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任凭“精英教育” 绑架整个教育制度

不能任凭“精英教育” 绑架整个教育制度

作者： 孙行之

看到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烟花公司老板娘顾佳带儿子去学马术时，田雷产生了一丝反感。他觉得，顾佳显然对精英文化缺乏必要的反思。“这位优秀的女士把孩子的运动也看成是一项成功学的培养了。”

话虽如此，四处弥漫的育儿焦虑还是会波及这个10岁男孩的父亲。在他和朋友的聚会中，孩子和房子是被谈起最多的话题。在田雷居住的小区，一个成绩优异的12岁女孩最近升入初中，因为排名下滑而一蹶不振，已经休学，天天在小区里玩滑板，让父母十分焦虑。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带着点感同身受的情绪：“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从现在看未来，接下来的世界很可能会更加动荡不安，谁都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上个月，由这位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译介的新书《娇惯的心灵》出版了。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在为该书写的推荐语中所说：“现在的教育让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处于竞争之中。”在这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里，孩子们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今年以来，发生在国内的中小学生自杀、自残事件已有数十起，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比率也逐年上升。“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通过发生在美国精英大学的故事，《娇惯的心灵》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两位作者，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森纳·海特，从心理习惯的层面入手，指出了三个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以己度人，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认为生活是好人与恶人的战斗。在他们看来，正是弥漫在校园里的这三种错误认知，导致孩子的心灵越来越封闭和脆弱。

过于强调“微侵犯”，

会使人脆弱甚至“社恐”

在两位作者眼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校园是包容多元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立场都能被容纳其间。校园审查的力量主要来自校方，学生则是支持言论自由的生力军。到了2013年前后，情况有些颠倒了。

在哈佛等不少顶尖法学院里，老师已无法对 “强奸”这项罪名进行讲授，因为课程资料可能触发有类似经历的学生的创痛。“在刑法学的课堂上，因讲述某些罪名会触发所谓的创伤回忆就避之唯恐不及，这就太荒谬了，就好像是外科医生说自己会晕血一样。”田雷说。而“西方文学与哲学经典”这门课，收入了荷马、但丁、奥古斯汀、蒙田、伍尔夫等人的作品，旨在处理“有关人类经验的那些最困难的问题”。但2015年，4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联名写文章，要求将许多经典文本从课程材料中删去，因为它们“充斥着以排斥和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和叙事”，其中包括“触发性和冒犯性的材料，在课堂上导致学生身份的边缘化”。有些学生说，讨论这些文本时，情绪会受到极大挑战，它们应被去除，或者教授至少应在讲授这些内容前作警示。学生们的诉求往往会得到满足，可这样精心呵护导致的结果却是，其心灵越来越脆弱，能够容纳的言论尺度越来越小。

50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是美国大学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端之地，可到了2017年，那里的学生却因为言论审查而掀起了一场全国瞩目的暴乱。一些学生团体反对右翼社会活动家米洛·雅诺波鲁斯到学校演讲，后来，抗议发展成“打砸抢”的暴力行动。蒙着面、身穿黑衣的抗议者开始殴打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推倒了一台照明发电机，用烟花射入教学楼并攻击警察、放火，还砸毁了一台自动提款机。这场骚乱的结果是，暴力分子得逞了，演讲被取消，校方没有公开惩罚任何一名当晚在校园里使用暴力的学生。作者认为，发生在伯克利的暴力事件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这件事给抗议者上了重要的一课：暴力管用。在此之后，美国校园暴力抗议事件越来越多。

《娇惯的心灵》里写到了好几桩学生针对校内讲座的抗议事件，越来越多的讲座因为学生的抗议而取消，不同的思想主张也随之被拒之门外。过去几年里，被美国学生团体拒之门外的演讲者中不乏严肃的思考者和政治家，其中包括保守派的政治记者乔治·威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任格里斯汀·拉加尔德、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尔等。

因为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的言论，教授们也动辄得咎，被学生公开揭发甚至围攻。其他教师明知同事无辜，却因怕受攻击而噤声。校领导也软弱无力，不敢保护受攻击的老师。抗议者的诉求总能得到满足，抗议的浪潮也就越来越大。这样的态势造成的结果是，学生脑袋变得僵化，群体的多样性衰减，他们开始将持不同观点的人视为敌人。

作者们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正是过去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将他们视为脆弱的，就会使他们越来越脆弱。另一方面，今天大学课堂内外的很多社科理论方法也在助推这种趋势。比如，“微侵犯”这个词近来正被许多人文社科学者所强调，被运用在一系列性别及种族平等的运动中，它告诉人们要警惕一些不起眼的侵害，只强调被伤害者的感受，不考虑对方是不是在主观上有伤害的意图。田雷认为：“当学生学到这个概念，并戴着这个概念的眼镜来生活时，他们会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侵犯。所以对‘微侵犯’这个词，我主张要慎用。社会交往和集体生活中难免摩擦、冲撞和矛盾，善意对待或一笑了之即可，不然人人都会变成‘社恐’。”

