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三峡大坝，为何洪灾还是这么多？

原标题：有了三峡大坝，为何洪灾还是这么多？

来源：瞭望智库

今年夏季汛期，长江上中下游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也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面对洪灾，三峡大坝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文 | 王亦楠

本文综编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周刊”（ID： ChinaEconomicWeekly），原文首发于2020年7月15日-17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第一问：

三峡大坝变形了吗？会溃坝吗？

每年汛期来临，关于三峡大坝的安全性就会有各种传言。比如去年6月，一张“谷歌卫星拍摄到三峡大坝已经变形”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尽管卫星遥感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已经出面解答 “大坝变形” 是谷歌卫星影像自身的技术性问题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还用“牛刀杀鸡”的方式，拿出“高分六号”卫星在三峡大坝上空直接拍摄的完整照片，证明“大坝笔直、安然无恙”。

但今年汛期，网上又流传关于三峡大坝“变形”“溃坝”的新说法：“三峡大坝是豆腐渣工程”“三峡大坝即将溃堤”……这与往年流传的“大坝已经变形，一旦溃坝，半个中国将生灵涂炭”“三峡大坝一直在走动，因为混凝土坝块是一段段摆在基岩上的，受压力和温度影响，必然会发生不同的形变和位移”“三峡大坝已经出现裂缝”等等如出一辙。这些网上传言引发公众关注，造成极大恐慌。

那么，三峡大坝的安全性到底如何？能否扛住超大洪水的冲击？既然国内外均有溃坝的灾难案例，那么三峡大坝会不会溃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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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的安全标准按抵御“万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而设计；

大坝混凝土至少500年不会有问题

“三峡坝体本身的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与水资源学家王浩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他的论断依据是：

第一，大坝本身是按照能抵御“万年一遇”的超大洪水而设计。有水文证据可借鉴推演的长江历史最大洪水发生在1870年，洪峰流量高达10.5万立方米/秒。三峡大坝的安全标准按抵御“万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而设计，即使在洪峰流量高达12.43万立方米/秒（这样大的洪水在三峡地区历史记载上从未发生过）的冲击下，大坝本身仍能安然无恙。

第二，三峡大坝是混凝土重力坝，是最结实的坝型，不仅不怕长期浸水，其抗压能力反而会在100年内水越泡越结实。实测结果也表明，已经蓄水17年的三峡大坝，目前的混凝土抗压能力已由当初设计的25兆帕，升至目前的43兆帕，远远超出了设计标准。混凝土重力坝不怕洪水漫顶，又有23个泄洪深孔和22个泄洪表孔，有超强泄洪能力，就更不怕超大洪水的来袭了。

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分析说：从内在因素讲，坝体寿命主要取决于混凝土质量。三峡大坝从设计规范、原材料把关到施工管理，都按国家最高标准执行，且在“混凝土抗冻性标号”等直接决定大坝寿命的很多重要参数选择上，严苛程度远远超过了三峡大坝的实际环境条件。从目前的实验结果看，大坝混凝土至少500年不会有问题。三峡大坝并非传言说的“一段段单独摆在基岩上”，坝块之间、坝体和基岩之间都做了严格的一体化工程处理，足以抵抗水的冲压而岿然不动。

“混凝土重力坝安全性极高，在全世界已有百年实践，还没有瞬间土崩瓦解的溃坝先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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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的“大坝变形”“溃坝”等说法，缺乏科学常识

“三峡大坝已经变形”“三峡大坝已平移4米”……近年来，诸如此类耸人听闻的说法不断出现在网络上，每年汛期还会演绎出不同的新版本。

对此现象，张曙光总工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我们确实曾经说过“大坝弹性变形都在设计允许范围内”，此话却被网上一些人断章取义炒作成“官方终于承认大坝变形”。其实，“弹性变形”是所有构造物受力后都必然会有的现象，道路桥梁、高楼大厦，包括我们脚下踩的水泥地板都有。弹性变形并不可怕，关键要看是否在设计允许范围内。

他透露说：“三峡大坝有一套完备的安全监测系统，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共埋设了1.2万多个仪器监测点，一旦哪里有异常就会即刻报警。任何细小问题都不会错过，怎么可能会出现谷歌照片上那么夸张的‘变形’。”

