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公共卫生建设带来哪些启示？ 这场疫情

现有传染病医院无法满足集中救治需要

原标题：这场疫情，给公共卫生建设带来哪些启示？

蔡卫平介绍说，2003年“非典”后，不少大型、特大型城市新建或扩建了当地的传染病医院、三级综合医院也都设立了传染科，在流感、禽流感、登革热等非烈性传染病疫情中经历了考验。但他认为，此次疫情处置仍然突显了我国传染病防控及医疗救治体系的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医药卫生专门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吴明呼吁各方重视疾控体系的建设。她建议，变革各级疾控中心人员管理方式，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公共卫生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作为广东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一直奋战在疫情最前线。疫情中，他提交了两份建议，建议建立高效、公开、透明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以及建设“平战结合”的综合性传染病医院。

建议1：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需加强

此次疫情中，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浮出水面。

朱同玉亦指出，全国范围内传染病医院数量不少，但普遍规模较小、学科设置单一，床位数、医护人员数量、医疗设施等均相对有限，不能满足区域集中救治需要。

近期，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多地高校密集布局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驶入快车道。侯建明建议，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教学与科研并重，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非预防医学专业的医学生也应该认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鼓励高校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增加预防医学的比重，提升到与内、外、妇、儿等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吴明看来，公共卫生队伍建设的关键在于疾控系统能否吸引公共卫生人才，“如果职业平台缺乏吸引力，培养再多人也没有用。”

但现实却是国内公共卫生的职业体系不健全，从业者薪酬不高、地位不高、队伍不稳定，人才难以吸引进来。侯建明指出，公共卫生体系盈利小、支出大，且专业人员薪资微薄、社会地位偏低，导致公卫人才相继流失。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政府发展公共卫生内在动力不足，重医轻防。吴明指出，近年来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持续增加，公共卫生系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与治病救人相比，很多公共卫生措施尤其是预防措施，效果显现是滞后的，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才显示出来。这就导致很多工作绩效在短期内并不明显，而且不易测量，对政府的激励不足。她认为，政府的理念亟待转变，“简单来说，首先要对预防重视起来，不能急功近利。”

“目前国内传染病医院建设规模过小，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蔡卫平给出了一组数据：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的传染病医院为例，其规模与人口数比，大部分医院达不到1床/万人的要求，完全符合呼吸道传染病收治的现有的床位更少。

“好的机制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这一行业，疾控系统能力自然也就提高了。”吴明建议，完善激励机制，比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取消工资总额等方式，建立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增加公共卫生岗位的吸引力。

建议2：疫情直报系统应更科学畅通

传染病的早期发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医生的警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丁洁建议，加强临床医院以及临床医生在国家重大疫情防控机制中的作用。

“由于临床医院和医生每天接触大量各类就诊人群，发现疫情最‘现成好用’。”丁洁认为，一方面，在医学院、毕业后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等各个教育阶段都要不断强化传染性疾病防控知识教育，“不能事来了临时抱佛脚”。另一方面，要在机制建设中对医院、医生在疫情发现中的作用、角色，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方法，给予明确，而且要简单明了。

“传染病医院常被戏称为‘丐帮’。”朱同玉坦言，传染病医院承担更多公益性任务，自身经济平衡能力弱，政府经济补偿更显不足，同时，医护队伍职业风险较大，发展前景有限，地位不高、待遇偏低，而综合性医院机动能力和布局要求无法满足烈性传染病救治要求，应对乏力。

建议3：建设“平战结合”传染病医院

此次疫情初期，新冠肺炎患者激增，武汉曾陷入一床难求的困境。武汉多家医院临时改造，并“光速”新建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这也让不少人开始思考，我们是否需要更多传染病医院，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疫情？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看来，传染病医院生存艰难，综合性医院应对乏力，关键时刻难以承担传染病救治的应急任务。

为此，朱同玉建议，在全国布局建设“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他认为，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特点，为应对10万人级别的全国性疫情暴发，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约10家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每个中心应具备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平战”结合的应急医学中心在疫情暴发短时间内，即可收治大量病例，为其他医院床位腾挪赢得时间，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新京报记者 许雯

“传染病与普通疾病不同，通常1个有症状病人会有数倍的无症状感染者，还要考虑无症状携带者的隔离需要。”蔡卫平认为，除仍按1床/万人计算设置或增加标准床位外，还需要预留扩展用地，以备疫情发生时可搭建临时性的“小汤山医院”，医院可预留用地，地下预埋管线，一旦需要在上面搭建临时板房即可使用，避免突击征地新建临时医院的被动局面。

蔡卫平还指出，大多数传染病医院无满足生物安全防护条件的临床实验室，难以开展SARS、MERS等特殊传染病临床检测项目要求。为此，他建议，大型传染病医院应设立临床P3实验室，以备疫情时临床检测符合生物安全要求，能正常开展相关检测，减少标本外送引起的潜在风险。

[声音]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这场疫情，给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带来哪些启示，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

责任编辑：杨树

其次，吴明认为，公共卫生补偿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疾控机构的管理方式也需要改革。她解释说，各级疾控中心是公益一类单位，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工资总额限制，而且总额偏低，缺乏增长机制，在分配上存在“大锅饭”倾向，人员积极性不高，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失比较严重。

同时，疫情直报系统要更科学、畅通。丁洁建议，疫情直报网络应既有日常传染病上报的“按部就班”，也要有到达警戒线的临床医院和医生的直报途径。同时，疫情直报系统设计每一层面操作均应留痕。

蔡卫平则建议，扩大传染病医院建设规模，“平战结合”。

“中国公共卫生人才严重紧缺，特别是具有应急事件应对能力的高水平公共卫生专家。”侯建明介绍，目前国内3000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或学院的大学仅有80余家，每年培养公共卫生专业本科生仅7000人左右，远远无法满足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