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达·盖茨：大流行病给女性带来了什么？

新浪科技综合2020-07-16 15:33:480阅

来源：盖茨基金会

作者：梅琳达·盖茨

这一切始于一种神秘的疾病，很快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就被认定为“SARS-CoV-2”。随着世界各国关停经济以减缓病毒传播，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衰退。到了4月，联合国就疫情引发的一个衍生危机发出警告：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正在各个紧闭的门后发生，成为“幽灵瘟疫”（shadow pandemic）。

历史表明，从艾滋病、寨卡到埃博拉，疾病的暴发都具有某种令人恐惧的可预测性：在传播过程中，疾病暴露和加剧了原本就因为性别、种族、种姓和阶级而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例如，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感染新冠的死亡率不成比例的高，而这并非巧合，无论最终致死的是肺部的细胞因子风暴，还是压在脖子上的警察的膝盖，其根本原因都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每天都有新的例子证明，在世界对于大流行病的应对中，女性处于落后地位。有些正在分娩的妇女被超负荷的医院拒之门外；家政从业人员失去的收入无法用刺激资金弥补；少女们无法继续接受在线教育，因为她们所在的社区看到女性手中拿着手机就会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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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盲视并非性别中立”（Gender blind is not gender neutral），这是女性权益倡导者的口号。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口号也必须成为一项行动倡议。如果决策者忽视疫情及其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不同影响，他们就会面临危机延长和经济复苏减缓的风险。但是，如果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做出变革，以新的、更好的体系取代旧体系，各国就可以重建繁荣、更有准备、更加平等。

“无声”的死亡：

从几乎所有的指标来看，2014年2月都是塞拉利昂历史上最安全的怀孕时期。该国的卫生系统此前一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卫生系统之一，但自1990年以来，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50%以上，一定程度的产前护理几乎普及到了全国。当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地区暴发埃博拉疫情，之前取得的进步开始土崩瓦解。到了11月，你可以用两条可怕的互为镜像的曲线来反应这一灾难：一条曲线显示埃博拉病例呈指数级增长；另一条则显示出接受护理的孕妇人数大幅降低。

当疫情结束时，未被统计的女性和新生儿死亡人数比官方数字还要高：塞拉利昂有3589人直接死于埃博拉病毒，在分娩期间死亡的新增新生儿和母亲人数在3593到4936之间。

这就是传染病的破坏力，它们不仅摧毁了免疫系统，还冲垮了卫生系统。由于卫生系统中用于照顾女性的环节通常最为脆弱，最缺乏资金支持，因此就会最先最快崩溃。早期数据显示，在中低收入国家，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孕产妇护理的减少会夺走多达11万3000名女性的生命。

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女性，孕产妇和生殖健康必须被视为一项“必要”服务。

所幸，现在仍有时间避免这样的结果。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女性，孕产妇和生殖健康必须被视为一项“必要”服务。即使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我们也不会对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人说，你不一定非要看急诊。然而，数百万孕产妇在危机中收到的信息却是：你是可以独自在家分娩的。这是不对的。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孕产妇死亡的最大驱动因素是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没有医疗救助的情况下分娩。卫生部长们需要想方设法确保即使在疫情中也能提供安全的孕产妇护理。在一些国家，这可能意味着提供独立的卫生设施，有专门用于治疗新冠患者的，也有特别针对没有感染新冠的母亲和新生儿的。而在其他地方，把诊所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母亲们可能更简单也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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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避孕用品供应链也至关重要。初步估计表明，这场疫情将导致额外的4900万女性无法获得避孕用品，并由此导致1500万女性意外怀孕。国际社会应该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部分责任。一小部分国家生产了大部分普通避孕药品中的主要活性成分，自从疫情暴发以来，他们一直在储备这些成分 —— 即使毫无证据显示这些成分会出现短缺。这不仅是一项无情的贸易政策，也毫无意义。

卫生系统不仅仅是一个供应链网络或者一揽子基本服务。它是由人组成的系统。一线卫生工作者需要工具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最终，要确保他们优先接种新冠疫苗。但目前，需要为他们提供适合的个人防护装备。尽管全世界70%的卫生工作者是女性，送到医院和诊所的个人防护装备却通常是为男性设计的。制造商应该确保他们生产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卫生系统则应该确保充足的采购。

领导人也应该将此次疫情作为一种强制机制，将女性的卫生保健整合进来。在很多低收入国家，女性如何获得医护服务还在由一份随机的日程表决定：周一，疫苗接种；周二，产前护理。周三，计划生育。女性并非通过预约看诊，而是和其他需要服务的人在同一时间去诊所，花一整天等待轮到她看诊，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来重复这一过程。这种分时段排期的方式从来就没什么意义。而且在疾病大流行期间，没有人应该在一个拥挤的等候区花费不必要的时间，这种方式就更行不通了。

工作的女性

如果卫生政策制定者必须选择一个最能体现2014年埃博拉疫情对女性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地方，他们可能都会指向 —— 产科病房。不过，经济学家可能会给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答案：小吃摊。

埃博拉疫情平息的几周后，国际乐施会和联合国妇女署调查了疫情对该地区的经济影响。他们发现，病毒让利比里亚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都上升了近两倍。但是，男性的收入往往会迅速反弹，而女性的收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大多数女性都是个体经营者，其中很多人在街上贩卖食品，而当一种致命病毒在传播时，没人愿意“在街上吃东西”。

