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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斯蒂芬·沃尔特：面对中国，美国的进步派和强硬派都错了

近年，美国政坛两极分化变的尤为严重，但几乎所有人似乎都同意中国是个大问题。特朗普当局从上台第一天起就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发生争执，还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大国”和主要战略对手的标签。（如果有助于特朗普总统连任，他本人似乎愿意给北京一张自由通行证，但这只是他自己贪得无厌的表现，而且与政府的其他政策并不一致。）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在2019年开始竞选活动时，可能淡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吃我们午餐”的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竞选过程中的对华调门会变得越来越强硬。

毫不奇怪，强硬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如乔希?霍利（Josh Hawley）和马特?盖兹（Matt Gaetz）也一直在敲警钟，而进步人士和温和派则警告称中美两国间将出现“新冷战”，并呼吁重启对话以管控两国关系。尽管他们的药方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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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讨论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时，他们还都倾向于重拾自己熟悉的套路，将中美冲突归结于对手的内在特点：他们的执政理念、国内制度或某位领导人的个人品性。这种倾向性在美国由来已久：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打败德国军国主义，保护世界民主不受侵害，后来又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而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臭名昭著的“X”文章（《苏联行为的来源》）认为，莫斯科怀有一种无情的内部冲动去进行扩张，这么做是为了找一些外部敌人来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作辩护。他认为绥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选择是遏制苏联，直到其国内制度变的“平和”。

更近的例子是，美国领导人将美国的问题归罪到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鲁莽而又邪恶的野心上，把伊拉克的一众领导人刻画成毫无理性的宗教狂人，这些人仅在其意识形态信仰的驱动下制订外交政策。

在所有这些冲突中，麻烦都来自于这些对手的基本属性，而不是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或国际政治本身固有的竞争属性。

美国对付今日中国也是套用这个思路。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因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推动一种封闭的威权模式来代替民主治理和自由市场经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共产党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开始认为自己必须坚决摧毁西方的思想、民主和价值观。”按照参议员马克?鲁比奥的说法：“中国共产党行使权力有且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巩固党的统治并将党的影响力传播到全世界。……在民族国家、工业产能或是金融一体化等任何一个领域，中国都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避免中美冲突的唯一方法是中国统治者要“改弦更张，回归‘改革开放’和扩大自由的精神”。

按照已故的肯尼斯?沃尔茨（Kenneth Waltz）最初构想的分类，国际关系学者将这些解释分别称之为“单元层次”、“还原论”或“第二形象”等。在这一大类理论中的很多变种全都认为主要是一国的内部特点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被归因于其民主制度、自由价值观或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正如其他国家的行为被认为是源于其本国政权的性质、治国理念、“战略文化”或领导人的个性。

基于国内特点进行解释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看起来是如此的简单和直白：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本应该）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上；相比之下，侵略者之所以表现蛮横，是因为他们的治国理念建立在控制或胁迫的基础上，或者是因为其领导人能够为所欲为不受约束。

聚焦其他国家的内部特点如此诱人，是因为这么做免除了在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负的责任，使我们能够诿过于人。如果我们站在天使的一边，且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合理和正义的原则基础上，那么当麻烦出现时，就一定是因为有坏国家或坏领导人在那里做坏事。这个观点也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搞掉那些坏国家或坏领导人！在面对国际挑战时，妖魔化对手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凝聚共识获取公众支持的方法，而这就需要突出强调那些驱使对手做坏事的内在恶劣品质。

不幸的是，把冲突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对手的国内特点也是危险的。首先，如果冲突主要是由敌对政权的性质造成的，那么唯一能长久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个政权。在涉及到彼此利益的问题上妥协迁就，和谐共存，甚至展开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多被排除在外了，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对手两方将彼此的本性视为一种威胁时，展开一场殊死搏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责任编辑：武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