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消除“996”等现象是“三赢”
“共同富裕的三个分配领域都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第十九届《财经》年会“《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蔡昉认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有四个关键点：
第一，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过去做大蛋糕到现在分好蛋糕，并不是完全的转向。方向是一致的，但更加强调共享发展成果，前提是做大蛋糕。
第二，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大蛋糕。也就是说，不是在做大蛋糕和分享蛋糕这两个重点中去选择，而是以分好蛋糕来支撑做大蛋糕，从而更好地分蛋糕，这也是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质不完全一样，重点也不完全一样，有各自的定位，因此是互补的。
第四，三个分配领域改革红利的重点在于：一是把改善民生，提高生产率，同时促进社会流动结合起来；二是能够既从供给侧也从需求侧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
谈及第三次分配领域，蔡昉强调更加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我们过去30多年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企业是对所有者和股东负责，对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负责，因此实际经营中利润最大化”。
回归到中国的现状，20岁到34岁是最好的生育年龄。但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人还在努力攀登收入阶梯，没有达到职业的最高点和收入的最高点。同时也是家务负担最重的阶段，没有时间生孩子、消费和提高自身，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蔡昉看来，对此企业是有责任，而且有能力改善的。在这个基础上，消除“996”等现象是一个三赢的格局，而企业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够多的贡献。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蔡昉：我们知道，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是共同富裕。到底怎么看共同富裕的三个分配领域？它是零和博弈，还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我从自己的一些研究领域得出一个判断，叫做三个分配领域都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先说几句开场白，把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也是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看一看共同富裕三个分配领域。
其实共同富裕的说法不是最近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的重要文件中一直在讲，包括邓小平最初启动改革时的重要讲话，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十四大，我们一直都讲共同富裕。
现在提出来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一个重申，但是它有特殊的针对性和当前的紧迫性。
我先讲四个点：第一，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过去做大蛋糕到现在分好蛋糕，并不是完全的转向。方向是一致的，但更加强调共享发展成果，前提是做大蛋糕。
第二，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大蛋糕。也就是说，不是在做大蛋糕和分享蛋糕这两个重点中去选择，而是以分好蛋糕来支撑做大蛋糕，从而更好地分蛋糕，这也是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质不完全一样，重点也不完全一样，有各自的定位，因此是互补的。
第四，我今天不是全面讲改革红利，而是挑出一些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一是把改善民生，提高生产率，同时促进社会流动结合起来；二是能够既从供给侧也从需求侧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
三次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简单做一个概括。初次分配是最基础的，因为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配置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决定各种生产要素获得多少报酬，创造出激励和效率。因此，当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时，初次分配是最重要、最基础的。
从再分配角度来看，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供给是政府作用的重要方式，当政府有了这个职能是一个硬约束的时候，可以减少政府在一些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过多越俎代庖。同时，这是一个生产率分享的必要途径，也是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终极手段，共同富裕可能达不到。
第三次分配，我想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百分数。现在很多企业觉得我要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家就纷纷拿出钱来，这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按GDP的占比来说，我们的捐款、慈善事业确实不够发达。
但是我想说，第三次分配包括自愿捐助、慈善事业、自愿者行动、社会责任等等，对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以人为中心，更加关注员工，更加关注社会，同时兼顾社区，兼顾自己的伙伴、客户等等，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它归根结底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种有益的补充。
共同富裕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很多，但有一个硬目标，大家可能忽略了。我们要保持适度的合理的增长速度区间，按照党的十九届九中全会的要求，2025年我们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
第一个目标是按照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第二个目标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中间那一组，相当于23000美元。含义是什么呢？意味着今后15年，GDP总量也好，人均GDP也好，要翻一番。因为我们的人口前期会增长，后期是负增长。人口因素可以忽略不计，GDP总量和人均GDP未来可以是一致的，至少15年是这样，因此翻一番是一个硬目标。
翻一番是不是能转化成居民收入？转化成居民收入是不是能变成合理的分配？还有，必须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实质性地缩小收入差距。
有效的、实质性的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要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如果高于0.4，就没法说这是共同富裕。
目前，我们基尼系数大概是0.465，设想我们到2025年能够降到接近0.4，到2035年努力向0.35，至少是显著低于0.4的水平靠近。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利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各种手段和途径，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建造起一个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可以叫社会福利体系。
