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占卜活动有哪些（商朝负责占卜的都是哪些人）

商朝人为什么要占卜?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在上古时代,祭祀占卜在国家事务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以商朝为盛,只要有事,都要占卜.

商朝人发明的占卜方法

烧龟壳，看裂痕。

商朝的巫术王国与巫卜家族,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为商王占卜的究竟是何人...

商朝的巫术王国与巫卜家族是密不可分

商代 巫史文化

一、绝地天通：巫觋传统的形成及其意义

考古学资料和古文献资料是考察中国上古巫师产生的两条基本线索，找到这两种证据的吻合点，我们就可以推定巫师产生的时代。红山文化及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等宗教性遗地、遗迹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已出现了较复杂的宗教礼仪和某种形式的巫师，而瑶山良诸文化的墓葬资料，不仅显示了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而且也反映了神权与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依据考古实践的证据可以推定，公元前的三千年中期，巫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专业巫师正在出现，原始宗教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文献资料显示，五帝时代乃至三代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首先从宗教领域开端。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正是发生在上述考古文化的巫师专业化过程中的第一次原始宗教改革。

颛顼命重、黎分理天、地与神、民之事，打破了古人登天的幻想，从而把通天的权利和巫术手段变成了仅限于个别专业巫师的事业，意味着神职的专业化，是巫的起源，而重、黎是最早的巫。重、黎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一阶段，即巫政合一的巫王时代。

颛顼的原始宗教改革，对上古文化政教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自颛顼改革以来，文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神话氛围浓厚的图象纪官制度逐渐让位于更富有色彩的实用制度。

第二，“绝地天通”是民间小传统与贵族上层大传统的矛盾所致，争论的焦点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道统”。“民神异业”的划分，一方面规定了“道统”的传承只能由官方的大传统负载，从而也就把民间文化排斥在“道统”之外。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的长期交锋，甚至汉代的“今、古文”争立学官之争，也是由此演变而来。

第三，司马迁的世系与天文官之祖都上始重、黎，反映了古代巫史官学传统的渊源与演变，所谓“学统”问题可因此迎刃而解。

第四，自颛顼以来，巫者为王和王者兼巫，构成巫王传统。在西方，巫魅的消除和世俗化，可追溯到古代希伯莱先知的“旧约”时代。但在中国，祛巫除魅的过程则是缓慢的、不彻底的，即使在与巫术分离之后，仍能一贯对宗教和巫术采取宽容的态度，这跟西方（欧洲）那种对巫术的敌视和迫害狂现象形成显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无疑和渊源于颛顼时代的巫王传统有密切的联系。

二、祝宗卜史：巫史官学的演变

商代已突破了重、黎时代属神属民的局限，建立起了职司相对分明的巫史官学系统。

巫咸世相殷室，以巫为职为氏，故后世为巫职者，共尊巫咸为祖师神巫。巫咸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巫职专职化（官僚化）的巫官时代。

商代巫术活动的核心是占卜，由“多卜”和“贞人”主司其事。“卜”乃灼龟见兆，是“多卜”的技术专职，由太卜统领。“贞”则是问卜的人，即“贞人集团”，但有时商王及王的妇、子、大臣也参加贞问，故“贞”是人人可做之事，这是卜与贞的区别。祝是以祈告祖灵为对象的祭司，并以祝辞咒语闻名，与以舞乐交通自然天神的巫有所不同。商代似无祝官。随着商周之际“帝”、“天”观念的变迁，以及周人改变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周公父子自任大祝，新立祝官一跃而居群巫之上，巫卜之尊，遂被祝史取而代之。

史官、史职，殷商之前，无从稽考。但史从巫出，巫、筮、史、事、吏、士原本相通，则是共识。商代史官，有诸史、多尹、作册，已初具规模。周初承殷旧制，史官由尹、史、作册三系构成，其中尹为要职，有逐渐转向官吏正长的趋向；史有右史、内史、太史之分，构成史官系统的主要类型；作册多由归化的殷系贵族充任，官卑职微，故无代王宣命的记录。楚地尚巫，与尧、舜、禹时代巫觋领袖祝融深入南国传播教化，关系甚大。

三、天人之学：巫史文化的构成与演进

商代文化的特色是祭祀与巫术。“殷人尊神”，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上帝信仰，与颛顼“绝地天通”有内在联系；祖先崇拜，是史前始祖崇拜的继续和发展。