中美国情不同，体制不同，

但家长的焦虑高度相似

接受采访时，田雷已在着手翻译另一本美国学者写的书《寒门子弟上大学》。他把这本书与《娇惯的心灵》以及中文版出版于2017年的《我们的孩子》，视为了解美国教育以及社会变革的“三部曲”。这位专攻美国宪法的法学教授觉得，相比于研究宪法，观察教育能把美国看得更真切。“现在美国的很多事情，已经是原先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的了，反而教育的变化更加贴近社会现实。”

在《我们的孩子》里，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以横跨半个世纪的观察来说明教育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在帕特南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穷人和富人的孩子会在同一个学校上课，同一个街区玩耍，大学入学机会向他们同时敞开；可50年后，阶层上升的通道已经变得十分狭窄，穷人和富人的孩子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他们被分割在两个世界，穷孩子上好大学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帕特南以数据与访谈，无可辩驳地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阶层固化。而《娇惯的心灵》所说的，正是这种阶层板结之后，大学校园里发生的变化。

“《娇惯的心灵》所关注的例子大多发生在精英大学里，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视为帕特南笔下的中产或上层孩子进入大学后所发生的故事。”这群孩子的童年与半个世纪前的孩子们已完全不同。他们从小在督促下学习，很少有时间和同龄人玩。在家庭和学校，他们都受到格外的关照和保护。但缺乏自由玩耍、没有同伴的生活，在作者们看来，会让孩子们失去和风细雨打交道的能力，会更倾向于诉诸官方权力去压制对手。

校园不是封闭的，它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娇惯的心灵》认为，校园中的情绪极化，是与美国社会政治极化、家长的焦虑情绪以及大学的安全主义等因素相关联的。

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揭示的阶层固化，还是《娇惯的心灵》刻画的极化世界，都会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现状。在田雷看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体制各异，但家长的焦虑高度相似，“你去看北京海淀区的家长和纽约上东区的家长，几乎是一样的”。一位居住在上东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母亲，曾将她所经历的“育儿战争”写进《我是个母亲，我需要铂金包》一书中。最近，因为《三十而已》的热播，这本书也随之得到很多关注。书中的故事，正是《三十而已》中顾佳的翻版。

《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的作者都在结尾表达了对未来的乐观，也提出了他们的对策。但田雷认为，相比他们揭示的严峻问题，这些对策看上去都是绵软无力的。随着《娇惯的心灵》上市，田雷又重新回顾了他的这本译作。他说自己很想知道，英文版出版两年以后，作者们对将来会更乐观，还是更悲观。“我想应该是更悲观了，至少在2020年的世界里找不到太乐观的理由。”

第一财经：作者们说，美国校园曾充满自由包容的气氛，现在却有着无处不在的冲突和情绪对立。在你看来，转折点发生在何时？

田雷：从2013年到2017年吧，这4年在美国其实是互联网世代从进入到全面占领大学的4年，数据也表明，在这一阶段，大学生的抑郁、焦虑和自杀率显著抬升。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认为作者们现在可能比《娇惯的心灵》刚出版时更为悲观？

田雷：也许可以这么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让两位作者在今天来写《娇惯的心灵》，他们会更容易，还是更困难？我想是更容易了，因为新材料比比皆是，基本上都印证了作者2018年的判断。比如说，作为一位宪法学教授，我就很同情美国同行、斯坦福大学麦康奈尔教授（Michael McConnell）近期的遭遇，他因为上网课期间，在讲制宪史时给学生们读了一段18世纪的材料，那原始材料里有种族歧视的词，尽管这丝毫不代表麦教授个人观点，随后还是引发了极大的风波。也许往后，在任何表达中，我们都要学会事先做预警宣告或免责声明，因为在“娇惯的心灵”占据网络后，很显然，有时候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啊，这也印证了书里所说的第二种谬误：跟着感觉走，我只要“我觉得”。

第一财经：《娇惯的心灵》提到，玩耍的失落，使孩子们失去了相互协商妥协的能力，但贫民子弟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为什么？

田雷：也许应该结合《我们的孩子》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很显然，家庭出身划出了一道鸿沟，富家子弟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监督下不断学习，穷人家的孩子却不得不放养，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资源，也往往没有时间。在翻译《我们的孩子》时，有一个情节令我印象深刻：帕特南和学生要去采访一位工人和他的儿子，结果采访当天，这位父亲把小女儿也带来了，一问原因才知道，父亲就是想让孩子能见识一下，一位高学历、也有体面工作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显然，他们的生活中接触不到那样的文化，有的只是“乡下人的悲歌”。我最近在翻译的《寒门子弟读大学》也有类似的故事，穷孩子的社交面太有限，即便其中个别幸运的能读到精英大学，仍无所适从，精英学术空间的一切都构成了文化震撼，他们的有钱同学如鱼得水，但他们却寸步难行。其中讲到的一些学生，总让我想起这阵子中文网络上的新概念——“小镇做题家”。说到这里，我想中美之间在教育和社会流动上有不少相似之处，通过翻译这几本书，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不能任由精英教育或者所谓meritocracy的话语来绑架我们的教育制度，这套话语在现实中变成了胜者通吃，为非常残酷的不平等来做掩饰，最终为之买单的是整个社会。美国现在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这40年来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富人胜者通吃，政客推特治国，下层社会的生活秩序几近崩溃。

责任编辑：刘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