新冠疫情对女性生计的影响也远比对男性的影响大。早期的估算数据表明，在此次经济衰退中，全球范围内女性职位被裁减的可能性是男性职位的1.8倍。此外，女性有偿工作的权益正在消失，而照顾孩子和家人等无偿工作的负担却在急剧上升。疫情爆发之前，无偿工作已经是女性经济平等的一个主要障碍。现在，随着许多学校关闭，卫生系统不堪重负，更多女性可能被迫彻底离开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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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流行病阻碍了两性平等的进程，其代价将是数万亿美元：甚至需要4年时间才能采取诸如促进女性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等新举措来改善性别平等，这将在2030年全球GDP中损失5万亿美元的机会。在决策者努力保护和重建经济的同时，他们的应对措施必须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女性不成比例的影响，以及女性在减轻这一大流行病的危害方面必须发挥的独特作用。

以食品系统为例。今年，由于一连串的灾难：全球变暖、蝗灾、大流行疫情等等，超过1亿人可能需要紧急粮食援助。(核心问题并非食物短缺，而是家庭的支付能力。) 这对女性的影响尤其明显。首先，很多女性依赖粮食系统维持生计。其次，一些地方的文化规范要求女性通常是家中最后一个吃饭的人。因此，一旦出现食物短缺，往往最先影响女性。因此，社会保障计划应该确保女性能够负担得起足够的营养食品来养活整个家庭。决策者还可以通过扩大保险、储蓄和其他金融工具来支持女性农民，保护她们免受疫情造成的最恶劣影响，同时让她们有能力抵御必然到来的下一次冲击。

经济上最边缘化的女性往往被政府忽视

确保能够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另一种方法是，针对女性的实际情况设计紧急现金援助的发放。尽管减缓疫情传播的措施阻碍了全球范围内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但据世界银行估计，自危机开始以来，已有超过10亿人从本国政府获得新冠相关的现金补贴帮助他们满足基本需求。经济上最边缘化的女性往往被政府忽视：她们不太可能出现在纳税名单上，可能缺乏身份证明，没有手机，因此可能错过这些福利。研究表明，忽视性别问题的社会保障计划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然而，设计巧妙的现金转账就能产生显著的效益。印度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把现金福利存入女性（而不是她丈夫）的帐户并告知她如何使用，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就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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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引导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流向女性经营的生意。有时候，性别歧视就隐藏在那些难懂的条款里。例如，由于女性的生意往往规模较小、不够成熟，她们可能无法获得那些要求公司符合某种资本化要求的政府贷款或采购计划。各国政府可以效仿加拿大的做法，确保女性企业主享有特定的优惠政策。其他一些国家则明智地将更多资金导向女性占比较高的行业，阿根廷正从家庭工坊采购口罩，而布基纳法索已经免除了水果和蔬菜商贩的公共事业费。

让女性享有各种优惠政策也取决于她们是否能平等地使用手机。手机正日益成为商品买卖、信息交互、重要议题讨论和移动银行的主要工具。但在中低收入国家，女性的手机拥有率比男性低10%，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女性比男性少3.13亿。其结果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性别不平等导致数字化不平等，而数字化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各国政府可以参考肯尼亚和孟加拉国的做法，他们针对女性需求提供了具有特别定价和推广方案的手机和流量包。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减少和重新分配女性的无偿工作。有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观点，那就是女性就应该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家人，从而维持家庭运转，却不能获得报酬。无偿工作的不平等分配剥夺了女性个体的权利，伤害了经济，也将减缓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全球范围内，女性无偿护理工作每增加两小时，就会导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10%。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来确保这项工作得到重视，这些政策包括为有工作的家长提供带薪休假，以及对能够减少无偿工作时长的基础设施，比如供电和自来水等，进行投资。雇主也可以提供帮助，比如为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尽可能提供远程工作的机会，以及为必须到现场工作的员工提供托儿服务等。所有这些政策都应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以颠覆而不是强化性别偏见。

听专家的

“听专家的” —这是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无论是戴口罩还是关闭餐厅，当大家遵循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议时，疫情就能得到控制。而科学家并非我们需要聆听的唯一群体。回顾一下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建议，几乎所有都关乎承认我们的盲点并提出新的问题：如果要将卫生工作者调配去治疗新冠病患，他们原本的职责该由谁承担？推动我们国家做出抗疫决策的经济数据是否也反映了女性的视角？家庭暴力庇护所是否应被作为“基本服务”在疫情期间保持开放？像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女性在场时才更有可能被提出。

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是男性。大约四分之三的国家立法者也是男性。这些男性领导人中的一些确实是性别平等的倡导者（比如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即便在疫情期间，他也一直在呼吁重视性别暴力问题）。所有这些领导人现在都必须确保女性能够参与疫情应对相关的决策。

新冠疫情引爆了“蓝丝带委员会”（blue-ribbon commissions）、“橱柜”（kitchen cabinets）以及其他特设机构的激增。这些机构正在协助做出各种决策，从何时重启经济到疫苗将如何分配等等。女性，特别是有着不同背景的女性，需要在所有这些对话中得到平等的体现。各国政府应在传统决策渠道之外与关注女性权益的草根组织开展合作。这些组织对边缘化群体的深刻理解有助于政府的抗疫措施不落下任何一名女性。一些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群体是抗击疫情的重要伙伴。在印度，数千名女性草根组织的成员到五月初已经生产了超过1亿只口罩、20万套防护服和30万升消毒洗手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