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亿欠薪终到账：毕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背后

9月10日，教师节当天，贵州省毕节大方县近万名老师被拖欠的薪资陆续到账。4.7亿被拖欠的工资背后，是大方县难以成功的脱贫路。

记者|刘畅

摄影|刘有志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多理解”

贵州毕节的大方县扎在黔西北的深山里。从北京出发，每天只有一班清晨的航班直达毕节，三个小时的旅程后，迎接来客的机场比一个县城的火车站大不了多少，却四下荒芜。大方县城距机场有30余公里，曲折的山路却要走一个多小时，临近县城，山势单调的起伏，才豁然被棱角分明的混凝土大楼取代。

走进一幢28层的楼房，经过楼门旁未建完的水泥黑洞里的米粉馆，从四周拼着木板、木板上贴满装修电话和“电梯困人救援提示”的电梯出来，钟志掏出别在裤腰带上的钥匙，推开门，进入他五年前买的新家，一套还没有装修的毛坯房。

“80多平方米的房子，好歹使用面积还有60多平方米。”清瘦、鬓角见白的钟志穿着朴素，拿出卷尺，在空荡荡的水泥框架内丈量着房间的长宽，谋划着装修后的模样。年过不惑的他是贵州毕节市大方县的一名乡村教师，如今工作20余年，仍住在亲戚的旧房子里，每天在乡村和县城之间往返。这套毛坯房，是他到县城生活以来买的第一套房子。

钟志的新房邻近县城中心，与城里最繁华的迎宾大道只相隔一个路口。小区周围是学校和工地，楼宇层次林立。太阳落山后，这些建筑物组成一层层黑色剪影，零星人家的灯火是上面斑驳的色块。对钟志而言，有机会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光点，本是个意外之喜。2015年，这个小区的开发商给全县的公务员和教师群体优惠，每平方米优惠300多块钱，首付只需要交1万块钱。本来已经没有名额，有一个老师放弃，钟志才搭上“末班车”，买下20多万元的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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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县当地曾经的工地如今成了废品收购站

买房耗光了钟志一家的积蓄，还贷了20多万元的款，每个月要还3000多块。钟志夫妻两人都来自农村，平时只有一人工作，算上一个月1000多元的住房公积金，钟志每个月工资大约六七千块，勉强还能应付，但“贷款装修需要十几万，不知什么时候能拿得出来”。

更大的麻烦从2017年开始。先是住房公积金无法按月打到卡里，要么三个月一起发，要么半年一起发。2018年10月后，钟志发现再没有公积金入账。不仅如此，自2018年3月以来，每月的生活补助不见着落，就连工资也不能按时到账。近两年，钟志的工资卡换了三次。这一年多来，工资发放从每月15日延迟到每月月底。而2019年以来的医疗保险，他自己的部分照缴，到医院却被告知医保账户里已经没有钱。原本应在今年年初发放的2019年度的年终奖也都没有兑现。

“全县教师不到1万人，最少的被欠了1万多元，最多的被欠了五六万。”钟志对本刊记者说。他有高级职称，工作年头长，是被欠薪最多的一批人，每个月所有消失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为了还清贷款，应付家庭开支，钟志的妻子也不得不寻找挣钱的办法，在网上开店卖一些日用品，林林总总一个月挣一两千块钱，但家里日子总也喘不上气，“每月拿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还钱，还完就没剩几个钱了，只能再借钱过日子”。

这样“青黄不接”的日子持续到2020年6月，学校开学，被拖欠的工资仍没有音信，老师们都坐不住了。他们发现，不仅教师群体的绩效工资被克扣，其他部门公务员的绩效也拿不到手。他们找教育局讨要说法，得到的答复是：“财政现在没钱，要多理解政府。”

带动不起来的产业

大方县财政一直缺钱。身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县城，一直没有找到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的渠道。在1992年时，因为县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大方县被纳入国家级贫困县。此后的20多年里，大方县尝试了无数条脱贫之路，都难以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当钟志在2015年以1万块钱的首付买下期房时，原本指望带动大方县的两个经济引擎已露败象。