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故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不唯卜筮医舞是巫术，甚至祭祀以及祭品、用牲，亦含有巫术意味。以卜筮而论，其权威超越人心向背与商王意愿，是最终的神秘力量。而凭借巫术力量进而握有决策实权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精英，更是文化精英。因此，商代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

甲骨文和古文献等多重证据表明，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与高级巫职人员能否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关系极为密切。大体而言，自成汤以下，“殷道复兴”之时，每每是巫术兴盛、巫权强大的时期；“殷道复衰”之时，往往是慢神无道、巫权低落时期。

武丁盛世，是巫史文化若干特征的形成时期。其一，卜用甲骨的攻治技术日臻成熟；其二，契刻文字的方法被官方采用，有字卜骨卜甲流行；其三、太史、太卜都是书契名手，显示出巫史文化的充沛活力；其四，浓厚的巫史文化氛围，已蕴育着早期儒者的职业分化。

祖甲改制，是巫史文化的一大转捩点。从祖甲“考验太卜”到武乙“射王”、“慢神而震死”，再到帝纣“慢于鬼神”，预示着殷商后期巫史文化的新变化。

其一，在武丁盛世以前，巫权与王权结合紧密，而自祖甲改制以来，不仅卜事减少，占卜的范围受到更多的局限，而且商王亲自占卜，有意疏离太卜、太史。随着巫史对占卜技术的独占被打破，巫权与王权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意味着殷商晚期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正在萌芽，意味着巫史开始走向式微。

其二，商代晚期卜事的减少和占卜法的改革，一方面表明人和神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的能动性意识逐步得到了发挥；另方面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宗教价值观正在萌芽、生根。道家的“道”，儒家的“孝”、“德”等观念，都可以在此找到其思想根源，这就意味着商代晚期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出现孕育着思想胚胎。

其三，商代晚期巫史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原始的道家与最初的儒者，追本溯源都是由零落式微的巫史演变而来，这似乎表明，殷商晚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正经历着突破“吏师合一”的王官的尝试。只是由于“武王革命”以及周公“制礼作乐”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阻截了“哲学的突破”，使得诸子百家的蜂起推迟了五个多世纪。

商朝时期的王室贵族遇事为什么要进行占卜

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便随之应运而生。占卜是由外界事物的动向和变化向非人的灵体探询想要知道的事物。它和预言不同的地方在于，通常会出现模棱两可的答案，让占者去找出一种合理的解释。

商朝迷信占卜,以鬼神治国创造了哪些东西?

在商朝的遗址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的商朝遗迹和甲骨文，而甲骨文大多是用来占卜的卜辞，这些卜辞记载了大量的商时历史，其中就有记载“武丁封子子宋於宋”的甲骨卜辞，这表明至少在武丁帝时分封就已出现。商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迷信占卜，以鬼神治国的时代，众多文献记载商民信占卜鬼神之事，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都要占卜。

鬼神崇拜是商民的特点，具体起源不得而知，但由于鬼神崇拜，喜好占卜创造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因为商民迷信鬼神，巫师就要让鬼神可以显现，占卜是最能体现鬼神显现又最简单的方式，占卜就得以流行开来。

占卜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可以让巫师一目了然的知道结果，并且不让别人怀疑巫师的自我加工而相信是真的鬼神的意思。用历史事件或者发生过的事情来断定吉凶是最浅显和最让人信服的方式，于是记载历史事件就开始了。记载新的历史事件就需要一直创造文字，甲骨文也就越来越丰富。反之也一样成立，巫师用最早的文字记载历史事件来给商民占卜，慢慢成为了鬼神流行。

占卜越到后面越复杂，因为随着历史事件的增多，吉凶就越发的多样性，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祭祀鬼神也就出现了。商朝时由于处于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不足，牛羊等等用来祭祀的牲畜也可以用来促进生产和食力，而奴隶却要消耗粮食，同时奴隶也可以通过战争来补充，所以以人祭鬼神大行其道。安阳殷墟出土了众多的活人祭祀坑穴，同时出土的还有众多的活人殉葬坑穴。这是由活人祭祀鬼神而来。以人祭鬼神并且得到接受（因为没有反对所以是接受），那是否意味着以活人殉葬可以成为鬼神？即使不能成为鬼神带着众多活人殉葬也可以受到鬼神的照顾。这种想法只要有万一的可能也会被实行，而商朝更是一个鬼神治国的国家，这种想法极其诱惑，活人殉葬也就流行了起来。

但是人祭和人殉对于奴隶的需求就变大了，于是商朝就积极的向外扩张以获得奴隶。商朝的主要对手是东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