2019年“三峡大坝变形”谣言沸沸扬扬之际，世界大坝委员会主席Michael F。 Rogers专门就此发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密切关注三峡大坝这一标志性工程的设计和建设。我可以确信地说，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质量最高、设计和建设最好的大坝之一。2012年对三峡工程参观考察，我亲眼看到了工程师为确保大坝安全做出的努力，见证了中国工程界对大坝质量和安全的高度重视。我相信三峡大坝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无端谣言将会消失。”

对于有人担心三峡大坝能否抵御原子弹的攻击，张博庭副秘书长说，这其实早在1958年就是国防议题。因为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下，首先要考虑三峡大坝成为战争攻击目标的后果。从1959至1988年的30年里，军方和工程部门针对化爆命中和核爆命中、满库时1000米和400米全线溃坝做了大量模型试验，最后确定了“最抗炸、不会溃坝”的混凝土重力坝型（三角形大断面，坝有多高坝底就有多宽）。退一万步说，假如原子弹直接命中大坝，其后果只是把大坝炸出一个大缺口，相当于几个关不上的大闸门而已，不可能发生整个水库瞬间滔天倾泻的毁灭性溃坝。

“所以，网上有人说今年汛期洪水大，三峡大坝抵御不了泄洪压力会发生变形甚至溃坝，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是谣言那就太可笑和荒唐了。” 张博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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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三峡质量检查报告都直接提交国务院

张曙光总工程师介绍说，三峡工程从1994年动工开始，就始终秉持着“不留工程隐患、确保建设质量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原则。除了通常工程项目必有的监理体系外，国务院又专门成立了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从施工建设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至少两次到工地进行全面检查，并直接向国务院提交质量检查报告。

正是从技术到制度方方面面的严苛、完备、高标准的质量监管，才有了今天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的三峡工程，2013年获得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诺贝尔奖”的“FIDIC百年工程项目奖”。三峡工程还获得了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三峡工程虽然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但它的水库面积和蓄水能力远远不是最大的：按面积排名的世界前十大水库是三峡水库的4~8倍；按库容排名的世界前十大水库是三峡水库的2~5倍。三峡与它们相比，就是洗脸盆和大水缸的差别。如果说三峡蓄存的这点水都有“溃坝”风险的话，那比三峡库容大得多的26个水库的风险又该是何等之巨呢？这些水库和大坝的建设和安全性，并没有像三峡这样遭到质疑甚至造谣，公众也没有担心溃坝的恐慌。这些分布全球各地的大水库的运行实践证明，大型水库和大坝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我国资深水利水电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曾评价说，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质量非常好”。

专家结论：三峡大坝坝体没有任何安全问题：坝型选择、设计标准、质量保证决定了三峡大坝不可能发生溃坝。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

第二问：

三峡水库加剧了重庆、武汉等上下游的洪灾吗？

今年汛期，长江上中下游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期间，三峡水库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减缓灾情”还是“雪上加霜”？比如说，三峡大坝“气势磅礴”的泄洪会加剧中下游地区的洪灾吗？上游重庆市区的被淹是不是因三峡大坝的拦水而导致？

在公众关切和困惑的同时，各种传言也在网上泛滥：三峡大坝泄洪的破坏力是天然洪水的25倍，三峡泄洪相当于一天往下游倾泻302.5个西湖的水，导致长江水位暴涨，三峡大坝成了洪水加速器。

还有人说：气候变化及天气预报充满变数，水库管理者根本无法准确地预估水库中的安全蓄水量，总是紧急无预警地泄洪，导致水坝下游的民众加倍的遭受暴雨危害。

还有传言说“大坝上游重庆市区的被淹是因为三峡大坝的拦水而导致”。此外，网上还热传一张图片，将近10多年来不同时期关于三峡防洪能力报道的某些“文章标题”专门组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个“三峡工程防洪能力不断缩水”的逻辑：从原来说的“万年一遇”下降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乃至后来“二十年一遇都成了考验”。

