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祎：未被理解的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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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祎：未被理解的悲观

来源： 卢泓言

我一直是个悲观者。道理也很简单，当人们不要自律而只渴望自由，那么被科技工具加持的自由会把各种人性缺点放出闸门，吞噬一切。我观察到只有少数人会公开表达类似的观点，周鸿祎是少数之一。去年马斯克发布脑机接口的消息，他在朋友圈说，“人类在坚决摧毁自己的路上越走越快了。”

所以昨天看了周鸿祎跟法律专家同时也是粉丝众多的up主罗翔在互联网安全大会上的对话，我的悲观又深了一点。

周鸿祎再一次阐述了他的悲观逻辑：“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数字孪生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无论整个社会的运转、还是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被数字化。所有的大数据会汇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这时候，个人消费者在强大的技术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罗翔也肯定了这种“现实的悲观”，不过他话头一转也表示了“法律人的乐观”。“因为法治的力量，在本质上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但我认为，如果不为这种乐观注入一种扎实的逻辑，如果只是一种言辞和信仰上的乐观，那么当技术实打实的撕裂一切，法律如何能兵来将挡、庖丁解牛？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现实问题。

当然，周鸿祎所提到的大量的隐私问题是可以在法律之下直接解决的。最初级的，比如刚刚买了车，马上就有人打电话，要不要上保险？刚刚买了房，就有装修公司说，要不要装修？我们在一个APP上买了东西，马上其他APP就冒出来这种东西的广告。

个人数据被厂商掌握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厂商不能利用或者出卖用户的数据。即使你要用，选择权和知情权要交给用户，由立法和严格执法来保证。那些广泛存在的打擦边球的做法，会在全民觉醒以及“严刑峻法”的大势下收手，而360们所做的各种努力比如互联网安全大会ISC，比如跟有诸多粉丝的罗翔的对谈，其实就是在推动“大势”的形成。

更深一步的情况就不同了，比如2016年山东徐玉玉案，一个贫困大学生被骗走9900元学费，伤心猝死。而之所以被骗，是因为行骗者在学校网站上植入木马窃取了她的隐私信息，得知她申请了贫困助学金以及父母家庭信息，以此为由头得到了她的信任。

这一种如果单单靠立法就难以解决，为了利益很多人可以铤而走险，即使死刑也制止不了杀人和贩毒。关键点在于多如牛毛的网站存储了大量的个人的隐私信息，而网站们对于保护这些信息并没有足够的动力，而且单靠自己的薄弱的技术也不可能抵抗住高超的黑客。

这种情况就是周鸿祎说的，作为受害者的老百姓，在技术面前是弱势群体，很多人根本抵抗不了，或者受害了不知道，受害了无法取证，也很难立案。所以，这就要靠顶尖的但也是低成本的技术，把所有人包括执法机构武装起来。

但最难的是第三种情况，周鸿祎的原话是，“马斯克这种半疯半狂的人，还要搞脑机接口，我对这个一直是强烈反对。脑机接口应该限制它的使用，用来帮助一些残障人士，比如让看不见的人可以看见。可是你给所有人都脑机接上，结果是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公司都一览无余。在脑机接上之前，数字孪生复制的还只是你一切的行为，而接上之后，数字孪生覆盖的是一切的起心动念。你想，出现这种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我的理解是，法律面对这种情况可能无效，因为是你自己选择接入，自己选择完全暴露，然后被洗脑和操控，这时你自己已经完全不知道了，或者很享受。而法律只会在你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才会起作用。法律是个工具，需要一个把它拿起来做出抗争的主体，也就是人，而这个人已经被技术绑架了。对了，用脑机接口控制你比用网络游戏或者信息茧房容易1百倍。

当然对于这种情况，安全公司们也可以在大脑里展开攻防，比如告诉你，你的脑机接口获取了一个重要想法，正试图改变你的这个想法，你是否知情？你是否愿意？是否现在切断脑机联接？只是这种事太危险了。在电脑里的攻防可以激烈残酷到把电脑搞瘫，在大脑里的攻防会不会把人搞瘫？

技术会改变人本身，技术会把战场从工具延伸到人体本身，这就是最令人悲观的地方。更令人悲观的是，极少人意识到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将来。