一个引擎是房地产。自2013年开始是大方县房地产发展的高峰期。据财政报告显示，相比2012年，县政府卖地的收入在2013年增长了5亿多元。“北上广深的地要上千万元一亩，贵阳的地要600万元一亩，这里的地只要100万元一亩。一两千万元的资金，在大城市只够盖一栋楼，这里能盖个楼盘。”一位当地的投资人黎辉对本刊记者说。因此，2013、2014年间，全国各地有7家房地产企业进驻大方县。

但地价便宜的另一面，是购买力的不足，房地产的引擎并不能真的发动起来。根据《大方县明确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文件，在钟志买房的年份，全县城镇人口的预期年收入是两万多元，农村人口则为7000多元，难以承受县城里的房价。一旦无人买房，或是贷款收紧，资金链断裂，开发商留给县城的风景，便是随处可见的烂尾楼。钟志家所在的小区也是其一。小区一共有五栋楼，有两栋完全烂尾，脚手架未拆，楼边贴着“居民自筹资金修建电梯”的告示。有三栋能住人，都有严重的水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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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烂尾楼遍地，工地中的电焊声仍不绝于耳

房地产没能拯救这座县城，同时在县城西郊投建的循环经济产业园也没有成功。2012年，大方县“向山要地”“削峰填谷”，削掉50余座山、丘陵，填平30多处凹地，在县城西郊建设省级的经济开发区，面积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占地35.5平方公里，其中规划了电力、建材、化工等产业。

“一个产品的上游原料在江浙，销售的客户群体也在江浙，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组装呢？”黎辉对本刊记者说，来此投资，当地的政策优惠和便宜的人工成本远抵不过往来的运费。产业园难以为继。本刊记者看到，如今产业园的入口处是所学校，原本是一个家具厂的厂房。园区内偶有腾起的黑烟，是工人在烧垃圾。毗邻国道的巨大厂房内，不曾建起生产线，被筛沙土的工人“占领”。

高标准的脱贫“决战”

“贫困”是一顶大方县必须要摘掉的帽子。2016年，国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十三五”时期，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大方县，也在这段时间迎来了“全面脱贫”的决胜时期。2017年，全县公共预算支出中涉及扶贫的基建部分随之飙升，当年的城乡公共建设支出是前一年的5倍，多了2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则是前一年的19倍，多了1.5亿元。

“扶贫项目的工期催得很紧，政府部门的人几乎天天催。原本一到两年的工程，一年多就赶完了。”当地的包工头王亮对本刊记者说。2017年，他经朋友介绍，承包了县里六个村的引水进户项目——“有些村饮地下水，则需要先用泵把水引到山顶，再由高处引进村，水管都要切割好再运进山，几乎每天加班到夜里12点。”

修路更是脱贫“决战”的重要战场。贵州省开展了“组组通”公路三年大决战，全省准备在2017年至2019年间投资388亿元，硬化9.7万公里通组公路。具体到大方县，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共建成“组组通”公路157.77公里，撤并建制村硬化路175.3公里，改造县乡道路20.88公里。为此，许多基建工程业以外的人都参与进去。原本专职做室内装修的包工头陈军便是其中之一，他在2017年承包了一公里“组组通”公路。

公路的高规格给陈军带来最深的印象。他记得，那条路原本是一条数年前花费十几万元修的“毛路”，路面10米宽，土路上面铺了些石子，陈军接下工程时，这条路尚完好无损。按照《贵州省农村“组组通”公路三年大决战实施方案》中的规定，修路标准是“原则上，路面宽度不得小于3.5米，路面厚度不得小于15厘米，混凝土强度不得低于C25”，但大方县当地政府部门和陈军签订的修路合同中，却要求厚度要达到17厘米至18厘米，验收时又将混凝土强度提高到C30。

