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汛动员 比起1998年多了哪些新问题

原标题：防汛动员，比起1998年多了哪些新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入梅以来，湖北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长江防汛形势严峻。根据鄂东南地区A县观测站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的数据，降雨量达到713.8毫米。部分地区闸口水位超过1998年，多处地区出现溃口情况，防汛应急从II调整到I。

笔者所在的乡镇位于A县，南依幕阜山脉，北邻长江，是沿江防汛的重要地段。按照村镇统一部署，要求各村庄所有村民都积极参与防汛，维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自接到乡镇的安排，村里进行了紧急动员，临时召开村民组长会议，商讨防汛事宜。

开会前，村干部逐一给村民组长打电话，要求他们必须来村委会参加防汛会议。接到村书记的电话后，作为村民组长的父亲，很快骑摩托车到村委会大楼服务大厅参与会议。笔者跟着他参与了本次村民小组会议全过程。

笔者到时，村干部还在打电话联系村民组长，时而闲谈防汛事情。等了十几分钟，各村民组长陆续来到。在这一过程中，村干部与村民组长闲谈汛情情况，村民组长说了一些问题和无奈，甚至讨论其他话题，村干部也无能为力，但暗示防汛之事迫不及待，必须得做。气氛一度很尴尬，但很快又缓解了。最后只有两个村民组长因为在附近工作而没有回来，还有一位家里有事说晚点来，但也派了一名人员过来旁听。

村民组长基本到齐后，村支书就宣布会议开始。他着重强调本次汛情的严重性，“昨日，水位线上涨一米，目前汛情很严峻，市长与县长都到现场指挥”；同时，给出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镇级要求每村每日出30人左右，参与防汛。”随后问各村民组长的意见。

有些村民组长性子耿直，直接说防汛人员不够，不好找；有些村民组长偶尔插几句；有些村民组长旁听不语，察言观色。村干部则是及时参与讨论中，时不时回答村民组长的问题，甚至提出一些意见与方案供村民参考，方便村民组长继续讨论，避免会议变成你一言我无语。有时讨论到激烈处，村干部就借机给村民组长发矿泉水，降降火。

从开始的讨论看，村民组长与村干部的意见是分歧的，这是主要方面；村民组长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为次要方面。通过持续轻松的讨论与协商后，不到半个小时，干群形成了统一意见，达成了最大程度的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在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有效化解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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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要参与防汛？

据村民组长回忆，在1998年发生大洪水时，村民普遍留守在家务农。村干部安排谁就是谁，谁去防汛根本不算是问题。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继续推进，村庄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村庄中中青年都进城务工去了，留守在村庄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谁去防汛就成了一个问题。

这里面的首要问题，是村里雇人还是村民参与？

村民组长表示：“如果村民不去，村里自己请人，现在什么事都是请人。即使要人去，那应该按照人口或田地平摊，否则叫不到人。”村书记回应：“镇区的居民已经防汛很多天了，都是义务工，没有请过人。”

村民组长希望“村民去防汛，国家要支付”。村干部无奈：“村里没有钱，有钱也不是现在。”

村民组长疑问：“有的户去，有的户不去，怎么办。”村书记答道：“这是防汛，不是其他事。”

最终讨论达成共识：村民主动参与，而不是雇人，同时保证公平。

然而，如果村民不在家，怎么办？

有的村民全家都不在村，有的家里只有一两个老人，无法出义务工，这怎么办？要保证公平，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村民组长提议，没有出义务工的就要出钱，但是认为收钱不容易。村干部说，“只要是周村的，每户都有义务出防汛人员。沿江某村每天60—70人参与防汛，都能有人，难道我们村连三十多人还凑不齐？”经过会议的讨论，如果不能出义务工的就统一出钱，按照100元/天计算或者自己请人替代。

村中留守人群、妇女能不能去？村支书则认为没问题：一是邻村义务工80%是妇女；二是防汛主要以巡逻为主，体力活还好。由于很多妇女不会骑车，因此她们如何达到防汛地点也是个问题，不过这些都交由各小组自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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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安排防汛？

愿意参与防汛，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而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又成了大家争议的话题。作为非典型村庄，村庄以自然湾为基础形成村民小组。按照日常的惯例，公共事业都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

