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永乐宫发现近百件蒙元时期道教纸质文物

原标题：山西永乐宫发现近百件蒙元时期道教纸质文物

澎湃新闻获悉，山西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开展永乐宫搬迁资料整理时，发现近百件与永乐宫宗教活动有关的古籍文书。其中的五件蒙古时期道教度戒牒文书和一件或早于同期的刻印道经，弥足珍贵，对研究蒙元时期全真教发展和永乐宫重建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经有关专家评估，被定为馆藏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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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开展永乐宫搬迁资料整理时，发现近百件与永乐宫宗教活动有关的古籍文书。其中的五件蒙古时期道教度戒牒文书和一件或早于同期的刻印道经，弥足珍贵，对研究蒙元时期全真教发展和永乐宫重建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经有关专家评估，被定为馆藏一级文物。其分别为：“元行尚书省断事官付道人张来童执照”（总登记号：YL417）、“元皇帝圣旨普通度戒牒（含封套）付长春宫李真人”（总登记号：YL418）、“元贵由皇帝福荫丘神仙门人通云真人圣旨”（总登记号：YL419）、“元陕西都总管付道士张志洞执照”（总登记号：YL416）、“元行尚书省断事官给太平兴国观保付执照模板”（总登记号：YL420）、“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总登记号：YL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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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尚书省断事官付道人张来童执照”（1244年）、“元陕西都总管付道士张志洞执照”（1245年）、“元贵由皇帝福荫丘神仙门人通云真人圣旨”（1248年）分别是元代道士张来童、张志洞和于善庆在各地区之间通行的身份证明，三张执照的颁发时间在公元1244至1248年之间，行文风格亦颇为相似，均先引述朝廷批准宗教人员活动的圣旨，再叙述通行事由和持照人履历，最后由保人和签发机构画押。

其中，张来童来自涿州定兴孙陈家庄众仙观，持照时只有十八岁，执照说明了他的年龄、职务、籍贯、师承，由陕西终南上清太平宫的道士王德光为他的往来通行作保；张志洞来自陕西终南重阳宫，持照时二十九岁，由终南重阳宫的知宫张志祐作保为他出具了这份执照；于善庆持照时已是全真教另一祖庭终南重阳宫的主持，属于地位较高的全真道士，因此他的执照直接由皇帝颁行，给予他在各地之间通行无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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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尚书省断事官给太平兴国观保付执照模板”（1244年），是山西平遥太平兴国观的道士刘志晏为道众出具通行执照的抄写模板，其行文格式皆与其他执照一致，但未填写持照人履历，或许也可将其视为一件未指定持有人的通行执照。通过对这几份通行执照的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元代对各阶层道士通行往来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永乐宫修建早期与全真教各宫观之间的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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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皇帝圣旨普通度戒牒（含封套）付长春宫李真人”（1248年），表明元代全真教须经圣旨批准后才可度戒信众，反映了元代的统治阶级对宗教严格的管理制度。而永乐宫得以保存这件颁授给全真教第四任掌教李真常的度戒牒，也凸显了全真教高层对永乐宫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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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这卷经书只存下半卷，发现时为麻纸包裹，纸上题字：“此经残卷出于重阳殿屋脊西大吻之内”。与经书一同发现的还有一个杨木卷轴，推测为经书装帧所用的卷轴。可惜由于迁建时未保存关于纸质文物保存原始状态的文字和图像记录，相关的经手人员又已离世，导致其在重阳殿鸱吻中的存放状态无法追溯。通过经书残存文字的初步解读和辨析，发现经书末尾留有主持永乐宫营建工程的潘德冲、完颜志古、韩志元等人撰写的题记，题记中说明了这卷经书是“案在兽中”，可惜纪年部分的文字已剥蚀。

重阳殿主体完工于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之前，其经卷在大殿主体竣工之前被放置于鸱吻之内，其宗教意义十分明显。此卷残经的版式与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太清风露经》（宋德方等刻道藏本）较为相似，可能与宋德方主持刻印的《玄都道藏》有密切的关系。

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是蒙元时期全真教派在皇家支持下，在吕洞宾家乡重建的一座大型道观，为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因地处永乐镇，俗称永乐宫，1958年因三门峡水库修建，为避免淹没被整体搬迁到今址加以保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元代重建碑刻记载，永乐宫三大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完工于1262年之前。上述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深入研究蒙元时期道教尤其是全真教传道、布教及斋醮制度提供了丰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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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