按照高标准翻修一条原本完好的村路背后，是地方政府一再被拓宽的资金缺口。工程完工后，王亮没拿到工程款。他和政府部门签了1300万元的工程合同，只分批拿到300万，剩下的1000万几乎全是自己垫付的材料费，至今没有报销。因为还不上购买材料的贷款，王亮已被列入失信名单。10天前听说国家拨下工程款，他赶紧拿着发票去政府部门报销，又被告知没钱，“那些钱已被挪走应急”。

肉牛产业的失败

只有自身造血才可能慢慢还清债务。2015年年底，来到大方县扶贫的恒大集团看起来是大搞基建的大方县最大的希望。他们与大方县签约，计划3年定向捐赠30亿元，整体帮扶大方县389个村，帮助当时总人口110万、贫困人口18万的大方县脱贫。

“毕节的飞雄机场建起来后，落过最大的飞机就是许主席的。当时县政府派了几十个官员，配合恒大的工作。”当地人对恒大集团的到来记忆犹新。他们抽调了287人的扶贫团队，带领3000多人的建设队伍常驻当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扶贫方案，核心是产业扶贫——把在山里居住的贫困户搬到新建的恒大新村或奢香古镇中；在恒大新村周围建蔬菜、肉牛、中药材、经果林等产业化基地。

肉牛产业是恒大留给大方县最为显眼的产业，养殖基地的蓝色牛棚在乡间随处可见。按照最初的规划，恒大要将大方县打造成毕节市最大的安格斯优质肉牛大县。他们出资购买怀孕的母牛，放在自建的6所扶贫牛超市里，培训贫困户养牛技能，并提供免息贷款1万块钱，让贫困户用这笔钱入股合作社买牛，又为贫困户养的牛买保险，并引进收购肉牛的下游龙头企业。贫困户养一头母牛，政府补贴1000元草料费，生一头小牛，恒大再奖励1000元，售卖长大后的牛犊又可以分红。由此还掉贷款，获得收益，实现脱贫。

听起来是相当完美的脱贫计划，但实际操作中却不尽如人意。朱俊也是大方县发展肉牛业的参与者之一，他是一家东北养牛企业的老总，在全国有20多家分公司。2018年大方县政府把他请来，不仅免税，还免费为他提供3000亩的草料地，请他将其中两所扶贫牛超市改为“托牛所”。“很多贫困户养的各种‘老幼病残’的牛都被送了回来，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养牛的条件。”朱俊对本刊记者说，“养牛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不同品种的牛，喂的饲料配比都有讲究。但这里引进的牛，品种五花八门，简单的培训根本不足以应对养牛中的种种问题。农民把牛买回去，有些养在阴冷、潮湿、狭窄的地窖里，简直是‘牛监狱’，肾衰、早产、流产的情况比比皆是。”

朱俊管理的两所扶贫牛超市，其中一所在距离县城约40分钟车程的山里，有6万多平方米，如今养着200多头牛。在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合同中，朱俊原本是要养500头母牛和500头育肥牛，用售卖育肥牛的钱补贴养母牛的成本。进到县里，却成了全县病牛的归宿，计划收上1000头，目前有421头。“其他四个扶贫牛超市，有一个已经卖掉所有牛后关闭了，另外三个也成了引进的下游企业自己的育肥场，与当地村民无关，失去了原本的价值。”

目前，恒大留给大方县最惹眼的扶贫成果是奢香古镇。这是一处占地1500余亩的山里搬迁居民安置点，恒大集团在大方县三年间投资7.1亿元建成。古镇本身就是个4A级景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梯田，种满四季花卉。临街则是游乐广场，每晚广场上挤满摆摊的商贩，成为除奢香大道与迎宾大道交叉处之外，县城里最热闹的所在。围绕着奢香古镇，有幼儿园、学校、敬老院，也有一排排五层的居民楼，都是古雅的风格，里面住着1.2万多户从山里搬迁出来的贫困户。某种程度上，奢香古镇也成为2019年4月大方县脱贫摘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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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奢香古镇外成了游乐场，一对母子在旋转木马前休息

