不大，但是非常复杂，因为建筑师是个英国人，做了许多奇特的构造、条线等创新，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超限的规范上的专业审查，突破了很多技术攻关的难题。无论是消防、结构、大跨度，还是一些异形的、玻璃的建筑结构，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它地域上不仅特别小，而且难做，下面是东直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通枢纽，又是奥运会当年的一个重要工程等等，所以，这个项目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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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来福士广场?图片来源网络

第三个项目是北京四中，我一直对北京四中的建设感到骄傲，在这件事里我的身份更像一个导演。北京四中的项目是我和建筑师李虎，我们两个人共同合作的难忘项目，很快就成为了教育界的典范，直至今日我都认为它是中国公办教育建筑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建筑物。

那是在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下完成的作品，恐怕是未来也无法再复制的一件事情。其中包括政府空前的支持力度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敢于把一个公共学校交给一个开发商，交给一个我们指定的建筑师，再让开发商、政府、学校、建筑师四方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把一个北京最好的学校引到郊区去，这在当年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李虎非常开放地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虽然建的过程中极其不易，因为房子的样子太复杂、太新鲜，对施工单位要求极高，在建设过程中很痛苦，但结果令人眼前一亮。

不仅仅是建筑形式上或者说对教育建筑方面的一个创新空间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对人性的理解十分深刻。李虎真正的理想是让孩子们在学校里面最大限度的去释放他们学习的兴趣，展开他们学习的天性，而不是把他们禁锢在教室和屋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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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建筑设计：OPEN建筑事务所-摄影??苏圣亮

所以，在他们的设计中，连教室的做法都是可以多变的，学校的走廊追跑打闹，同时还有地方可以安静的看书，设计了很多共享的空间，这些理念都非常超前。构思建筑时想象的全是学生在空间里面的感受，思考他们怎么才能以最放松的状态去学习。这个学校刚建成时还担心学校在房山，未来的教学质量或者生源难以保证。但是这些年看见的效果和各种成绩都越来越好，我每年都会收到学生、家长、老师给我发来的感谢信。

我看了非常感动，感觉我们建立了一个建筑物对社会起到了极大的价值与意义。对于教育建筑，或许环境能决定的会越来越多，包括对孩子们的认知以及教育体系或者体制的改变都有驱动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的裂变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人，做点带有积极意义的建筑。

责任编辑：陈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