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以GDP锚作为定的宏观变量将很难反映国家综合实力

2021年11月27-28日，《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出席并演讲。

刘俏在演讲中谈到，工业文明是用两个东西来衡量的，一个是能源结构，另外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通讯方式。

“目前能源结构在发生变化，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换，人跟人的通讯方式随着5G、6G等技术的推进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两个特征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跟工业文明形态非常不一样的文明形态。”他说。

早这种背景下，投融资体系在未来该如何搭建，需要什么样的投资融资的范式，刘俏表示，这个问题很可能在未来讨论宏观政策体系的时候，需要把它纳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框架里面来。

刘俏接下来谈到对现在整个宏观政策体系的不一样的思考：

现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锚定的宏观变量，用宏观经济学讲是GDP，GDP在一个巨大的文明变革的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很难反映一个国家综合的实力、综合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以GDP作为一个锚定的宏观政策的标的物的话意味着我们对杠杆率、对货币的供应量甚至包括投资率、很多宏观政策工具来锚定的指标的判断会显得过于保守，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

刘俏表示，他自己并没有答案，但至少有一点，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应该转向几个有利，比如有利于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亿个大中小微和个体工商户的活力。

刘俏分析，现在所有的预测金融危机或判断经济政策是否过于基金的指标分母都是GDP，如果一个国家的GDP本身并没有准确的反映国家的综合信用能力或者整体实力整体价值的话，这个衡量本身可能过高预估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在这个背景下，尝试找到一个跟GDP不一样的宏观政策锚定的对象，把它叫整体价值，当然现在没有很好的整体价值的衡量指标，我们用大量的替代变量比如用夜间灯光来倒推财富水平，用斯坦福两位教授做的福利水平的衡量来做社会财富的衡量，用购买力平价来算GDP做一个衡量，用大量的方法来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构建了政策空间的指标，主要目的是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它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实施空间的话，它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有很多手段很多武器，它可以承受一定的相对比较积极的杠杆率、债务率，或者困难的时候稍微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更加积极一些。”刘俏解释道。

刘俏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在过去四十年时间，政策空间大的国家即使信贷上升的速度快，股票价格上升速度快，它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并不高，如果能确保这些国家过高的信贷更多的把它配置到实体经济，配置到中小微企业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受益的部门领域里。

最后刘俏就目前的情况提了建议：

把政策释放出来的融资的空间配置到未来构成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关键领域、节点行业。“包括碳中和，也包括中小企业的扶持，包括共同富裕，包括新基建，像5G、6G地空天通信网络的搭建，更重要的一点包括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像生育方面的福利，政府直接给现金给补贴”他举例。

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未来中国经济的生产网络、节点行业、新动能涌现做投资，这种投资一旦以市场化的方式配置的时候，它所带来的空间所带来的价值附加有利于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它整体价值的提高，这种增长的意义在中长期会最终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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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