首先，从初次分配开始说，初次分配的关键是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我今天讲的改革红利大部分是说，如何通过分好蛋糕来做大蛋糕。做大蛋糕，作为经济学的定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因此，生产率的核心是资源重新配置，并不是我们强调再分配，初次分配领域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其实有大量的空间。
在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一家投资公司做的推算认为，在最糟的情况下，中国GDP15年翻一番的目标可能达不到，相应的也就在2030年实现不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
原因是什么呢？它拿中国和美国的生育率做了比较。第一，中国的生育率显著低于美国，我们是1.3，美国是1.6-1.7的水平。第二，美国有移民政策，可以从外国引进劳动力，中国没有这个政策。当然了，我想我们中国也不适合大规模采取这样的政策。
这个推算相应的结果是什么呢？未来美国的劳动力是增长的，中国的劳动力是负增长的。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中的重要贡献成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迅速回落，回落到大体上跟美国一样，也就没法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
其实这个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它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来自于劳动人口。按照这个来说，我们从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当然劳动力是负增长。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劳动力从农产业低生产率的就业中，转向非农产业更高生产率的就业中，这是主要的来源。
比较一下，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是1%，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是23.4%，一个百分点对中国来说是800多万劳动力。我做了这张图，横坐标的起点是中国，中国人均GDP一万美元，之后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之上的，一直到最高水平。
这就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径。蓝色的线表示城市化率，意味着我们今后城市化率仍然要实质性地提高。橙色的线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意味着我们未来农业劳动力比重要持续下降。
我们现在有两种情形。第一，假设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在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能够实质性下降10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8000多万劳动力。这意味着非农产业劳动力可以实现每年2.7的增长率，就不是负的，而是一个显著的正增长。它会改善劳动力供给，改善人力资本的需要，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使我们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速度更加缓慢，支撑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是供给侧的趋势，它改善我们的生产函数。
第二，从需求侧来看，未来城市化率要显著提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水平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中等偏上中的偏上，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城镇化率。
我们先不设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多少，而是设想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4%，两者18.5个百分点的差距把它填平了，也只是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已经在城里但没有户口的，让这18.5个百分点的人口得到城市户口，就可以增加2.6亿城市户籍人口。
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在城里，过去没有户口，现在得到户口了，其实很有意义。OECD的专家们做了一个模拟，中国社科院也做了类似的模拟，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一致。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当得到了城市户口，即使工资没有上涨，其他的改善没发生，仅仅因为解除了后顾之忧，消费可以提高30%。
另一个结论是，这种预期会加速人们向城镇的转移，从农村转到城市，还没得户口之前，仅仅因为转移消费也可以提高30%。因此，从需求侧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好的支撑。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城镇化更加规范，也就意味着就业更加正规化。目前我们就业还有不正规的趋势，城镇就业分成不同的形态，其中没有被登记在内的，临时雇佣、不签定劳动合同的人，加上个体就业，不规范的程度比较重。意味着工资没有保障，就业不够稳定，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会影响他们的收入、社会流动和消费。这部分加起来占30%，其他部分也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因此，改善这种状况是提高社会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举措。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个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报告，给每一个国家打一个社会流动性的分值，在中国的分值中又有分项，分项得分有三项是低于平均分的，其中一个就是低报酬人口占比太高，这和我们的就业不够正规、不够稳定、工资不够高相关，改善了这种状况以后，可以取得更加常规的城镇化。
再分配的核心是健全一个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可能有人不习惯听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其实它的含义差不多。过去西方人讲从摇篮到坟墓，我们讲的是七个有所，从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养。七个方面是全周期覆盖的，含义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OECD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初次分配之后都在0.4，甚至0.5以上，经过了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以后，普遍降到了0.4以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除了美国略高于0.4。通过再分配，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可以高达30%。
国家实行再分配扩大社会支出，也具有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在OECD国家里面可以看到，OECD和想要参加OECD的国家，明显的关系是社会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低。也意味着，再分配是降低收入差距的一个终极的手段。
七个有所，学有所教是其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部分。因为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公平归根结底是阻断贫困的代际循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关键之举。