在网上的各种传言中，三峡水库似乎成了“帮倒忙、加重上下游洪灾的帮凶——需要它泄水的时候它蓄水，需要它蓄水的时候它又泄水”。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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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能力缩水’完全是断章取义产生的误读”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根据历史记录，我们把长江洪水的严重程度分三个等级，即‘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万年一遇’，并针对这三个洪水等级，制定了三峡调蓄和下游分蓄洪区的应对方案，主要目标是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同时兼顾城陵矶附近和武汉的防洪安全。因为“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历史上荆江大堤溃口平均10年一次。一旦决堤，对江汉平原1500万人和2300万亩耕地是灭顶之灾。

1998年百万官兵以血肉之躯在荆江大堤上严防死守的艰难场景，很多人应该都没忘记。那次虽然守住了大堤，但仍付出了1500多人死亡和2000多亿直接经济损失的代价。而2003年三峡投运后，荆江两岸的防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0、2012、2016年都出现了比1998年更大的洪峰，但正因为我们有了技术手段——以三峡为骨干的水库群联合调度、拦洪削峰，保证了江汉平原安澜，大大减轻了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

对于备受关注的“水库调度”问题，王章立介绍：“水利部每年都会编制以三峡为核心的长江流域水库联合调度计划，当汛期洪水超过30000立方米/秒时，水库调度均由长江防总（长江水利委员会）或国家防总（水利部）负责。目前长江流域有3万余个汛情实时监视站点，主要干支流均已覆盖水文水情自动化监测网络，再加上现在完全能做到3天内的较为可靠的天气预报，因此能快速准确地提前掌握上游洪峰流量和时间，从而实现水库群联合调度。绝不是传言说的“水库管理靠拍脑袋、无安全预警的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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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集团总工张曙光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三峡水库汛期的防洪库容有221.5亿立方米，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发挥防洪作用：一是拦洪，即拦蓄超过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的洪水，确保三峡工程以下的长江河道行洪安全；二是削峰，在下游防汛形势紧张时，削减上游来的大洪峰，减少水库出库流量，缓解下游的防洪压力；三是错峰，防止上游洪峰与下游洪峰相遭遇，加重下游的防洪压力。一旦下游防汛形势好转，则抓住有利时机，加大出库流量，降低水库水位，腾出库容应对下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洪水。”

在中下游已经严重洪涝的情况下，三峡为什么还要泄洪呢？张曙光总工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应说：“三峡拦蓄洪水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过程，拦洪、削峰、错峰要平稳有序地交替进行，而不是始终将洪水牢牢地滞留在三峡水库里。因为每年汛期，长江上游都会来多次洪峰，所形成的洪水总量大大超过三峡的防洪库容。为了随时能迎接新一轮洪水的来袭，三峡不能一次性蓄水到过高水位（更不可能一次把水库蓄满、蓄到175米），而是把那些超过水库下游安全泄量的洪水拦下来。也就是说，三峡大坝不仅要把来势汹涌的天然洪峰给拦腰削减下来，避免其对下游干流两岸江堤的破坏，同时泄洪时间、泄多少水量的把握一定是在确保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有安全余量的前提下进行。因为有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系统，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所以，传言说‘三峡泄洪的破坏力是天然洪水的25倍’纯属是无稽之谈。”

王章立进一步用现实数据说：今年7月2日10时三峡水库迎来了2020年长江第1号洪水，洪峰流量高达53000立方米/秒。按照长江委调度令要求，三峡出库流量按日均35000立方米/秒控制，多余水量全部拦蓄水库中，削峰率超过三成。7月4日2时，三峡水库水位最高涨至149.37米，拦蓄水量近16亿立方米，相当于114个西湖水量。三峡水库下泄量进一步在7月6日，减至31000立方米/秒、7月9日减至28000立方米/秒、7月10日减至25000立方米/秒、7月11日减至19000立方米/秒。这些数据都是公开公布的。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持续削减洪峰、调节洪水从三峡出库的过程，有效减小了长江中下游水位上涨的速度与幅度，强力缓解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王章立介绍说，为应对这次洪峰，总共有包括三峡在内的30座水库参与了调度，拦蓄洪水100亿立方米，降低了城陵矶水位0.8米左右，实现了莲花塘站水位不超过保证水位的目标，安全渡过了今年的长江一号洪峰。”

