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对派现状：一边内讧 一边谋划"体制内夺权"

原标题：香港反对派现状：一边内讧，一边谋划“体制内夺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7月11日、12日，香港反对派组织五区“民主35+初选”，目的在于测试反对派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随之进行内部协调，调整参加9月份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目标是赢得立法会全部70个席位中的半数以上席位、全面控制立法会，进而通过瘫痪特区政府运作来施压，图谋实现“五大诉求”、“真普选”等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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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反对派首次组织初选活动。围绕初选活动是否违法，反对派与特区政府、建制派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乃至在反对派内部也出现了内讧。

虽然反对派的举动愈加谨慎，但他们在选举上的图谋是坚定不移的。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已进入前哨战，维护特区管治权正面临着“体制内夺权”的严峻挑战。

反对派选举策略愈发复杂且精密

香港立法会选举区分功能组别、地区直选两大类。地区直选全港分为5大选区，每个选区均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以最大余额法的黑尔数额（Hare quota）点票。也就是说，选民无论投票给政党的哪一个候选人，最后都计入这个政党的得票；各参选政党根据在选区所获得的选票比例而分享该选区的议席。

这种选举制度，对建制派和反对派的选举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香港地区直选中，反对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基本稳定在4：6，得票数相对固定。如果能够搞好内部协调，就可以让各个参选政党获得最合适的票数、实现当选人数的最大化；如果内部协调不畅，也会出现高票落选的情况。

由于当选立法会议员将带来丰厚的收入和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无论是建制派还是反对派，这种内部协调都是很艰难的。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曾有政治人物爆料，反对派第一大党民主党竟然曾去廉政公署举报反对派第二大党公民党贪污。“人民力量”候选人谭得志，两次参加选举，都有反对派候选人与他撞车、分票，导致他均以高票落选。

为加强内部协调，反对派“军师”戴耀廷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推出“雷动计划”。选前，他们通过“雷动声呐”收集选民投票意向，据此作出候选人胜算分析。在选举前1天，新民主同盟关永业、公民党陈琬琛、民协何启明等候选人纷纷宣布弃选，呼吁其支持者转而投票予其他反对派候选人，这就打乱了建制派的应对准备。选举时，他们在分析掌握候选人得票情况后，指示专门预留的“策略选民”集中投向某一位或几位最有胜算的反对派候选人。

但首次操作的“雷动计划”，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无法精准掌握实时投票情况，让善于“叫惨”的候选人胜出。比如，在“超级区议员”选区为民主党邝俊宇告急，最终邝俊宇却以最高票当选，几乎踢走党友涂谨申；在港岛选区，罗冠聪一度高喊选情危及，但却高票当选，反而被认定为“稳定”的公民党陈淑庄差点落选。同时，被列为“最后关头分票”的反对派老人李卓人意外落选，连任立法会议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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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今，在立法会议员补选、区议会选举等过程中，反对派多次调整选举策略。特别是戴耀廷针对2019年区议会选举提出“风云计划”，整合反对势力，通过“配票策略”，取得更多的议席。

这次选举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得票比大致为4：6，但反对派及时调控投票指向，实现了对建制派候选人的精准打击，有的只是以区区数百票获胜。结果反对派议席占比从三成多跃升至八成，建制派方面连何君尧、刘国勋等立法会、区议会双料议员，以及多个区议会主席都落败。

为赢得2020年立法会选举“35+”目标，戴耀廷提出了“雷动2.0计划”，总结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成功经验”，修补2016年“雷动计划”中存在的明显问题，进一步提高配票效率。与以往组织类似初选相比，这次初选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是将初选与“民主公投”挂钩。

以往反对派的初选，一般是通过内部协调的方式进行。2018年立法会补选时，反对派公开组织初选，但参与投票的人数只有2万余人，仅占选民总人数的2%。此次戴耀廷拿出2天时间组织初选，目标是动员投票人数达到各区选民人数10%，形成一次规模浩大的“民主公投”。这样就可以提高初选的认受性，为推出来的候选人涂上“民意”的光环，逼迫各反对派政党承认初选结果，支持率低的自动退出。

7月11日晚，戴耀廷自称已有23万人投票，至12日晚“好大可能冲破50万”，将超额实现44万选民投票目标。但香港文汇报记者现场调查发现，票站实际投票人数并不多，且存在重复投票的可能性，因此数据造假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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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运用各种资源让初选更正规。

