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双循环”的关键

作者： 程实 钱智俊 高欣弘

[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7月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比去年同期高3.3个百分点。 ]

“顺风而呼者易为气，因时而行者易为力。”宏观趋势的涌动，离不开时代背景的迭变。放眼当前的全球大变局，两大浪潮正在深刻重塑这个时代。就全球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按下了经济变革的“快进键”，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就中国而言，“双循环”逐步开启，充沛的内需、有效的供给、顺畅的互联将成为发展新格局的核心要素。位于两大浪潮的交汇点，新基建不仅有望在“内循环”中加快供需双升级的步伐，亦将有助于巩固和拓展内外循环的多元纽带。有鉴于此，新基建料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

作用之一：新基建推动“内循环”中的需求升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在于夯实内生需求的韧性，当外需长期低迷之时，内需足以驱动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失业率整体平稳，但结构性失业压力仍然存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7月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比去年同期高3.3个百分点。因此，脱离国民收入的增长，直接通过引导消费扩大内需的逻辑并不牢固，以投资稳定内需才是强化“内循环”的第一步。

相较而言，传统基建虽然能够直接扩大内需、拉动就业，但是此前部分领域已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进一步延续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将会拖累经济运行效率，未来需要更大成本去消化与矫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减速增质”阶段，低质量的需求侧刺激难以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新基建将是兼顾需求侧短期修复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新基建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相比于边际效益明显递减的传统基建，新基建项目的未来空间大、盈利前景好，因此将更易于吸引社会资本长期投入，并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挤出效应”等负向成本，更有力地托底经济与居民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新基建有望通过两大途径，网络化地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一是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二是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不仅能激活在线文娱、网络零售、云服务等线上消费需求，还将以“线上+线下”的新零售形态推动消费升级重心的下沉，多层次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作用之二：新基建加速“内循环”中的供给升级

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设施，中国经济将加快对供给侧的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一方面，“自上而下”，通过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纾解外部高新技术的“卡脖子”风险，对内带动产业链的整体升级。另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培育数字经济产业的土壤，创造新的内生增长点。由此，中国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

具体而言，未来中国“数字化生产”的特征料将表现为：其一，为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其二，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的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其三，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

回顾历史，20世纪初美国创新地形成了“大规模生产”模式，奠定其在高附加值产品上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一举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展望未来，以新基建为跳板，中国也有望发展出适应新时代的“数字化生产”模式，进而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作用之三：新基建缔结内外循环的多元纽带

中国“双循环”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并非“闭关自守”，其关键在于通过向内发力，实现向外突破，巩固和丰富与全球体系的纽带。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向内引入上游的需求和技术，向外提供中低附加值的生产供给，因此与全球体系的纽带过于单一化。

而当下全球民粹主义盛行，叠加疫情影响，各发达国家产业链向内收缩，引导必要产能回流，最先减少或转移的将是对中低附加值产品的需求，进而对上述单一纽带形成了“脱钩”压力。面对这一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亟待以新基建加速产业升级，在更高水平上融入新一轮全球化。

其一，在新基建助推之下，国内供需体系有望加速实现数字化升级，成为全球体系不可或缺的“供给—需求”双中心。同时，伴随这一升级进程，日韩、中国、东南亚的产业搭配格局有望进一步优化，跨境垂直分工体系趋于紧密，以区域一体化护航新一轮全球化。

其二，以新基建作为加速器，中国数字经济的较快发展也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并由此打开国际合作分工的新渠道，加快形成基于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全球化时代。这有助于抵御疫情下传统全球化渠道的衰减，促使更多国家和人群共享全球化机遇，从根本上抑制因机遇分配不均而产生的逆全球化浪潮。

其三，从金融视角看，立足于新基建，中国经济在需求侧、供给侧的数字化升级将产生丰富的结构性机遇和“独角兽”企业，进而吸引全球资本的长趋势流入，补足国内产业资本的缺口。这在与全球分享机遇、强化联系的同时，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加速自身新旧动能切换。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钱智俊系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高欣弘系工银国际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