100亿立方米是什么概念？“相当于713个西湖水量！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水库拦洪削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天爷用中下游根本承受不了洪峰流量向中下游集中倾盆而下，那今天中下游的洪灾又将是什么情形？”王章立说，一些人误以为三峡大坝“喷薄而出”的泄洪是让大坝下游地区的洪灾“雪上加霜”，但事实正好相反。

对于目前长江中下游严重的洪灾，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与水资源学家王浩对《中国经济周刊》特别强调说：“三峡水库只能保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的防洪安全，而不能解决支流洪水的问题，支流的洪水只能靠支流上的水库来调控。此外，长江中下游很多地区的严重内涝，暴露出自身的市政建设滞后——排涝系统跟不上，不能“甩锅”到三峡身上。因为，三峡水库的泄洪是在中下游干流河道的安全保障水位之下进行，不可能影响这些地区向长江干流的排水，更不可能造成泄洪的水倒灌到这些地区。”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说：“拿鄱阳湖为例，长江相当于鄱阳湖通向大海的通道。没有三峡工程的时候，如果长江水位高，鄱阳湖的水不一定能顺利地排出去，甚至还会倒灌；有了三峡工程后，长江的水位是可以控制的，因为有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系统，可以随时根据上下游汛情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水库的控泄量。减少出库流量，长江水位就可下调。三峡这次应对长江1号洪峰的过程，开始一周是将洪水错峰削减、分几天泄掉；之后一周由于长江下游地区雨量加大，武汉、鄱阳湖等地都相继出现了超警戒的高水位，于是三峡水库立刻开始减小出库流量，削减力度最大时出库流量还不到上游入库流量的一半。今年鄱阳湖多地的水位超过了1998年，但正因为有了三峡工程这个调节器，长江流域的安全度远高于1998年。如果没有三峡的调控，今年长江下游的很多地方的防洪局面，肯定要比1998年更严峻”。

对于备受社会关注的长江流域洪灾情况，王浩进一步介绍说：“每年汛期国家防总、水利部对以三峡为骨干的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方案，原则是兼顾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和库湖塘等几个方面的水情，以最精准的预测预报、最优的调度、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综合效益。当前各地出现的严重汛情，并不是因为水库调度不科学不合理，而是我们目前应对洪涝灾害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亟待加强，否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美国加拿大主要河流的防洪库容都足够大，其梯级水库的库容甚至高达河流年径流量的100%~200%，而我国洪涝灾害最严重的长江，目前三峡及其上游的梯级水库的防洪库容只占河流年径流量的13%！这是多么大的差距。试想，早就列入国家相关规划、一直被搁浅的金沙江虎跳峡水库，如果建起来的话，今日三峡工程的防洪压力就会大大缓解，今天整个长江流域的洪灾情形也会大不一样，很多洪水就变为非常宝贵的水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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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庆市有个盖公章的“小区通知”在网上引起关注，说“今年洪水可能会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位，也即193.38米，要求四楼以下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随后有人借此拿“水力坡度”概念在网上炒作说：“三峡水库的建设加剧了重庆的洪水。由于存在水力坡度，大坝挡水越多，重庆就淹得越厉害”，进而又出现了“到底是保重庆还是保武汉”的议论，让人似乎感觉“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难以首尾相顾，势必要牺牲一头”。

“这是一个亟需澄清的、违背史实和科学的误导，重庆的洪灾与目前三峡大坝的拦水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第一、三峡水库是2003年才投运，1870年~1998年长达120多年的重庆洪水历史记录显示，寸滩（位于重庆市下游地界的重要水文站）的汛期水位通常都在160米左右，水位变化和上游洪水流量完全成正比，几次大洪水年里寸滩水位都高达180米以上，最高记录是1870年的196.25米。没有三峡前，重庆的洪水位就多次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怎么今年的高水位就成了三峡造成的呢？第二、三峡水库蓄水前后的实测数据对比显示，水力坡度真正影响的范围基本不超过三峡蓄水高程的1~2米。国家规定三峡水库的汛限水位是145米，虽然目前水库不断拦蓄，但水位仍然保持在160米以下。三峡水库拦洪根本不会影响到比寸滩地势更高的重庆主城区。要想解决重庆市的洪水问题，必须依靠重庆上游的水库实现拦洪削峰。目前，重庆的问题和全国的很多地方一样，亟待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比如这次洪水流量达80年之最的綦江，如果建有足够库容的调蓄水库，重庆的汛情就决不会这样了。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洪旱灾害的重灾区。没有三峡以前，洪旱灾害在人们眼中是天灾、只能认命。有了三峡工程以后，三峡却时常成了“背锅侠”——旱了或是涝了，上游或是下游，出了问题就有人从三峡这儿找原因。这种思维和逻辑有违科学。