此次初选，由戴耀廷与17个区议会主席共同举办，在全港共设立250个以上投票站，其中超过160个属区议员办事处，约40个属“黄店”借出的铺面，合共超过八成。投票站运作及电子投票程序，由“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钟庭耀负责。选民到投票站参加初选时，原本是要对照选民册核实身份的，但考虑到违法风险，改为填写简单的资料，而后扫描二维码进行投票。

三是在外国网站众筹选举经费。

反对派在英国著名众筹网站“go get funding”上，由“民主动力”出面，以“团结‘民主派’，议席过半，‘光复’议会，对抗‘暴政’”为主题，发起了众筹请愿，计划筹集350万港元，用于举办选举论坛、初选投票开支等等。为了符合选举法规的要求，还特意设置每人捐款不得多于1000港元的限制。这样一旦任务达成，就可以为反对派投入正式选举“节省”巨额经费。

四是明确下一步目标。

即在夺取立法会半数以上席位、获得控制权之后，将瘫痪立法会的运作，否决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等重要议案，以“揽炒”（同归于尽）的方式，逼迫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在“五大诉求”、“普选”等议题上作出让步。

虽然立法会选举正式提名于7月18日才开始，但随着11日、12日反对派初选的举办，选举的前哨战已经正式开打，“雷动2.0”系统也全面投入运作，这为建制派的选情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香港国安法”威力初现

“香港国安法”6月30日23时正式在香港颁布实施，其后不到2周时间举行的这次反对派初选，受到“香港国安法”的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特区政府立场更加强硬。

7月8日，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发出警告，初选有可能违法。他指出，“如果发现初选抵触本港法例和‘香港国安法’，执法部门就会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作出进一步行动。”

随后，香港房屋委员会发信给辖下所有议员办事处租户，表示如发现办事处用于与议会无关的用途，将采取规管行动；民政事务局声明，如议员办事处用于初选，其经费将不获发还。、

受到压力后，中西区区议会副主席、民主党杨浩然，观塘区区议员王伟麟等人宣布，“因技术原因”不再将办事处用于初选投票。一些支持初选的“黄店”，也宣布为避免商场终止租约，只能取消投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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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警方突击调查打乱反对派部署。

7月10日晚，香港警方对负责初选民意调查和投票系统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了突击检查，一直搜查到11日凌晨3时才离开。原来，2013年警方曾委托该研究所进行民意调查，按规定应在半年内销毁相关资料，但不久前一些警员的资料外泄，警方接报后连夜进行了搜查。

受警方调查影响，原计划于11日9时开始的初选，为了“给投票系统重新加设密钥”，推迟至中午12时进行。参与协调初选的前立法会议员区诺轩，刻意渲染“警方打压初选，制造恐吓效果”，呼吁市民积极参加投票。但部分投票站关闭、投票时间推迟的消息并未及时通知到反对派的支持者，让不少人扑了个空，造成了短时间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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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反对派小心规避“香港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立法会选举出台的法律，但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立法会选举，如勾结外部势力对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即属犯罪；一旦经法院判决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即丧失作为候选人参加立法会、区议会选举的资格，已经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即时丧失该等职务，并丧失参选或者出任上述职务的资格。

这些规定给选举画出了红线，也让反对派的举动受到了限制。戴耀廷发表声明称，组织初选并非为了谋求“独立”，且否决财政预算案是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权力，因此其举动不会触犯“香港国安法”。而此前报名初选的罗冠聪，则是以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为由，逃往国外并退出了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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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反对派候选人被取消资格的可能性增大。

7月，中央驻港国安公署、香港国安委均已成立并开始运转。至立法会选举前的2个月时间，显得十分关键。对于反对派初选经费是否有外部势力支援、候选人是否主张“港独”理念等，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将深入展开调查，一旦证实候选人在“香港国安法”之后实施了违法行为，将取消其参选资格。

对此，戴耀廷声称反对派候选人因触犯“香港国安法”被取消资格的风险大增，甚至不排除有人即使资格审查“入闸”，当选后也一样被取消。为此，他们将制定“B计划”，一旦初选确定的重点人员退出，能够安排其他人员填补，防止被打个措手不及。

由此可见，此次立法会选举期间，“香港国安法”将成为左右选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预见，在本轮选举期间，“港独”不会再像以往那样成为公开讨论的议题。

建制派选举前景堪忧

此次立法会选举，对于未来香港政局发展尤为关键。特别是反对派去年底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胜，此次立法会选举一旦实现“35+”目标，将会导致特区政府施政极为艰难，以及反对派在2022年特首选举中赢得主动权乃至主导权，实现其“体制内夺权”的目标。

综合对比建制派和反对派两方面的选举准备来看，建制派此次选举前景堪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因素：

