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拉大贫富差距：防止社会撕裂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疫情拉大贫富差距，防止社会撕裂，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宏观政策应防患于未然，更惠及低收入群体，在个体、企业、行业等多个层面综合发力，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振内需，构建国内经济良性循环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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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Unsplash

文|《财经》记者 张明丽

编辑|王延春

疫情之前，四五线城市的消费在升级，但一线城市消费乏力。疫情之后，一线城市人均消费还在增长，四五线城市（包括农村）的人均消费在快速下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情况不如高收入人群的趋势引起业内人士关注。

“新冠肺炎大流行加剧全球财富不均情况，没有社会安全网的穷国人民受到最大打击，发达国家央行买债刺激经济则对富人有利。” 7月2日，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公开表示。

8月20日，马尔帕斯再发警告称，新冠肺炎疫情或令1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根据5月世界银行的预估，这一数字为6000万人。马尔帕斯说，如果疫情恶化或持续下去，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属于外来冲击，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外来冲击对贫富差距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同。一般来讲，经济会率先受影响。一些国家在出现金融危机后贫富差距可能缩小，因为企业老板、金融机构投资者等高收入群体受挫更严重。“但就中国而言，疫情之下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性则更大。” 李实说。

京东数科研究院院长沈建光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近十年第一次出现农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的情况，这值得关注。”

此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缩小态势。《财经》记者通过梳理公开数据发现，自2010年以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速。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14.9%、11.3%、10.3%；自1989年来首次全面反超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速。2011年，三者增长率分别为17.9%、14.1%、9.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态势进一步显现。2019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增长9.6%，比上年加快0.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增长7.9%，加快0.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2.69缩小至2.64。

然而疫情之后，这一态势有所变化，这一变化是否成为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跟踪观察。

沈建光对《财经》记者表示，疫情之下贫富差距扩大，一方面将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带来较大挑战。尽管当前复工复产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准，但较之工业生产、投资等重要经济指标的反弹，居民消费反弹仍然缓慢，分析京东线上消费的大数据发现：目前制约消费反弹回暖的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复苏程度远低于高收入群体。

“毋庸置疑，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一定社会风险”，李实说，中国还没出现西方国家的严重社会冲突，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居民收入增幅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为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不及高收入群体，“但大家收入都在增长，因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不会那么强烈。”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一定风险及不确定性，如果经济增长下滑，收入差距带来的风险就会集中显现。“欧洲每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2%的较低水准，此时如果大部分经济增长成果被高收入群体拿走，社会不满情绪就会迅速上升。”李实表示，一旦社会差距转化为财富差距，人群分化为穷人和富人，不同收入群体及社会阶层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观念及世界观。利益格局形成后，再改变会十分困难。“防患于未然，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

四五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对调

尽管宏观数据显示四五线城市居民消费在增长，客源增速也高于一二线城市，但沈建光认为，这是由于四五线城市客源在增加，而非个体收入上升，实际上，用大数据分析得知：四五线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在下降。

“这与疫情之前情况相反。”沈建光表示，疫情之前，四五线城市的消费在升级，但一线城市消费乏力。疫情之后，一线城市人均消费还在增长，四五线城市（包括农村）的人均消费在快速下跌。

从人口迁移趋势可以看出四五线城市客源增加原因及人口收入降低现状。京东物流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不少人收货地址从一线城市转移至四五线城市，其中超过50%为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疫情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低收入群体就业受冲击明显。”沈建光对《财经》记者表示，餐饮、酒店、家政、维修、影院等高接触性服务业受影响最大，不少企业倒闭、停业，而这恰恰是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集中的就业岗位。疫情之后，他们可能会继续留在农村，相较于一线城市，这部分人的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

沈建光分析，疫情之下贫富差距扩大还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疫情下中小企业运行困难，京东数科研究院对万家上市企业的经营数据研究显示，疫情最严重的一季度，A股民营上市公司净利润下降30%，营收下降10%，广大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更大，使得降薪、绩效工资下滑以及隐性失业的现象大量存在。

二是线上化程度高的行业受冲击小，但主要是高收入群体从事的行业。疫情之下，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远程医疗、线上生鲜销售等新模式对冲疫情作用明显。分行业来看，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线上化程度更高，这些行业往往是高收入群体集中的行业。

贫富差距扩大影响国内大循环

数月来，中央多次重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李实表示，以往国内循环过度依赖投资和对外贸易，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是短板，打通国内循环，就要提振内需、促进消费、注重公平分配，有消费才有内需，继而拉动投资，促进国内市场做大做强，构建国内经济良性循环新格局。

李实认为，中低收入群体可根据收入水平再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刚脱贫或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据测算，中国还有3亿多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他们的消费率接近10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0%，意味着要靠借债消费。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刺激消费。