一是村民小组如何搭配？

按照上级的部署与安排，防汛时长可能一个月左右。村里总计十个村民组，每个村民小组都要参与。

结合村庄实际情况，村干部提议：按照两个村民小组搭配，分为五个大组，总计四轮。由于每个村民小组人口不一样，甚至差异比较大，最终村民组长与村干部达成一致，认为“大村民组与小村民组”搭配的形式比较合情合理。“大村民组就要多出人，小村民组也要出足人。”

二是五个大组如何排序？

由于每一轮是五天，哪个大组先去并没有现成的方案。有的村民组长想着，“万一防汛只有几天怎么办？排在前面大组的吃亏，排在后面的大组就捡便宜”。村干部则讲，现在不是90年代，这样事不能直接安排，也安排不了；如果村干部安排，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村民组长有很大意见。因此，村干部认为不如让大家讨论。

“抓阄”作为常用的手段，成为解决此类问题最公平有效的方法。村干部当场制定了五个阄，五大组各出一人参与。在现场，笔者观察到：一方面五个大组，谁都不愿意先抓，生怕运气不佳；另一方面每个大组里面两个村民组长也是不愿意抓的。

然而，经过短暂的沉默与协商，他们还是抓了，毕竟这是大家认为最好的方式。一旦抓好，谁先谁后就确定，各村民组长无话可说，这不是儿戏。即使抓到第一，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

很快也就确定了参与顺序。至于村民小组内如何安排人数，就交由两个村民小组自己协商。

三、谁提供防汛物资？

面对严峻汛情，群众参与防汛既是为国家政府做贡献，也是为保护自己家园出力。谁来保障参与者的后勤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比较现实的问题。

一是防汛物资。这是最基本的必备物质。如果连基本的物质都没有，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肯定会大大下降。面对严峻的汛情，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村里早已备好相关的防汛工具，比如雨衣雨靴、铁锹、手电筒等。对于此，村民组长没有任何意见。

二是生活物资。村民在参与防汛过程中，吃喝怎么解决？村民组长认为群众积极参与防汛，政府应该保证吃喝问题；如果让村民自己拿钱出来准备吃喝，就不怎么好办。因此，一些村民组长提议村里直接订购盒饭，这样方便省事。但是提议很快遭到村干部的反驳：“盒饭数量少，不够村民吃。而且盒饭价格贵，村里出不起。”

一些村民组长随之抗议：“如果去防汛，村里不出钱，村民小组也不会出钱，就让他们饿肚子。第二轮如果没人去了，我们也管不了。”另一些村民组长则体谅村里的难处，说“大家要求并不高，不期待饭菜如何好，但是群众起码要吃饱，有水喝，防汛也是很累的。”

根据村民组长的意见和村集体的实际情况，村支书最后表态：“吃喝问题，村里全部兜底，保证一顿中餐，晚上备好方便面和开水等食物，早班村民自己吃饱。总之，肯定不能让参与者饿到。”最终，干群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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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与总结

通过召开村民组长会议的形式，村民解决了三个问题，达成广泛的共识。从会议本身看，会议并不是很正式，没有一套正规的章程，更没有主持人控场。不过讨论秩序看似混乱，会议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广大的基层，这种方式比较接地气，村民组长能够各抒己见，村干部也能集思广益，最终达成共识。

为何能够形成共识？这主要出于两点：

一是防汛是件大事，关乎所有村民的切身利益。这是首要前提，覆巢之下无完卵。面对共同的威胁，村民愿意参与防汛，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二是重铸一套权利义务体系，这是核心。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干群的博弈过程，在博弈中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关系，既要考虑到大量青壮年村民进城外出的现实，同时也要明白村集体的资源有限的情况。然而，中国人民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通过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实现村民自治，有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以义务工为基础的旧权利义务体系得以重塑，村民的公平感重新建立起来，村民的积极性就被动员起来。

有些人认为广大群众是难以动员的，但现实并不如此。实际上，动员群众并不是空话，而是落到实处，是需要人去做思想工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村庄的共同事情转化为群众自身的个人行为。对于干部而言，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才能为群众带来幸福；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只有共同参与，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解决共同的事情。

每一次重大灾难疫情，对于基层组织而言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历史和现实让我相信，干群定能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责任编辑：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