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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首次出现了“预定结婚”的风俗,这是怎么衍变出来的?

应该是看到一个人一见钟情，想要提前预订之类的，害怕后来出现变故，所以就有了预订结婚的风俗。

宋代的婚嫁重利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晚唐以降，尤其是入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全面衰落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领域的重财风气日趋盛行，各种形式的财婚现象大量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婚姻的基本形态，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关宋代婚姻论财的一般情况及其社会影响，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①本文试在此基础上，侧重就其中的财婚现象作一番具体考察和分析。

因财而婚：一般形态的财婚

谈到宋代的财婚现象，人们往往将其与当时流行的重聘厚嫁之风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虽都具有重财的特点，但彼此又是有所区别的。重聘厚嫁只是强化了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聘礼和妆奁环节，属于“因婚取财”，其表现形式是：“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 ]。财婚则是以获取资财为目的，可以说是“因财而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婚姻的既有性质和功能。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取其妻，不顾门户，直取资财。”[2 ]这当中，较典型的是官与民、士与商、皇室宗亲与民间富室之间的婚姻交易。

首先来看官民之间的婚姻交易。有宋一代，在经商风气异常活跃的环境下，许多官员不仅积极参与商业活动，而且将婚姻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大肆向民间富室卖婚。宋仁宗时，吏部侍郎孙祖德“娶富人妻，以规有其财”[3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虽大谈“存天理，灭人欲”的性命之学，其家族却是“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妆奁之多”[4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为了获取资财而卖婚，已到了完全不顾身份、地位而恬不知耻的地步。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5 ]。宋哲宗时，常州江阴县一个寡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知秀州王蘧贪其家产，不惜“屈身为赘婿”[6 ]。宋宁宗时，官至兴化军司法参军的赵希哲原已娶董宗安之女为妻，因利欲熏心，“妄以他事离其妻，再娶富室周氏，大获妆奁”[7 ]。与之相似，福建提举茶司干官叶嗣“更娶海盐蔡家寡妇常氏，席卷其家财”[8 ]。官员卖婚的目的是为了钱财，而富民买婚则是为了获取权势。南宋中期，因经营海外贸易而发了大财的泉州商人王元懋，通过与宰相留正等官僚家族联姻，换取从义郎的头衔，虽系低级武阶官，却由此获得一定的和社会特权。可以说，官与民之间的财婚，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变相的钱权交易。

次看士商之间的婚姻交易。宋代科举发达，许多贫寒士人经由科举而跻身权贵行列。但要想在腐败成风的官场站稳脚跟，必须依靠雄厚的资产，打通人脉，建立关系。于是，不少士人便打起卖婚的主意。另一方面，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庞大的富商群体，他们虽家赀，却缺少相应的地位，只能通过与官僚联姻，或者向士人买婚，以改变身份。这两方面的结合，便形成了独特而畸形的“榜下择婿”风气。每至开科取士年份，富商大贾纷纷与进京赶考的士子预订婚姻，提供钱财，称“系捉钱”；而士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至科考发榜，新科进士竞相明码标价，公开卖婚。一方买，一方卖，婚姻如同市场中的商品买卖。时人朱彧感叹地说，本朝富豪人家往往不惜花费巨资选择新科进士为婿，完全不问他们的阴阳吉凶及家世门第。特别是那些“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9 ]。宋哲宗元祐（1086—1094）年间，大臣丁骘在《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的奏疏中愤怒地指出：“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将非常严肃的婚姻大事，当作了买卖，可谓世风日下，民心不古。他认为，“此等天资卑陋，标置不高，筮仕之初，已为污行，推而从政，贪墨可知”，请求朝廷责成“御史台严行觉察，如有似此人，以典法从事”。[10 ]然而，宋廷的禁令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相反，“榜下择婿”之风越来越盛，到南宋时期，人们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高价卖婚，获“奁具五百万”[11 ]，不仅未受到指责，反而引来不少人的赞叹。

再来看皇室宗亲与民间富室之间的婚姻交易。宋王朝建立后，对皇室宗亲实行优待政策，按照亲疏关系给予相应的和物质待遇。但随着皇室宗亲人口的不断增多，加上财政困难问题的日益突出，宋廷不得不一再裁减对皇室宗亲的经济补助，导致部分宗室家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以至时人有“宗姓多贫”之说。[12 ]如南宋初年，居住于泉州等地的“南班宗室请给至薄，贫窭者众”[13 ]；都城临安和陪都绍兴等地的“孤遗宗子、宗女、宗妇等，所请钱米微薄，不可赡养”[14 ]。不过，虽然生活困难，但宗室的贵族身份和特权却始终得以保留。按照宋廷的规定，凡娶宗室女者，不仅可以获得贵族身份，而且还能授予一定官衔。“宗室袒免婿，与三班奉职”[15 ]；“皇族郡县主出嫁，其夫并白身授殿直”[16 ]。对于许多富商来说，这种待遇显然很有吸引力。于是，宗室纷纷加入到卖婚行列，通过嫁女以求钱财，甚至公开标价售婚，富商则是“争市婚为官户”，双方你卖我买，“仅同贸易”[17 ]。北宋中期，都城开封的宗室竞相标价嫁女，其中有县主衔的宗女标价为五千贯。依靠经营帽子生意而致富的田氏家族先后买婚“家凡十县主”[18 ]，另一家富商“大桶张家”更是“有三十余县主”[19 ]。

