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副总裁张涛：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1% 明年增长8.2%

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主办的“2020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7月10日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出席并演讲。

张涛表示，今年年初以来，受新冠病毒以及各国为阻断病毒传播而不得不采取的诸如人员隔离、保持社交距离，以及鼓励居家隔离等措施的影响，全球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受疫情传播阶段性的影响，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重启经济，抓紧复工复产。但是由于人们尚未找到根本的医疗解决办法，如特效药的生产和使用，疫苗的研制、生产和使用。因此，经济的恢复仍然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疫情开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于4月和6月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在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3.3%大幅调降至-3.0%，在今年6月的报告中，又将2020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了1.9个百分点，达到了-4.9%。

“我们认为病毒对2020年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比两三个月前更为强烈。在6月报告中，几乎所有IMF成员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值都有所下调，这在大萧条以来90年的时间里还是第一次”，张涛表示。

上述报告称，2020年，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将同步出现严重下滑，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经济体整体将萎缩3%，如果不包括中国，新兴经济体整体将萎缩5%。2020年还有超过95%的国家人均收入预计都将出现负增长，其中出口型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会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

“鉴于全球疫情目前还在发展中，不少国家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我们认为目前对2020年全年经济的预测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说，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萎缩近12%，这将对经济产生相当的抑制力量。

在亚太地区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只有极少数经济体会实现正增长，这其中包括中国，中国GDP将增长1.0%。而亚太地区大多数经济体将出现萎缩，如韩国将下降2%左右，印度将下降4.5%左右，日本将下降5.8%。

张涛强调，到目前为止，亚洲各国2020年唯一增长的需求支出是政府的消费和政府的投资，这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是如此。换句话说，各国目前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共部门或政府的支撑。

在谈及经济复苏时，张涛表示，或将在2021年开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4%，比4月份的预测值5.8%要减少了0.4个百分点。“总体而言，2021年全球GDP水平将低于2019年，这在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都如此，这里中国除外，因为中国在2020年仍然有正增长”。

此外，张涛认为，2020和2021年全球经济体量将比没有疫情爆发的情形减少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酒店业、旅游业和旅行服务业等行业受到冲击会尤为明显。

“预计2021年亚太地区将增长6.6%，其中中国将增长8.2%。这个数字看上去不错，挺高，但是比起4月份的预测值还是低了1%。亚洲2022年的实际GDP增速比危机前的预测值低了5%，换句话说，我们预计疫情给亚洲造成的产出损失将持续存在”，张涛表示。

他还强调，疫情造成的部分产出损失将是永久的。

在解释为何会认为经济复苏会呈现缓慢态势时，张涛给出了几点理由。第一，与预期相比，防疫封锁措施的范围可能更大，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同时，尽管有些国家推出了政策刺激，但仍看到一些永久性的负面的影响开始出现。第二，贸易增长放缓，亚洲地区已经开始从根本上转变过去严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并且逐渐增加区内的需求。第三，亚洲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最近几年开始迅速上升。疫情大流行又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特别是损害了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就业前景。第四，债务水平不断攀升。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企业资产负债表在疫情期间都有所恶化，这将影响投资者的情绪，延缓复苏的进程，从而加剧了经济受到长期的不利影响。第五，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们缺乏足够的政策空间，可能没有能力提供实体经济迫切需要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支持。

那么如何寻求有效、有力的政策支持，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呢？张涛建议，在短期措施方面，各国财政支持措施的规模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主要央行则通过降息、注入流动性、购买资产和货币互换等等方式提供了约6万亿美元，金融条件也更为宽松。许多国家的这些措施都成功为民生提供了支撑，避免了大范围的企业破产，从而帮助减轻了危机持久创伤的影响，促进了经济复苏。

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重启经济，复工复产，政策支持重点可能需要转向鼓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帮助劳动力从正在萎缩的部门向需求不断增长的部门转移。支持复苏的政策还应该包括尽快地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解决债务积压问题等等，为此，可能需要加强企业的破产框架，完善不良债务的重组和处置机制等等。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规模，在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新西兰尤为突出，但是对于大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它们缺少足够的财政预算政策空间，因此他们主要使用了包括担保、贷款、准财政政策措施等形式来提供支持，也一定程度缓解了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短缺问题”，他表示。

亚洲国家是否需要推出更多的支持措施呢？张涛认为还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在一些国家，这些支持措施是临时性的，当局需要研究是否继续这些措施或者调整这些措施，从而出现‘财政悬崖’问题。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小型岛屿国家可能需要更积极的寻求发展伙伴以及他们的支持，从而获得更多的预算空间”。

张涛也指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亚洲国家还面临着一些自己特有的挑战。第一，亚洲地区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非正式经济部门的比重也很高，就增加了实施政策支持的难度，并可能加剧危机带来的长期影响。第二，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特别值得亚洲国家关注，如果金融市场再次出现不安情绪，那么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或使用资本流动管理的措施。

而从中长期政策来看，张涛表示，除了集中精力抓紧走出疫情、恢复经济以外，亚洲地区还应该特别关注本地区面临一些长期性的结构性挑战。第一，人口老龄化和生产力增长趋缓。第二，政策应该增强企业的活力，健全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帮助企业解决债务负担过重问题，从而使企业有能力进行创新，提高生产率。第三，贸易开放，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努力完善基于规则的多元贸易体系。“我们研究表明，如果进一步开放贸易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话，在新的稳定状态条件下，亚洲地区GDP总量可以提高至少10%”。第四，数字化经济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带来不少挑战，比如，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数字鸿沟等问题。第五，采取措施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碳排放定价机制，完善监管政策框架，包括税收政策，为资本流向更有韧性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创造条件。

“无论是为了应对这一场全球危机，还是应对结构性的中长期挑战，全球合作至关重要”，张涛表示，这场危机清楚表明，保持世界各国之间的彼此联系是多么的必需和必要，病毒不分国界和种族，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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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