关于法律人所乐观的法律，我想多说两句。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做了一个判决，5票对4票，从此以后美国人或者企业对政治的献金可以无限，而且可以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及金额。理由是这是一种“言论自由”。这被称为“近年来关于第一修正案最为重要的案件”。因为有钱人可以肆无忌惮的用钱收买政客并且帮他们收买选票，而政客们的天平会逐渐的更多的倒向金主而不是平民。据说科赫集团一家的政治献金就超过了共和民主两党的所有运营资金。

斯蒂格利茨开始把美国称为“一美元一票”，桑德斯把这个判决看成是这架国家机器不可避免的堕落的开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

这个事证明了，法律也是人制定的，而人是会出错的。如果人被绑架了还很开心得意，法律能如何？

广义看，三权分立也是一种跟法律类似的制度安排。上面说的是司法，大法官们是代表。下面说行政，代表是总统。克林顿在他8年任期的最后一年，签发了放松金融管制的行政命令，这直接导致了8年后的次贷危机以及经济危机。但这些事已经跟荣休的克林顿总统无关了。跟那几位大法官一样，总统也是会犯错的，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推而远之，代表立法权力的国会和议员们自然也会犯错。

到这里，我们对狭义的法律以及广义的制度安排，还会相当乐观吗？

谜底揭晓，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200年前就说：“我们的政府和宪法只是为有道德、有信仰的人服务和制定的。它完全不适合治理其他类型的人。”

所以周鸿祎和罗翔的交流里有一句共识，“法律不一定是万能的”，但我更倾向于说，“法律一定不是万能的”。

那到了最后，靠什么呢？

罗翔说，“如果要实现天下无诈，靠法律，甚至靠技术，也都不是能够完全实现的。它还是一个内心的笃定，内心的确信。这些东西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道德吗？

周鸿祎说，黑客分好人和坏人，坏人挖到漏洞就去卖，或者直接用来打砸抢，能挣很多钱，可还是有好人，也就是白帽黑客，跟他们作战。只要好人通过作战能挣到体面的钱，就吸引了很多人加入，甚至把坏人变成好人。因为如果能站着把钱挣了，又不用犯罪，人内心的善会被激发出来。

也就是说法律、技术、道德，三者的结合，可能会让安全成为可能，安全是周鸿祎和罗翔共认的底线。尤其，如果没有技术的武装，光有法律和道德就会很脆弱。而这三者背后都是理性这个东西在支撑。

周鸿祎对马斯克的形容是“半疯半狂”，据说他的脑机接口很快就要正式在人身上实验了，潘多拉魔盒就要正式打开了。对此感到悲观而瑟瑟发抖的人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反而会把他当成英雄。

盖茨的评价要更深一步。他说“马斯克的策略定位就是保持高强度的过激言论（Elon‘s positioning is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outrageous comments）。”举两个例子。马斯克不仅仅是疫情期间“要自由”、不要隔离的坚定份子，甚至跟美国地方政府叫板要违抗禁令而开工，不久前还说出了“我们想政变谁就政变谁”这样的霸道，以及“金字塔是外星人造的”这样的神秘意志。

如果说“疯狂”还可能是一个人的本性，是一种随性，那么盖茨就直接否定了这种可能，他暗示第一，马斯克的“随性”不是真的随性，而是一种策略。第二，这种策略会发出过激言论，挑动分裂和狂躁的情绪。

这样会导致什么呢？过激、分裂、狂躁、以及神秘主义的氛围会天然的摧毁人的理性和道德感，这两样东西也就是一直把马斯克叫做“自大狂”的巴菲特和芒格所孜孜以求的，“健全的常识和基本的道德”。只有摧毁了这两样，才能让脑机接口这样的潘多拉魔盒受到最少的阻力，甚至变成一种不假思索的时髦。而马斯克本人几乎有了“道德豁免权”，当众抽大麻、在外面鬼混、连公司退市这种话也敢随便说，却不受指责。这很可怕。

我们刚才说了，法律、技术、道德，三者的结合，才是安全的保障。而道德是最基础的，因为技术会改变人，而道德和理性是抵抗这种改变的内在力量。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好人黑客和安全公司就是天然的道德模范，如果这么说，也是一种绑架。我更认为这是一种人性里的反抗意志。当有人在对人和人性做出伤害时，人类的一部分天然会产生反抗和斗争的意志，于是站到了道德和守护的一边，站到了理性的一边。

这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发的免疫，以及平衡。就像一根磁铁，无论被斩成多少小截，每一截都有自己的南北。

我期望免疫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一点。觉醒来得更早一点。未被理解的悲观，可以被更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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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