从专业角度看，一个亟需澄清和科普的话题是：水库汛期泄洪也是调控洪水（拦蓄、错峰）的一种方式，泄洪通常不可能超过天然的洪峰。但最近某些网络传言却制造了一个极易蒙蔽公众的“谎言”：把“三峡水库拦蓄洪峰后的泄洪”偷换概念的编造成“水库造成了洪灾”，将三峡水库泄洪歪曲为加剧洪灾。

专家结论：过去十多年，以三峡为骨干的水库群联合调度，已多次让长江中下游躲过灭顶之灾。如果没有三峡大坝及其上游的41座水库，今天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将更加严重。要解决长江流域的洪灾，我们还需要更多像三峡这样的水利基础设施。

第三问：

当年反对建三峡的那些“预言”应验了吗？我们为什么需要三峡？

“三峡大坝若建成，终将被炸掉”。这是当年建设三峡工程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对意见之一，做出这一预言的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

之后反对三峡、质疑三峡，甚至造谣三峡的很多言论，也常常拿黄万里先生的这句预言作为依据。时至今日，关于三峡工程是“轻率决策、遗祸无穷”的认知和论调依然存在。

近年来，一些自媒体也以“上世纪80年代三峡能否上马曾争议甚大”为依据，发布《三峡大坝欠一个向国人跪地谢罪的仪式》《三峡大坝何去何从》《今天的科学家没人敢出来说真话》等网络文章，甚至言之凿凿：黄万里当时预言的12个问题，有11个都应验了，三峡大坝迟早要拆。尽管这些自媒体的网络文章严重违背历史、违背科学，更违背事实，但对公众来说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

那么，上世纪80年代围绕三峡大坝建设的那场争议的焦点问题究竟是什么？当年反对意见中的那些预言，后来究竟是应验了，还是被实践证明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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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能否上马，的确在水电行业内部争议甚大，包括我自己当时也是反对派。”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当年的争议：大家都知道三峡大坝决策前曾有巨大争议，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一些业内专家反对三峡上马，并不是像黄万里先生那样认为“三峡工程根本不该干”，而是完全认同三峡的价值，但在“该何时上马”这一时间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因为，三峡工程投资巨大，当时水电都是国家投资，在国家财力又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水电业内很多人担心三峡一旦上马，势必影响全国其他的水电项目。比如，当时很多专家主张“先上虎跳峡、后上三峡”，因为两个水库的调节库容相当，但前者的移民压力、投资规模要远远小于后者。后来情况也表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92年决策三峡上马后，广西龙滩水电站的开工推迟了10年，1996年全国水电开工率是零。

“但是，现在回过头从国家大局来看，当时集中力量办大事、先干三峡绝对是英明的，因为越往后拖难度就越大，很可能就干不成了。”张博庭说。

张博庭还讲了一个历史细节：1984年4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150米大坝方案后，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航运要求，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若满足重庆方面的这一要求，移民数量将从30万猛升至100多万，移民工作负担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却步。1985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由于在开工时间、大坝高度等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1986国务院又决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所以，上世纪80年代那场争议的缘起和焦点，与今天很多人基于黄万里先生的反对意见而认为“三峡工程根本就不该干”是不一样的。

张博庭特别讲到，黄万里先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他顶住压力、敢于谏言的品格难能可贵，但他当时对三峡的很多预言，以及对中国水资源情况的判断，被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都错了。比如，他断定“不出10年三峡水库的泥沙卵石就会淤死重庆港、长江就会断航，20年之内三峡只有投资没有收益”等等，都被后来的实践证实是错的。