另一类月收入在1000元-3000元之间，在中国大约有5亿-6亿人。他们的消费率大概在60%-80%之间，具有潜在消费能力，但实际消费可能低于预期。一则因为购房、教育等刚性储蓄很难转化为消费；二则养老、医疗等现实问题也会“逼迫”家庭选择储蓄。“除非政策调整，政府承担更多养老负担，他们可能会调整储蓄行为，减少储蓄。”李实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消费还应做更多研究，更要观察哪些群体还有消费潜力，政策的制定也应该更能针对特殊群体。

具体提高收入上，李实认为，疫情期间对困难群体提供救助属于救急之策，而从长期来看应从宏观政策层面考虑问题。具体而言，首先要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基础上做出调整，尽可能多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相应减少政府、企业和资本收入。其次要调整个人收入分配关系，例如适当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以及给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提高他们的收入，以此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是关键，行政管理支出、投资项目支出可以适度减少；民生福利、公共服务支出可以提高，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们自然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沈建光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是双循环格局的必然要求。双循环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中，供需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企业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剧，成为困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而这些在居民端的体现便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未来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缓解结构性失衡，是立足双循环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宏观政策托底补救

在“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与国内经济大循环”月度研判会上，李实提出，如果中低收入阶层消费上不去，会影响全社会消费，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恶性循环：消费水平低导致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增长缓慢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

如何对冲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深远影响？如何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

李实认为，初次分配方面，要尽可能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要素市场是否完善、各种生产要素能否形成公平合理有竞争性的机制，会对初次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严重的问题，例如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迟迟不能市民化，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带来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且迄今为止资本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大资本与小资本受到不同的对待，享有不同的政策优惠，获得不同的收益率，土地市场更是不堪一提。如果生产要素市场没有得到有效的发育和发展，分配关系、要素报酬的决定机制就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进而出现分配结果不合理、分配机制扭曲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扩大收入差距，也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再分配方面，应进一步强化政府作用。过去受发展阶段限制，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作用不大。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政府职能应予以强化。一是通过税收手段；二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更大力度的收入再分配，从而缩小收入差距，例如低保、社会救济、对特殊人群的现金补贴等。“近几年，中国在分配制度上有所改善，但还远远不够。之后我们可能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相应的再分配政策还没跟上。”李实说。

沈建光认为，考虑到低收入群体受到疫情冲击更大，接下来政策应更大程度倾斜这类群体。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脱贫攻坚、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落实房住不炒、加大反腐力度等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工作。具体来看，“十九大”以来，中国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一系列安排，2019年全国110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连续七年脱贫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财政支持增速较快，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超过1200亿元，同比增长近20%；此外，针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中央近年来坚持房住不炒措施，也有助于降低财富效应下的收入差距扩大。展望未来，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与改进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助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生存压力，提高财产性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针对疫情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他建议，短期来看，宏观政策可以在个体、企业、行业三个层面综合发力；并集中发力于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等，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振内需。

从个体层面来看，应精准识别贫困群体，通过“就业扶贫”与“消费扶贫”联动效应确保“脱真贫”、“不返贫”，达成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应加大就业扶贫力度，针对疫情冲击下城市就业机会锐减而返乡的群体提供就地就业机会，打通工作堵点；加快完善社会安全网，支持农民工技能教育培训，提升就业核心力；建立消费扶贫协作机制，鼓励地方政府、线上平台、贫困农户三方协作，疏通贫困地区农产品供销关系、提升商贸流动效率；动态监测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户，对易返贫人群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加大援企稳岗扶持力度，落实纾困惠企的产业扶贫政策以确保产业扶贫取得实效，稳定低收入群体就业基本面。以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作为稳内需、稳消费的重要抓手，积极发挥龙头企业产业引领作用，并培育能够带动低收入群体增收的市场主体；持续落实定点帮扶政策，如减免、降低或延期支付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等；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强调货币政策稳定市场流动性与降低实体企业成本，金融信贷政策做好拨备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财政政策兼顾企业减负与加大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的平衡。

从行业层面来看，应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让更广泛行业享受技术红利。疫情之下危与机共生并存，疫情为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冲击的同时，也为培育产业数字化的经济新业态提供了广阔空间。未来应大力鼓励和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发展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的商业模式助力更多行业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应注重激发数据要素流通，通过数据资源安全共享开放，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方式；同时，应加大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促进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基本民生。

李实表示，国际社会提倡“包容性发展”，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让低收入群体也能参与发展过程、分享发展成果。在这样的理念引领下，国家出台宏观政策应尽可能考虑可能对低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造成的影响。例如，正像很多国家投资之前，要做环保评估一样，国家在实施一些新的宏观政策或调整现有政策，如调整银行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行大型项目投资之前，也要考虑这些政策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惠及低收入群体，是否会对他们产生伤害，也需要做这方面的评估。如果高铁建成后只对富裕者有好处，忽略了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那么项目本身是否要实施，要打一个问号。因此，我们也要引进相应的评估手段，对宏观政策和公共投资项目在惠及面上进行合理评估，让它们更能惠及低收入群体。

（实习生龚文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陈志杰