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别搞错！“国内大循环”不是封闭“内循环”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重要判断引发了广泛讨论。怎样理解“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一些人宣称的“内循环”吗？如何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image=1}1、侠客岛：5月以来，中央多次提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些人质疑说“国内循环根本支撑不了经济，会带来‘内卷化’”，甚至联想到了“闭关锁国”等等。怎样理解中央提出的这个新发展格局？

刘元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经济低迷、大国冲突日益加剧的宏观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和治理体系正在加速重构。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如何参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新定位，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的发展策略是市场、资源“两头在外”，这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格局，支撑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但现在“两头在外”的思路显然无法延续下去了，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应时而生。

我注意到一些人把“国内大循环”看作是“出口转内销”，甚至是“新型闭关锁国”。这是严重误读，把“国内大循环”简单化了。

要看到，一方面，国内大循环指向“提振内需”，但并不等于把曾经的外需“搬回”国内。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提法侧重在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打破行业壁垒上，目的是让国内经济运行效率提高，这些都需要在开放经济的体系下完成，旨在构建更安全、更有弹性的供需体系。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对好理解一些，因为各国早已在产业链上深度嵌套，谁都不能封闭起来搞发展，因此中国经济仍需进一步开放、内外联动，更好地融入国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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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浦江畔（图源：《南华早报》）

彭文生：我想从经济学概念以及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谈谈这个话题。

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形成经济大循环。国内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可视作国内循环；净出口对应的外需，可归为国际循环。

在我看来，作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包括扩大消费、进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经济几乎将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扩大财政支出、使用低利率或减税政策支持投资这三种增长模式发挥到极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主要靠出口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工资上涨、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单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下降。

之后，中国开始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伴以基建为主的财政支出扩张，这导致房价飞涨、财产性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影子银行、地方债问题不断累积，宏观杠杆率急剧上升。

这都是不可持续的，前面提到的几种增长模式日益举步维艰。今年，百年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带来了巨大冲击。

与“非典”相比，新冠肺炎传染性更强且容易反复，这就意味着在“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即便走向复苏，也面临需求复苏慢于供给复苏的态势。对已经受储蓄过剩困扰的全球经济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这种背景下，对大型经济体而言，依靠贸易顺差化解储蓄过剩是不现实的，更切实的选择就是扩大内需。

以提振内需为核心的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要“封闭”，甚至不是有些人说的封闭“内循环”。封闭运行对经济的真正打击不在于损失需求的量，而在于拖累生产效率。

因此，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恰恰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内，这意味着进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准入的壁垒，推进国企改革、促进竞争中性，通过强化内部竞争提升效率；对外，这需要加大开放力度，通过外部竞争，推动效率提升。

{image=3}2、侠客岛：前不久，我们看到有文章说“任何一个强国，一定是国内大循环的经济占GDP的80%以上，国际循环的经济占20%以内。美国如此，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亦如此”。是这样吗？国内大循环经济占比高，对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而言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具体比例可能未有定论，但这个表述的逻辑是基本成立的。中国必须以内部分工体系的完整畅通作为依托，同时以开放、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方式服务于整体经济循环。

彭文生：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本土化产能裕度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如口罩、防护服等短缺的供给恰恰是应对自然灾害必需品。这促使各国进一步加强对国内大循环的重视。这种动向可能会增加国内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联系，使得全球产业链面临缩短的风险，对所有国家包括中国供给侧的国际循环带来挑战。

疫情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此时提升国内大循环经济占比，是具备合理性的。

3、侠客岛：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人担心，国内的市场规模能否消化庞大外需的向内转移？会不会对国内市场在量价上形成冲击？

刘元春：“国内大循环”不等于“出口转内销”，不是把外需硬搬回国内，因此不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大的冲击。另外，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以来，中国出口格局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市场逐步扩大。此外，国家近两年也一直致力于稳外贸、稳投资、保供应链，内外形成合力，会打牢内需基本盘。

{image=4}4、侠客岛：中央提到要“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虽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一直在扩大，但很多人有现实顾虑，比如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上的负担仍比较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收入不高，疫情也导致失业率提升、中小企业面临巨大冲击。这种情况下，消费能有效提振吗？具体有什么办法？

彭文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关键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工资在分配环节的占比。

以往的增长模式，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百姓的消费潜能：出口拉动的驱动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工人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基建推动型的财政扩张，必然强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占居民的其他消费。

拉动内需的措施，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

短期措施可以降低私人部门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刺激当下的消费、投资。比如，采用临时性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措施，如临时性降低增值税（一年后恢复），以此提升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将会上涨的预期，发放有时效性的非必需品消费券等，这些都能激发当下消费。

中期措施主要着眼于财政、货币政策。两个维度上的导向值得关注：一是横向方面注重结构影响，精准滴灌，引导社会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关键是保民生、保就业；二是纵向方面强调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避免短期需求刺激以加剧中长期失衡为代价。

这两个维度都要求坚持“房住不炒”。扩大内需不能靠拉动房地产需求，因为房价和信用相互促进，短期看起来似乎扩大了内需，但高杠杆风险不可持续。

长期措施方面，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尤其需要限制垄断、鼓励竞争，继续推进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特别是针对疫情冲击的救助，推动增值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转税税负。

{image=5}5、侠客岛：大家都很关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一个现实难题是，中国还在背负既往的发展包袱，同时，新兴产业面临技术压力，尚未形成规模优势。一些人认为，新兴产业尚不足以“挑大梁”，传统基建一段时间内恐怕还是经济发展引擎，房地产刺激经济的办法万不得已时还是得用。对此您怎么看？

刘元春：新的增长引擎系于创新驱动。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在过去10年已经打下了良好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都得到了提升和增强。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不断增多，全球专利研发数目也稳步抬升。只要进一步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破除制度瓶颈，比如打通妨碍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体制上的问题，新一轮改革红利就能显现出来。

但创新驱动必须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一定要靠自己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全面创新、全面改革，将资源真正集聚在基础性研究领域，同时打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以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研发投入，这是很好的产业基础。

此外，我们有超大市场，且有足够韧性，能够培养优质的内生创新路径。虽然这两年我们会经历艰难过程，但这正是摆脱一些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必要关口。在这方面，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要有战略定力，把产业发展规划一步步落实到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必须突破技术崛起的瓶颈，自我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大国经济必然以内需为主体，这是大国发展的一个规律；贸易战、技术战，也是大国博弈的必经之路。

因此，不用对小的时点和波折进行过度解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复兴势必要冲破西方一些国家的封锁打击。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我们的新发展格局真正开创出来。

采写/云中歌

编辑/独孤九段、公子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