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我就是出趟诊，到武汉看个病

原标题：张伯礼：我就是出趟诊，到武汉看个病

今年72岁生日，张伯礼是在武汉的医院里度过的。他已到古稀之年，但依然精神矍铄，戴一副方形眼镜，两道浓眉衬出他的精气神。口齿清晰，步伐稳健。

张伯礼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今年2月，他带领团队前往武汉参与抗疫工作。在武汉抗疫的82天里，他采取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截至“休舱”时，564名患者零转重症、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3月10日是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关门大吉”的日子，随着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舱”，张伯礼的抗疫任务也将告一段落。古稀之年的他穿着防护服，接过了队员们递上的鲜花，激动地向他们致谢。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张伯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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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未知的出诊

这是一次未知的出诊。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10点，张伯礼接到通知，将搭乘第二天早上的飞机飞往武汉，参加抗疫工作。

临行前，“要去多久？做什么准备？任务是什么？谁同行？”张伯礼的一连串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武汉情况严重。

在去武汉的飞机上，张伯礼开始做安排。他要求团队成员立刻编纂一个有关新冠肺炎证候的调查表，做成软件装进100台手机里。他要在到达武汉的第一时间把这些手机发给医生，请他们进入病区拍摄舌象照片，进行证候调查。

“一种新出现的疫病，西医关注的是病毒，他们要破解病毒的结构，知道病毒是如何侵入人体的，再研发疫苗和药物。”张伯礼解释，而中医关注的是病毒入体后人会出现什么反应，医生由此辨证论治。

到武汉三个多星期后，张伯礼和团队制作了一张“新冠肺炎病情演变图”，详细描述了该病不同时间轴的实验室指标、症状和中西医治疗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病有了基本的把握，病人来了之后，怎么诊断、治疗、康复有了初步把握。”

经过以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病人病情有了明显改善：生化指标、免疫功能在提升，心肺功能也在逐步改善。“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治疗新冠肺炎证据成链，是真实有效的。”张伯礼说。

武汉很冷，患者们都偎在电热毯上，整个大厅几百人，死气沉沉的。张伯礼就让他们锻炼，打了一套太极拳，病人们也打嗝了，胃也开了，愿意吃饭了，也开始交流了，消除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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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我这回把胆留这儿了”

这不是张伯礼第一次尝试用中药治疗急性传染病。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由南至北蔓延，由于对新型病毒不了解，当时治疗疗效并不明显。

张伯礼一个朋友的亲戚也感染了病毒，朋友和张伯礼商量，能不能试试中药治疗。张伯礼马上联系，让医生把病人的症状传出来，开始研制药方。

让张伯礼没想到的是，接受中药治疗后，病人病情开始好转。相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马上特批中医介入。张伯礼就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指挥部总指挥，他请缨组建了两个独立的中医“红区”（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的别称），用中药配合西药治疗。

张伯礼常说：“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

1948年，张伯礼在天津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值青年的张伯礼来到天津大港的医疗队，当时，医疗队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在这里，张伯礼见到了医疗队用中草药治病救人。张伯礼很受触动，从此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跟着队里的中医学习应诊。

中医药知识体系复杂，张伯礼废寝忘食地学了两年，但因为缺乏系统的学习，总觉得“差点什么”。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张伯礼考上了天津中医学院，才有机会开始正式学习。

30多年来，他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利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仪器，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劝他，他摇摇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为了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连续奋战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

2月16日，张伯礼因劳累过度胆囊旧疾复发，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负责为他诊治的专家也态度坚决：“必须手术！”张伯礼才勉强同意，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19日凌晨，张伯礼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他笑道：“肝胆相照，我这回把胆留这儿了。”

手术之后，麻醉刚过，张伯礼就让秘书给他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还经常要接听医护人员求教的电话。

当时儿子张磊也在武汉参加抗疫工作，想来看他，张伯礼不同意：“我很好，你不用来，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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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和英雄

张伯礼有很多头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但无关学术时，他变成了“老张”。

他爱穿一件灰色的旧夹克，也喜欢在学校门口的煎饼摊买早点。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主治医师戚经天就曾碰到过他。

戚经天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有一次买煎饼，一个老人排在后面，买完煎饼骑上自行车进了校门。张伯礼走后，戚经天才从同学口中得知，那是他们的校长。

面对病人时，他是幽默的“张大夫”。有个病人，每次来复诊，张伯礼都说“见好了，你接着吃药就行。” 有一次复诊赶上病人特别多，张伯礼没说这句话，病人以为自己病情加重了，回去难受了一星期。张伯礼知道后，再见面就马上说“你见好，接着吃药。”病人舒服了，他也舒服了。“跟吃了补药一样。”

他还爱写诗。今年元宵节，他看到武汉大街上灯光明亮，但冷冷清清，没有人迹，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战地灯节》；谷雨那天，又写了一首《谷雨思疫》，表达武汉春意盎然，战役胜利在望；4月8日武汉解封那一天，张伯礼激动睡不着，“我平时睡得可好了，可那天凌晨5点多，我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起床后写了一首《归辞》。

“武汉解封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当时非常兴奋，有一种冲动，似乎不写一首诗不足以疏泄我当时的心情。”张伯礼说。

从武汉回来之后，他的头衔又多了一个：人民英雄。

8月11日，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三人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他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学生说。但张伯礼却有点“不敢当”。

“好多人问我是什么心情。”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英雄是‘高大上’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就出趟诊，到武汉看个病，突然间就变成了英雄？”他表情平静。

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之后，他一气呵成填成了《清平乐·人民才英雄》，他在词中写道：“白甲十万，战疫三月酣。武汉生死皆好汉，数英雄独颜汗。中央经略济生，举国众志成城。中西协和防治，环球凉热彰明。”

（文中部分内容综合自天津中医药大学新闻网、天津日报、上观新闻）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责任编辑：张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