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淑丽：应避免美中“向下触底”的竞争

专访谢淑丽：应避免美中“向下触底”的竞争

我相信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

我们将有机会重新部分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而中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朝相同的方向努力

2019年5月，谢淑丽出席上海论坛。图/受访者提供

专访谢淑丽：应避免美中“向下触底”的竞争

本刊记者/曹然

发于2020.7.13总第955期《中国新闻周刊》

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决胜时刻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随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民调中持续领先于现任总统特朗普，美国知华派学者代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一些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很可能会参考谢淑丽的理论。

谢淑丽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1971年，这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生在北京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此后，她一直以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活跃于中美关系舞台。克林顿政府时期，谢淑丽于1997年到2000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分管中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全程陪同。

近年，谢淑丽因提出中国“过度扩张”（overreach）和美国“过度反应”（overreaction）的中美关系理论而知名。站在美国的立场，她于2019年主持编撰了政策报告《修正航向：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调整》，倡议美国政府在保持与中国经贸、民间社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巧竞争”，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

这份报告得到了一些特朗普政府外交高层的认可。对于拜登政府是否会采纳她的对华政策意见，谢淑丽称“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但如果拜登胜选，我的一些同事会进入他的政府任职”。

近日，谢淑丽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全面阐述了对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的看法。虽然认为中美关系错失了因疫情而走向合作的机会，但谢淑丽依旧期待两国能实现“巧竞争”：保持外交沟通，更保持经济和民间交流。

“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竞争。竞争很好，但我们要能够管理好这种竞争，从而为合作保留空间。” 谢淑丽说。

特朗普个人与政府的脱节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出版了新书《生事之屋》。他在新书中表达的观点是，特朗普在外交决策上不是外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的，而是按照个人喜好，他的外交政策是没有议程的。你同意这种看法吗？特朗普外交战略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谢淑丽：在特朗普的任期，美国国内对他有大量的批评，而且不断增多。至于外交政策，我不认为他那么关心人权或者国际安全。他关心贸易，关心自己的连任，正如博尔顿所说。他的重点关注是自己的政治利益，抑或自己的商业利益。

就他对中国的政策而言，他的个人风格和其政府的政策似乎有些脱节。他的个人风格是将两国关系看成是一场交易，重点在贸易赤字上。但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赤字不足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双边贸易逆差具有政治或者象征意义，但在经济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朝着与总统个人风格完全不同的方向迈进。因此，中美元首对话中的表现，和美国其他政府官员在中美关系中所做的事情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我想中国同行肯定感到非常困惑。正是这种脱节，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效性。

我想美国政府中的专业官员是希望稳定美中关系的。当然，他们也希望中国调整政策，因为中国的一些政策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他们希望通过持续而勤勉的外交努力来取得进展。

很多人对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感动沮丧，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在其他外交政策上也一样，包括他疏远美国盟友的问题。而疏远盟友不利于提高美国的领导力，也削弱对中国政策选项的影响力。

总之，我们有一位很不寻常的总统，他不像我们以前的任何总统，我们整个的政府系统都被这个问题困扰。我相信在今年11月的选举之后，我们将有机会重新部分调整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朝相同的方向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特点反映了你所总结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概念，你如何评价这一政策？

谢淑丽：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一些变化，以应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尽管如此，一个局限于反击的政策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政策，那可能导致“过度反应”。我们采取的有些措施可能对美国本身有害，特别是与科技、学生和学者交流签证方面有关的限制。我认为这些政策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社会的开放和创新生态体系。

美国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社会，我非常喜欢美国的这一点。所以，我反对“过度反应”，因为这种政策虽然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其实损害我们自己的开放社会。我们在砌墙，我不希望美国社会变成这样。我们不想和中国进行一场“向下触底”的竞赛。

基于中国外交行为的变化，我同意采取一些更硬朗的措施，但我赞成“巧竞争”：先确定政策的轻重缓急，然后试着坐下来和中国方面谈判解决方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双方很少接触，包括外交接触。

美国改变政策不是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或者是美国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太机械了，我并不认同。我相信两国的外交决策者和领导人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对双边关系处理得很好就是个例证。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认为新冠疫情是两国建立更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契机？

谢淑丽：我们也许已经丢失了这样一个机会。挺悲剧的，是吧？但两国关系如此敌对，以至于双方甚至不能合作去拯救生命，那是很悲哀的。我们能回到合作的轨道吗？我不知道。

新冠疫情的治疗和疫苗研发创造了一些机会。中国科学家可以和来自美国、世卫组织和欧洲的科学家合作，对疫情的传播做一项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我们不希望再出现全球性的瘟疫。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意与所有国家的人分享疫苗，让它成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那么中国可以提出一个计划，我们（美国）也可以提供一个计划，现在也是计划如何制造和分配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绝佳时机。也许中国可以牵头举办一个网络会议，倡议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框架？

如果中国提出一个框架草案，非常透明，并且与美国的福奇博士、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健康与人力资源部的领导沟通，就框架协议达成共识，这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主意。

拜登会采取更务实的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外交官和美国专业人士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所以他们不能真正理解对方。

谢淑丽：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起码过去肯定不是这样。新中国历史上外交很成功，可以追溯到周恩来总理，尽管他当时受各种限制。再譬如说钱其琛副总理，他很有创意，很有远见，为了实现中国的利益能够与各方进行接触、互谅互让、保持灵活性。他非常注重建立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钱其琛勤于思考中国真正国家利益所在，而不是象征性议题，他也不试图在国内民众面前显摆强硬。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正面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并且非常积极地帮助建立这样的环境。当然，这也是传承自邓小平的精神。

再看中国的区域外交。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区域多边机构中发挥作用。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签署了一个行为准则，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也不让其他国家感到威胁。钱其琛、唐家璇、王毅等人就是这一亚洲政策的缔造者，他们与美国外交官的合作也很好。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未来能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你对中美双方有什么建议？

谢淑丽：我赞成“巧竞争”。在“巧竞争”框架之下，中美两国恪守公平的全球性的规则，在经济上竞争，在科技领域竞争，在体育和外交上竞争。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竞争，但同时保持在全球流行疾病、气候变化、核扩散等议题上的合作。

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竞争。竞争是个好事，但我们要能够管控好竞争，从而为合作保留空间。我们也要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争端。我觉得两国可以有一种稳定的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更具竞争性。

所以我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战略，因为一味反击不是个好战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是错误的，希望下届政府能够调整这些政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不希望别国视其崛起为威胁，我认为它特别需要实行克制和让对手放心的策略。

责任编辑：鲍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