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印度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借钱 现在微信被封失联了

原标题：急！印度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借钱，现在微信被封失联了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朱可

5月下旬，我的两位印度朋友——库玛和廷库先后在微信上找我借钱。那时候，印度刚刚结束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全国封锁，而其境内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却从封锁前的519例上升到了9万多例。印度政府的封城措施并不奏效，但还是迫于经济下行的压力，解除了全国性的封禁令。如今，印度的累计确诊病例已将近160万，3.4万多人因此死亡。

过去几年中，我先后8次到印度旅行，结识了不少涵盖各个行业的印度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而我们之间联系的方式都是通过微信。实际上，微信在印度并不算主流的社交平台，不过，凡是与中国有文化或商业往来的印度人都会使用这款软件。

2月份，我这些印度朋友率先在微信上向我表示了慰问，库玛和廷库也在其中。他们送上对我和家人的祝福，希望我们能够平安渡过疫情。我向他们表达了感谢。尽管他们所在的城市当时只有个位数的确诊病例，我还是不忘提醒他们，千万不可大意。在我内心深处，对印度、对印度人有着颇为复杂的感情。疫情期间，我除了关注国内的疫情发展，也密切关注着印度的局势。一方面，我深深怀疑印度政府对于疫情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当中文网络里出现对印度抗疫措施的质疑或嘲讽时，我又会不自觉地替印度辩护几句。

进入5月后，印度的疫情开始向着我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我和印度朋友之间微信聊天的口吻也来了个180度转向。这次，轮到我来祝福他们阖家平安，而他们则纷纷为居家两个多月无所事事而唉声叹气。

疫情中两个借钱的印度朋友

40来岁的库玛自己经营着一家简陋的日用品商店，是那种印度街头最常见的个体小店铺。我曾经向他了解印度小商家的经营状况，他也向我介绍了他的生意经、他的家庭，以及上次大选期间他的政治态度。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11月，库玛说家里刚添了第三个孩子，是他盼望已久的女儿，而他的岳父却去世了。他向我吐槽印度公立医院的拥挤低效，他岳父就是在那里因为排不上号而耽误了病情。

库玛的家庭不是那种殷实大户，平日就靠小本生意勉强维持，他太太是在家带孩子的全职主妇。库玛所在的城市自3月20日起实施了封城措施，直到5月31日才解禁。这期间，所有的商家都被勒令歇业，两个多月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所以，当他开口向我借钱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答应江湖救急。库玛需要的不多，15000卢比，只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他说，这点钱可以帮助他的家庭维持至少2个月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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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将钱转给库玛却是一件麻烦事儿。我手里并没有卢比，也没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找个西联汇款的门店，电汇给他相等数额的美金。疫情期间，很多金融机构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在我居住的美国小城，根本就没有西联汇款。而库玛只会使用微信的通讯功能，并不懂如何使用微信钱包，更遑论绑定银行账户了。

几经周折，求助了几位朋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通过国内朋友在新德里的生意伙伴，我把人民币通过微信转账给他，他再通过Googlepay将卢比转给库玛。

廷库的情况则又不同。他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他舅舅的珠宝公司里帮工，没有家庭负担，自己吃饱全家不饿。几年前，我陪一位国内的珠宝商朋友去拜访他舅舅的公司，在那里认识了廷库。他英文很棒，为人热情通达，也乐于助人。去年，我和国内朋友去参观印度最大的珠宝展览，都是由廷库安排的行程和各种证件手续。

疫情初期，廷库是最常在微信上对我嘘寒问暖的印度朋友。他总是以他那乐观积极的心态鼓励并安慰居家隔离中的中国朋友。我的朋友都说，廷库这家伙情商超高，将来会是个有所成就的生意人。然而，进入5月后，廷库的情绪明显低沉了下去，在微信上也很少发声了。偶尔，我会问候他一下，他便开始抱怨他舅舅，说公司自3月起就没有发薪水了，即便是他这个外甥也得不到分文。

5月底，印度第四期全国封锁行将结束的时候，廷库终于试探性地问我，能否帮他渡过难关。他需要的数额也不大，并说现在印度的商业已经开始复工，他希望在三个月之内，舅舅公司的生意有所起色，他就能还给我这笔借款。他在当地找到一位专做中国游客生意的旅馆老板，让我直接微信转账人民币到这位老板的账户上，旅馆老板会给他相应的卢比。

“我们的生意离不开中国产品”

6月中旬，由于中印边境地区出现的事态，印度国内随即掀起一股抵制中国产品的浪潮。廷库在微信上告诉我，他不相信印度真的能够抵制中国货，太多的印度商家靠中国商品才能生存。但是，接下来事态似乎并没有平息的意思。6月底，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将封禁59款中国应用，微信也在其中。

起先廷库还挺乐观的，他认为微信不大可能真的封禁，毕竟很多印度商家都是靠这款软件与中国生意伙伴保持联系的。疫情已经让这些商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再断绝他们与中国伙伴的联系，必将在印度国内引发强烈抗议。他说：“即使印度政府将微信从软件商城里下架，我们这些已经安装了微信的用户也不会受影响。”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为了说给我听的，总之，他再三声明，不必担心，“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我一直都会在这里。”

我并非担心借钱给他的事情，我担心的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向何处去。

我曾经问过库玛，印度人到底怎么看中国？他当时的回答颇为特别：“我没法统计每个印度人的看法，但据我的观察，印度的上等人，婆罗门，他们掌握着媒体、知识界和很多政府决策部门，他们以为自己是白人，所以他们的看法比较偏西方；我们这些小商人，吠舍，我们的生意现在都离不开中国的产品，我们更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

按种姓来分啊？这个说法比较新颖。于是我继续问，那另外两个种姓呢？“刹帝利是传统军人和贵族，骑墙派，民意往哪边他们就往哪边；首陀罗和贱民，他们根本就顾不上关心什么中印关系，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7月下旬，库玛又在微信上联系我，说虽然已经复工复产，但生意实在萧条，言下之意，他还想借点钱。还没等他明确提出来，他所在的城市，微信真的被封掉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彻底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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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向廷库发了一条微信，看看他这个“坚信不会封派”是否侥幸逃脱，然而，6天过去了，杳无回音。看到当初借钱给廷库时居中转钱的旅馆老板发了一条朋友圈，凡是用印度手机号注册微信的，如今想发微信，手机界面上会即刻弹出一个信息框，上面的英文写的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现在不能向你提供这项服务。”

库玛、廷库跟我微信失联的这一天，7月24日，印度新冠病毒的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32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了31000。而且，疫情似乎根本没有接近拐点的迹象。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南亚和东南亚问题观察者）

责任编辑：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