此外，黄万里先生的《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认为“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时空分布也合适，在全球为第一，不是张光斗说的第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黄万里先生一直认为没必要调节水资源，所以一直不赞成包括三峡在内的水库大坝建设。

而事实证明，黄万里先生对中国水情的判断严重脱离了实际：中国的水资源量并非世界第一，人均水资源量更是低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都极不均衡，每年汛期（5月~8月）的来水量占全年70%左右。也就是说，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水资源量中，2/3以上又都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洪水径流量，而冬春季节枯水又导致农业干旱。今年6月以来大家深刻感受到的多省市暴雨成灾，正是水资源时间分配极不均衡的体现。

张博庭深有感慨地说，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总是100%正确。可惜的是，黄万里先生2001年就去世了，如果他能看到今日的三峡，以他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一定会纠正他过去的错误看法，也决不会允许一些人炮制“黄万里神话”——打着他的旗号断章取义、颠倒黑白、造谣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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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上一直甚嚣尘上的“三峡大坝迟早要拆”的说法和传言，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资源，而天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是均衡分配的，人类不能靠天吃饭，必须有手段来调控。人类进化史长达10万余年，近100多年才用上电，近几十年才有了高铁，没有电、没有高铁、没有芯片，人类文明照常演进。但如果没有水，人类5天就会灭绝。水库、大坝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解决人类的水资源需求问题——把丰水年/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变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宝贵水资源。如果没有这种调控能力，人类就只能回到听天由命的落后状态。

王浩院士特别指出，水库蓄水能力代表着人类对“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这一矛盾的控制能力。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是个特别需要水资源调控的国家，一是严重缺水，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洪旱灾害特别严重。

然而，中国目前的蓄水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比如：中美两国的土地面积、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但美国水库的总蓄水量是中国的1.6倍，大型水库数量是中国的12倍，人均库容是中国的6.3倍。代表一个国家水库蓄水能力与河流径流量之比的库容系数，欧洲国家为0.9以上，美国为0.66，中国仅为0.3。而我国水资源量最丰富的长江，目前的库容系数仅为0.13。中国的人均库容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2%。

以上这些数字充分表明，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进入什么“拆坝时代”，否则怎么可能有远高于中国的人均库容。相反，正因为人均库容远远高于我们，他们能吸纳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大的干旱。人均库容这一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水资源调控能力的高低，有了足够的水库库容，洪水就是资源和财富，否则就是危险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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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对于三峡工程来说，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发电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的水资源调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

除了巨大防洪作用外，三峡工程是我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储备库、长江大保护的重要生态屏障。从2003年投运到现在，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2664亿立方米，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市73年的总用水量或6.8亿中国人一年的用水总量。三峡水库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张局面。

三峡建设前，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秒，重庆到宜昌间的川江河段之凶险就如同“鬼门关”，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三峡建设后，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得以提升到不低于6000立方米/秒，川江河段变成了大型客轮可昼夜双向航行的黄金水道。在2014年2月上海抵御咸潮入侵、2015年6月为“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创造救援条件等，几次重大水环境突发事件和海事危机的处理过程中，三峡工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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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暖问题加剧，极端天气事件会更加频繁，洪旱灾害的威胁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从2004年起就不断呼吁“投资蓄水设施就是投资绿色经济”，并特别指出：“发达国家已拥有很多基础设施及大坝，在保障水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蓄水设施建设上已有良好基础；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因素，水库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因此建设新坝仍是当务之急”“有了足够的蓄水能力，才能实施生态调度，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等等。

在各地暴雨成灾、洪水泛滥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联合国、世界银行的上述呼吁，格外感慨万千。因为，这十几年来，围绕三峡的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谣言，误导了社会公众，干扰了政府决策，甚至导致一些事关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水电水利工程搁浅至今，使我们的水资源调控能力还处在如此低的水平。

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洪旱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我们需要的不仅不是“拆掉大坝”，而是应尽快建设更多像三峡这样有调蓄能力的水利基础设施，保障水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

专家结论：三峡工程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强了水资源调控能力。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水资源的调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洪水并非不可对抗的天灾，克服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都迫切需要尽快提升水资源调控能力。