但对搬进奢香古镇的山民们来说，贫困的阴影没有因为居所的体面而离开他们。刘清在2018年搬进古镇，他以前住在山里，一家六口挤在40平方米的房子里，家徒四壁。按照每人20平方米的标准，他和妻子与四个孩子住进奢香古镇里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也有了些家具。但他家庭的实际收入并没有什么改变。妻子身体不好，无法工作，刘清在县城里做钢筋工，一年挣两三万元，四个孩子有三个上高中，每年学费就要3万元左右，虽然贫困生补助可以减免两三千元，他仍要借钱供孩子上学。对刘清来说，住进古镇的生活条件更体面了，但生活成本也提高不少。

和刘清一起从村里搬来的30多户居民，与他的境况类似。青壮年大多在城里的工地上，挣着差不多的钱，因孩子多无法脱离贫困。同样困难的是地方裹足不前的税收。大方县的财政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后，县税收始终在四五亿元之间。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从2015年的不到40亿元，涨到了2019年的62亿多元。即便有国家对贫困县的拨款补助填补缺口，大方县的财政仍然是入不敷出。

据天眼查显示，大方县财政局在当地实际控制的公司有145家，大部分为城建、投资类公司，负责与工程企业签订承包基建的合同。它们近些年频频发生纠纷。甚至，其中的大方县顺德城镇建设和投资有限公司因与县城的地产公司一同拖欠工程款7000余万元，逾期不还，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定为失信公司。这些城投公司和融资平台所欠的债务，以克扣贫困补助、工资拖欠等方式，与当地学生、教师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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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广场外，一侧是烂尾的楼盘，一侧是嬉戏的儿童

“周转资金池”

如今，大方县城里白天唯一总排着长队的地方，是奢香大道上的乌蒙供销社。绿底白字的“乌蒙信用合作”“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招牌挂在门口，门外有一个红色的岗亭，供在外面排队的人遮阳。公开资料显示，大方县乌蒙供销社成立于2019年5月，大方县财政局实际控股达70%，而其中的董事长、董事、法人代表、监事都在县国资办或县财政局任职。供销社的原则是，“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首先是办卡成为社员，存在里面的钱会用于‘三农建设’，而存的钱有可能获得一定收益，也可能会亏损，社员要自负盈亏。”乌蒙供销社的董事对本刊记者说。

钟志今年5月才得知这个供销社，当时他和老师们被告知，需要统计老师身份证并盖手印，花50块钱在供销社开户，开户后才能在供销社领取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的农村教师补贴。而老师们通过小程序查询，发现卡内有存款，但均显示“无限期”——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取的意思。

今年6月中旬开学以后，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开会接到通知，教师要获得上一年拖欠的绩效工资，需按应得资金的2.5倍存入乌蒙供销社一年。存入后才可以收到2019年的绩效工资。更令他们愤怒的是，上级声称，如果拿不出钱，可以向指定银行借消费贷，将贷款存入乌蒙供销社。钟志见到有老师签署了承诺书，承诺因为不参与转贷存款领不到绩效工资，但却不会责怪单位和个人，也不会向任何部门反映和上访。他也见到有老师贷款存入了供销社，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工资，“但供销社会把钱用到哪里，是否有风险，都不知道”。

不仅是老师，学生也成为乌蒙供销社的“强制社员”。三周前，钟志所在学校的贫困生到这里领取2020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全县这样的困难学生有4.2万多人。“贫困补助有250元，学生只能领取200元，被扣掉的50元说是办卡费。”

经国办督查室查明，截至2020年8月20日，乌蒙供销社共有社员7.56万人，其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比例达到56%，主要都是因发放困难补助而被动入社成为“股东”的中小学生。存到里面的钱中，98.6%被调剂到大方县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使用，成为县政府财政的“周转资金池”，只有不到1%的资金直接调剂使用于农户。

而经国办督查室查明，老师们的工资补贴自2015年起便开始被拖欠，截至今年8月20日，共计拖欠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共4.7亿多元。如今，绩效工资、津贴和五险一金陆续到账。被拖欠工程款，被银行列入黑名单的包工头们仍在等待。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7期，文中人物皆化名）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