当然，除了官员、士人和皇室宗亲为财而卖婚，在民间，财婚现象也相当常见，突破了地域性、群体性和民族性。如在福建地区，因财婚引发的聘资妆奁纠纷层出不穷，各州县“日不下数人”[20 ]。在四川地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贫女有至老不得嫁者”[21 ]。虽然宋朝的法律明文禁止父母健在的男子出赘为婿，但实际上，各地因财而出赘的现象比比皆是。史称：“川、陕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故贫人多舍亲而出赘。”[22 ]“鄂俗计利而尚鬼，家贫子壮则出赘，习为当然。”[23 ]更有甚者，部分僧道人员全然不顾清规戒律和朝廷禁令，不仅积极参与商业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而且加入到以财买婚的行列。时人庄绰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24 ]可以说，财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并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和准则，一旦有人质疑这些规则和准则，反而会被视为不合时宜而遭到排斥。 妻妾买卖：特定意义的财婚

除了卖婚和买婚，宋代还有不少特定意义的财婚，包括卖妻、雇妻、典妻以及妾的买卖等。这些形式的财婚完全抛开了聘嫁礼仪的外衣，成为赤裸裸的钱与人的交易活动，卖妻是丈夫将妻子作为商品出售给他人为妻，以牟取钱财。在宋代法律文书《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不少因卖妻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例。其中，《定夺争婚》一案提到，有个名叫叶四的人，由于家境贫困，将妻子阿邵卖予吕元五为妻，“自写立休书、钱领及画手模”。后因吕元五没有按约全额付款，两家遂起纠纷，闹到公堂。当地官府认为，叶四亲写休书，表明已解除与阿邵的婚姻关系；吕元五未付足买妻钱款，则属于违约。由此，作出如下判定：“叶四、吕元五皆不得妻，阿邵断讫，责付牙家别与召嫁。”[25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卖妻和买妻均属合法行为，只要双方自愿，履行一定的程序即可。只有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官府才会插手干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卖妻在当时已是普遍化、正常化的现象。

雇妻和典妻是将妻子出租或典押给他人作为临时妻妾，以此收取雇金或质借钱物。这种现象在北宋时就已相当常见。宋哲宗时，有臣僚指出，自实行青苗法后，百姓负担大增，各地贫困民众“至卖田宅雇妻女”者，“不可胜数”[26 ]。事实上，对于民间的雇妻和典妻行为，宋并不加以禁止，而是采取默认和放任的态度。宋仁宗曾颁布诏令，规定：“民有雇鬻妻子及遗弃幼稚而为人收养者，并听从便。”[27 ]因此，到南宋时期，雇妻和典妻更为风行，尤其是江南等地，此风尤盛。元灭南宋后，有官员上书指出，江南素有典雇妻妾的陋习，有违人伦，“败坏风俗”，希望朝廷加以整肃。元廷采纳此议，颁令禁止。《元史》卷一○三《刑法志·户婚》载有关法令云：“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诸受财嫁，买妻妾，及过房弟妹者，禁。”不过，雇妻和典妻之习在江南等地已是根深蒂固，元的一纸禁令并没有收到多少实际效果。

相对而言，妾的买卖现象更为普遍，以至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和专业的中介人员，时人称之为“牙嫂”。其中，买者包括官僚、贵族和大商富室，他们有的是为了生育子嗣、传递血统；有的是献媚于上，以求通达；有的是出于追求享受、纵欲求欢的目的。特别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僚士大夫，竞相以买妾蓄妾相尚，表面上声称是为了“续嗣”和“照料生活”，实质在于满足自己的淫欲享乐需要。正如时人周 所指出的，许多官僚士人“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28 ]。就卖者而言，有的是破落的官宦之家。如鄂州咸宁有个姓冯的商人，在京师买得一妾，“问妾所自来”，答曰：“其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赔偿之计。”[29 ]南宋时，永嘉人蒋教授在赴任途中，遇见有男女两人相抱而泣，“哭声绝悲”，便上前询问缘由。男的回答说：“从军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盗，挈我告身去。将往吏部料理，非五十万钱不可办。甚爱此女，今割爱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舍。”[30 ]有的是市井平民，受商业风气的影响，把卖女做妾为婢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陶宗仪《说郛》卷二九上引宋人洪巽《旸谷漫录》云：“京城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士大夫采拾娱侍。”若姿色艺业稍差，卖做婢；姿色艺业较为出众，则卖为妾。当然，更多的是贫乏之家，因生活穷困，卿无生计，被迫售女乃至卖妻为妾。洪迈《夷坚志》乙卷一○《赵主簿妾》讲述一位母亲因贫穷而卖女的故事：“潭州贫民某人，无夫，挟二女改嫁。稍长，悉售之为人妾。次者入湘阴赵主簿家，岁满不得归。继父死，厥母经官取之。”王山《笔奁录》则记录了卖妻为妾的见闻：“李姝者，长安女，娼也。家甚贫，年未笄，母已售宗室四王宫，为同州节度之妾。”