一是反对派更擅长操控选举议题。

他们必将动用媒体等资源，大肆炒作“香港国安法”对港人的影响，营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鼓动其铁杆支持者出动进行投票。7月11日至12日，正是香港疫情第三次暴发时期，但其支持者依然冒着风险到街站投票，说明反对派基本盘依然较为稳固。

随着香港社会政治氛围的抬高，90后、00后年轻人更趋向于支持反对派，其投票的意向也更为强烈，必将进一步拉高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也很可能改变香港传统的4：6得票比。

二是建制派内部缺少有力统筹。

相比于反对派大张旗鼓进行初选、协调参选人员，建制派协调更多在内部进行，很少公开其战略战术，以及类似“雷动计划”之类的选举策略，文宣也比不上反对派那样可以打动年轻人。

同时，建制派内部缺少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不同政党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与特区政府也存在一定的距离感，有时为了赢得支持对政府施政进行严厉批评。这充分说明建制派在自身定位和优势挖掘方面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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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选举管理委员会态度比较暧昧。

选举管理委员会是香港选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包括制定及调整选举规则，审查候选人资格等。但这次选举，选管委对反对派包容度较大。

虽然早在2016年就对反对派的初选机制表示关注及跟进研究，但此次并未表态初选是否合法合规；选举主任可以审查候选人资格，但真正因为“港独”政治主张被取消资格的屈指可数；以及选举时不设年长者优先通道，且放纵反对派支持者重复排队、喧嚣打闹，导致建制派中的中老年支持者因无法长时间排队而被迫弃选；在电子投票方面，亦没有采取有力举措。这些选举中的具体政策，对反对派来说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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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说香港反对派能“躺赢”也为时尚早。对于建制派来说，抓住未来2个月时间，打上几个漂亮仗，有很大的机会扭转不利局面，赢得这场关键之仗。

一是跟进初选对扩散疫情的影响。

从7月1日至今，香港疫情感染人数呈现直线上升态势，特别是近一周增加100余个确诊病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现时是香港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情况比3月份更为严重。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反对派为了一己私利，依然发动数十万人规模的初选，自然增加了扩散疫情的风险。其中7月12日中午在青衣海悦花园商场的投票站，就有1人因不适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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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应抓住反对派枉顾社会公众安全的问题，督促警方从调查核实初选是否违反“限聚令”、卫生主管部门核实初选有无发生大规模传染等方面入手，让组织、实施初选的反对派候选人承受相应的法律代价，并从舆论上进行深刻揭批。

建制派只要拿到因初选导致疫情快速扩散的有力证据，将对反对派的选情产生重大冲击。

二是抓住反对派的内讧做文章。

反对派并非铁板一块，既有传统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的矛盾，也有大党与小党的矛盾。戴耀廷策动初选，更多的是想用“民意”的外衣来推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但这并不能让其他反对派组织完全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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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初选前，民主党就向戴耀廷去信，指出投票系统存在重复投票、无法核实选民身份等6大问题；卫生服务界因无法核实选民身份，该界别现任议员、参选人之一的李国麟讽刺违背初选的原则及初心，另一名参选人袁伟杰则表示“既然初选不公平，就大家自作决定”；同时，工党、街工等的候选人被排除在初选名单之外，引发他们的不满。

随着选举准备的进行，反对势力内部反目成仇、斗臭抹黑的戏码还会不断上演。“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建制派应充分利用反对派内部的矛盾，一方面揭开反对派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机扩大盟友、扩充力量。

三是“香港国安法”将影响选民心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港澳研究院副会长陈端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9月立法会选举中的民意走向难以预判，不排除短期内，香港社会可能有逆反心理，引发一些人报复性投票，但长远而言，“香港国安法”对社会心理和风气会有积极作用，让选民回归理性。

“法律已经告诉你哪些是犯罪的，你也知道有些参选人过去的行为，虽然法律不会追溯，但选民如果稍微理性一点，是否还会硬着支持，或者回避支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建制派的政治士气会受鼓舞，反修例风波中被“勇武”牵着走的一些中间派，也会重新考虑对抗是否是出路。

随着“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日期的临近，香港政治社会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对于建制派来说，必须强化背水一战的决绝，投入到这场艰苦的战斗之中，切实阻断反对派控制立法会的图谋，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参考资料：有理儿有面：《阴险！香港反对派的配票策略曝光！》；联合早报：《不顾港府警告民主派举行两日初选 学者：泛民初选或违反“香港国安法”》；香港文汇报：《播“独”又播毒 “揽炒初选”涉违国安法》等。

责任编辑：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