经济学家做增长模型，通常会把一些变量放进去解释经济增长的成效，就是什么正面影响经济增长。他们会把人力资本放进去，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经过多少年的受教育时间，无论差异有多大，几乎所有研究最终得出来结论，它一定是积极正面地影响经济增长。因此说，延长受教育年限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因为目前有一些人认为年轻人负担太重，个人也没有时间生孩子，不能及时就业，所以主张缩短受教育年限，减少在学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因为我们曾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有普九和高校扩招，也是我们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劳动就业人口的负增长，人口减速非常快，改善人力资本的速度明显放慢。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我们新成长劳动力增速已经非常慢，目前是负的。相应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速也在减慢，出现了负的趋势。作为一个结果，我们总的新成长的人力资本总量，即新人毕业了以后，就业的人乘以受教育年限，这个总量是下降的。虽然不是负值，但它是负增长，这也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因此，在这个时候需要额外加大力度改善教育水平。
因为这个事太重要，我再多说几句，讲一点国际教训。日本最新的情况很难说，但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讨论，日本为什么在1990年之后经历过一个失去的10年，又经历了失去的20年，现在说失去的30年。
后来20年怎么失去的不知道，失去的30年有各种争论。对于第一个失去的10年，大家说和泡沫破灭、老龄化有关系。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日本在人力资本培养上犯了错误。它曾经在50年代、60年代大规模发展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那时候主要是普及中等教育。随后开始了扩大高校的发展，采取了扩招的政策。
扩招以后出现跟中国有点类似的情况：第一，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第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因此文部省遭到了很多批评，结果他们从谏如流接受了这个批评，就有意识的放慢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结果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跟美国差距的缩小明显又扩大了，过去的赶超减速了，跟美国的教育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在90年代达到了最接近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之后，就不再增长了，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后来它是不是改善了呢？有待研究。
除此之外，美国也经历过这样的教训。制造业在美国还很重要的时候，制造业工人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叫做中产阶级。当时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中学毕业就可以充当制造业的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因此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从中学到中产，很多人不再念大学了。
有相当多的普通家庭连中学都不想上，甚至不上高中和大学，导致了美国教育的两极化。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收入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这也是美国的教训。因此，我们必须吸取这些教训，继续延长我们的教育年限。
第三次分配领域，我想强调的，不是捐多少钱，而是强调更加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每个企业家都是科技向利的。我们过去30多年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企业是对所有者和股东负责，对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负责，因此实际经营中利润最大化。
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说，熊彼特讲的创新是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组织、新市场。在这个基础上，现在的企业创新已经无所不能，加上科技革命带来无所不能。比如金融衍生工具，看刘易斯写的《大空头》，有人认为美国次贷市场会崩溃，就去找金融公司设计一种产品，做空这种次贷衍生市场，结果他从金融危机中赚到了钱。也就是说，金融工具本身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无所不能。
从人工智能到互联网平台，到最近出现的元宇宙，到非同质化代币，即所谓的NFT，这些都是无所不能，既能创新又能应用。但是，所有的这些技术创新的导向，都还是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没有变成所谓的科技向善。
关注员工，关注消费者，关注供应商，关注合作伙伴，关注社区，关注社会，关注全球化，关注气候变化，这些东西如果放到企业家的生产函数中就可以叫做科技向善。没有这一点，叫皮克蒂的不等式。有了这一点，就体现出了所谓的蜘蛛侠信条，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实际上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比捐一些钱更重要。
回归到中国的现状。我举个例子，大家看这个图，横坐标是15岁到59岁，这是劳动就业的最好年龄。其实在人口学中，这也是生育年龄，其中阴影的部分是20岁到34岁，是旺盛生育年龄，是生孩子最好的时候。但在这个时间，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收入处在上升的曲线中，意味着在最好的生育年龄，大部分时间还在努力攀登收入阶梯，没有达到职业的最高点和收入的最高点。
在同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20岁到34岁，也是家务负担最重的，逐渐攀升的阶段。因此，人们的收入预算、时间预算都不利于改善人力资本在就业中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也没有时间生孩子，没有时间消费，没有时间提高自身，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这里面，企业是有责任的，而且是有能力改善的。2018年，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时间分配调查，全体城乡居民平均下来，每天有大概有300多分钟要花在有报酬的劳动中，也有100多分钟花在没有报酬的时间中，两者之比约是1：0.5。
也就是说，有超过1/3的时间是花在无报酬劳动。而无报酬劳动从宏观上说不创造GDP，从微观上说，就是你的家务劳动、照料活动等等。这些转化成社会化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也把人们大量的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提高三育时间——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时间，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可以用来购物、旅游，刺激消费，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在这个基础上，消除“996”等现象是一个三赢的格局，而企业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够多的贡献。
以上是举的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全国人大是参加农委的工作，在调研中看到了一个现象，也是企业科技向善应该做的事。我们知道猪循环，猪肉价格在所有的物价指数中是波动最大的，在食品价格中也是波动最大的。如果价格跌了，大家不养母猪了，猪的供给就明显降下去，即使价格提升，一下子也供应不上，因此它的价格永远波动的更厉害一些。
这在经济学中叫做猪循环，也叫蛛网理论。这种情况下，好像市场就是这么波动，就是这么发散，有没有办法？过去很多国家尝试利用气候市场解决猪循环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各种市场工具，其实完全可以在更有效率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它不够盈利，不够符合原来的利润导向，大家没有去做。
如果改善了激励，能够实现企业、政府和社会、消费者合作，把所有的因素纳入到自己的生产函数中，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当然只是我的一种设想。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张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