应该说，妾的买卖在历史上由来已久，纳妾和蓄妾也一直被人们视为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古代早期，妾只是地位相对较高的婢女，用来充当男性纵欲享乐的工具。到了宋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妾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妻子的身份和地位。《宋刑统》明确规定：“娶妾仍立婚契，即验妻妾，俱名为婚。”[31 ]这意味着，从法律角度讲，纳妾与娶妻一样，均属婚姻范畴。因此，妾的买卖具有买卖婚的性质，从而成为财婚的特定形式。

历史透视：宋代财婚的特点与实质

应该说，财婚并不是宋代才出现的。在门第婚盛行的汉唐时期，部分庶族为了提升门第等级和社会身份，通过输送大量钱财而与士族通婚，其实质就是财婚。但整体而言，早期财婚只是零散现象，而且往往要用各种方式进行掩饰，以避免招徕人们的讥讽和鄙视。进入两宋时期，财婚逐渐成为广泛和普遍的社会现象。从社会阶层来看，上自官僚士人、皇室宗亲，下至普通民众、娼妓杂类，都纷纷参与其中，以至堂而皇之地公开卖婚和买婚；从地域格局来看，无论是长期以来讲求礼制规范的北方中原地区，还是具有不拘传统、不守规矩的南方地区，都以因财而婚相尚，即便是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婚嫁以粗豪汰侈相高，聘送礼仪，多至千担，少亦半之”[32 ]。这种财婚风气的形成，固然与门阀制度的全面衰落和门第观念的日益淡泊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引发社会观念的转变。

众所周知，宋代商品经济的兴盛不只是汉唐以来历史发展的简单延续，而是伴随着一系列调整和飞跃，其突出表现是商业活动由单纯的商品买卖和互通有无上升为专业化的产业体系，从而推动经济领域商品化、市场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与之相联系，社会领域也呈现出不少新动向。一方面，以工商人员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由传统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转变为城乡居民的职业区分，宋朝将编户齐民划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两部分，便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动。另一方面，发达的商业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流动和贫富贵贱的频繁变动。“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33 ] 在此环境下，重商、重财、重生的观念日益流行。就重商观念而言，它颠覆了“农本商末”的传统经济观，将商业视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部门。“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上下相恤，有无相通。”[34 ]于是，经商成为人们谋求富裕的正常途径。“今世积居润屋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给，争雉刀之末，以滋贮储。”[35 ]这种观念反映在婚姻领域，男娶女嫁也就成为一种商品交易活动，如同“驵侩鬻奴卖婢”[36 ]。就重财观念而言，它颠覆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观，将逐利求财视为改变身份和地位的有效途径。时人张端义从历史演进角度指出了宋人热衷于名利的时代特征，他说：“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37 ]为了追逐财利，许多人甚至可以罔顾伦理，不择手段。“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惟争财竞利为事，以至身早刑宪、鞭笞流血而不知。”[38 ]这种观念反映在婚姻领域，为财而婚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易而来，安以就之。”[39 ]就重生观念而言，它颠覆了“节俭安贫”的传统生活观，讲求生活的富足和物欲享受。宋孝宗淳熙四年（1168），台州临海知县彭仲刚在《续喻俗五篇》中感叹地说：“今世之人，不知以俭为美德，而反以俭相鄙笑，往往纵目下之欲而不恤后来，饰一时之观而不顾实惠……见利忘义，苟求妄取，兼并争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40 ]这种竞奢享乐风气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不惟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41 ]。反映在婚姻领域，为夫者“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妻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略之风久而愈炽”[42 ]。

从历史的角度讲，宋代婚姻论财风气的空前兴盛和财婚现象的正常化与普遍化是此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冲破了传统社会等级森严、上下有别的既有秩序，反映了个性自主意识的不断成长，标志着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门第婚的全面衰落。但财婚与门第婚一样，本质上属于扭曲的婚姻形态：门第婚体现的是“门第至上”的价值观，将婚姻视为维护门第等级的工具；财婚体现的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将婚姻视为获取钱财的工具，甚至沦为如同市场交易的商品买卖，由此进一步刺激了人们不正常的物欲追求。就此而言，财婚取代门第婚并不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