三峡工程 国之重器

兴建三峡工程、治理长江水患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开发三峡的宏伟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关心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勘测设计、规划论证后，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三峡工程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也是世界上承担综合功能任务最多的水利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坝址地处长江干流西陵峡河段、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控制流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

历时20多年艰苦奋斗，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于2009年如期完成。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赴三峡工程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

目前，三峡工程已经连续10年实现175米试验性蓄水目标，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等巨大综合效益显著发挥，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保障流域防洪安全、航运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我国能源安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显著。三峡工程作为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的关键骨干工程，处于长江上游来水进入中下游平原河道的“咽喉”，可控制长江防洪最险的荆江河段95%的洪水来量，武汉以上三分之二的洪水来量。三峡工程建成后起到削峰、错峰的作用，对长江上游特大洪水的调节作用，是其他任何工程都不能替代的。三峡工程建成后，江汉平原最薄弱的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可有效保护1500万人口和2300万亩耕地。自2003年蓄水运行以来，三峡水库已经累计实施拦洪运用53次，总蓄洪量1533亿立方米，两次拦蓄超过70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峰，为长江中下游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强的安全屏障。

今年，受近日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以来长江流域多处河流及湖泊水文站点水位持续上升，长江干流监利至江阴段、洞庭湖湖区、鄱阳湖湖区等地水位已超防洪警戒水位，部分湖泊、堤坝超保证水位，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严峻。为进一步减轻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有效控制干流河道的水位涨势，三峡水库下泄流量自7月6日起连续调减5次，5天内出库流量从35000立方米每秒减少至19000立方米每秒，后续三峡水库将按照长江委的调度要求进一步控制下泄量。

三峡工程绿电效益显著。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882亿千瓦时。三峡电站于2003年7月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截至2019年底，累计发电量超1.2万亿千瓦时，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三峡水电站发出的强大电力通过三峡输变电网络送往华中、华东、南方和川渝电网，直接受益的地区有华中、华东、华南和川渝地区，受益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三峡工程电站节能减排效应明显，相当于节约原煤消耗约5.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8亿吨、减排二氧化硫1180多万吨，其中2018年发电1016.2亿千瓦时，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造国内单座水电站年发电纪录。

三峡工程通航效益显著。三峡工程蓄水后，改善了长江川江（重庆市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河段）660千米河道通航条件，万吨级船队可从上海直达重庆，船舶运输成本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使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三峡双线五级船闸2003年投运。截至今年6月，已经连续运行17年，累计运行16.34万闸次，通过船舶87.53万艘次，过闸货运量14.68亿吨。2019年，三峡船闸通过货运量达到1.46亿吨，超过设计通过能力（1亿吨）46%，是三峡水库蓄水前该河段最高货运量（1800万吨）的8.12倍，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沿江航运的大发展。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9月18日试通航。截至今年6月，累计安全有载运行9800厢次，通过各类船舶约10000艘次、旅客36万人，充分发挥了过坝快速通道作用，同时提高了枢纽通航调度的灵活性。

三峡水库补水效益显著。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及上游经济鱼类资源增加，近年来多次实施水库生态调度，促进了中下游经济鱼类繁殖，为发展渔业、改善环境、增加就业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带来有利影响。截至2019年9月末，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2664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张局面。三峡工程蓄水后，原有三峡美景并未受太大影响，又增添了高峡平湖等新景观。三峡坝区成为中外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连年攀升，三峡大坝旅游区2019年接待游客达320万人。三峡工程正发挥其工业旅游典范效应，带动长江三峡旅游，进而促进长江黄金旅游带形成。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三峡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多次调增机组出力，满足湖北省高峰电力需求，支援当前抗击疫情各项工作。自1月24日0时至3月底，处在湖北宜昌的三峡电站和葛洲坝电站不断加大机组出力，累计调增发电计划30余次，一季度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发电量达201.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加3.7%，创历史新高，有力确保了湖北等受电地区抗疫用电需求。与此同时，在长江委、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大力支持下，长江电力持续加大三峡水库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补水力度，一季度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量超100亿立方米，上游水位已消落至164.72米，有力支援长江中下游地区复工复产及春耕灌溉用水需求，充分发挥了大国重器的应急保障作用。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